在融合中对话,在积累中寻求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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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两场大型民族器乐协奏音乐会，被称为中央音乐学院院庆55周年系列音乐会中的“姊妹篇”，这两场音乐会不论体裁还是其表现的音乐内涵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场音乐会都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民族乐团演奏，其中一场名为“龙魂华韵”，12月9日由王甫建指挥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另一场则是以演出的4首作品――《春秋》、《神曲》、《图腾》、《唤凤》为名，由刘沙指挥，12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演出。王建华、戴亚、张强、严洁敏、兰维薇、袁非凡、杨雪、石海滨等8位中青年民乐演奏家娴熟的技巧、精湛的艺术处理以及和乐队完美的融合，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场音乐会演出的8部作品中都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背景创作的。9日演出的四部作品分别是史付红的打击乐协奏曲《对话》、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谭盾的胡琴协奏曲《火祭》、刘长远的琵琶协奏曲《戏弹》；17日演出的则是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李滨扬的二胡协奏曲《图腾》、秦文琛的唢呐协奏曲《唤凤》。

这8部音乐作品都极力探索拓展民族乐器的表现力，尝试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的完美融合。在创作中如何将民族乐器、传统音乐素材以西方现代音乐创作技法作为载体表现，将理性与感性加以平衡和融合是作曲家面临的一大挑战。作品都体现着这种思维融合后的硕果。如：竹笛协奏《愁空山》中对于民族乐器笛子、胡琴、排箫等乐器的音色及技巧发挥；《图腾》中采取单一乐章的结构，围绕“re、la”两音循环做上下五度发展，以非旋律性的因素作为整首的主导。这些作品都展现出不乏新意的技术技巧，同时更深刻地体现了创作者在作品中着力表现的思想、情绪、境界与内涵。

在欣赏这些作品的同时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创作的思维趋向，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结合的美学思考。如：《对话》中将大鼓奏出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八板”素材同古希腊塞基洛斯墓志铭音乐旋律相结合，体现出作曲家想要表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白”；《戏弹》通过三个乐章富有人生哲理的小标题，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的理解；《火祭》中借鉴了中国传统祭祀音乐、宫廷坐立部伎的形式，运用不同乐器组间音色的对比表达作曲家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的追思和对于“战争之灵的基点、对人类和平的祈祷和企盼”；《春秋》则借中国古代这一“百家争鸣”时期之名，表达作曲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追溯之情。

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都有着极其深厚的西方音乐基础，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又对中国音乐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历史责任感。使作品有更深的感染力和亲和力，它们中的大部分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我们在叹服开创美国专业音乐新纪元的作曲家格什温，或是匈牙利新音乐之父巴托克在思维和创作上完美的融合西方与本民族音乐文化之时，是否也在研究和思考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有朝一日幸而降生这一等级的，能够代表本民族而君临世界乐坛上空的巨星”这个我们老一辈音乐家的夙愿何日得偿？就此而言，相比国外大师“民族化”作品，这些作品还有很大距离。

这些作品中的传统成分到底有几分？民乐创作是否仅仅限于乐器、音色的使用和简单的形态模仿？对于西方现代技法的使用是否也有理解上的偏颇？许多问题还值得我们思考。因而，民乐在创作技法和创作思维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也需要研究者给予如何运用现代技法创作民乐作品的理论研究更多关注。在融合中对话，在积累中寻求新路应该是最为科学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