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中国经济正在周期性恢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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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经济回暖在相当程度上是周期性因素所带来的短期现象，不能说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到位，也不能说已经迎来了拐点。
作为华尔街通讯社所评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之一，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李稻葵，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屡屡成真。
“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测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在6.79%左右，这一数字是否也符合您的预判？”借第六届武汉城市发展论坛召开之际，《支点》记者向李稻葵抛出这一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处在周期性恢复中，我预测一季度GDP将会比去年第四季度的6.8%更高。”李稻葵说。果不其然，十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一季度GDP初步核算为1806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
中国这轮经济结构调整是否已经到位？在这个关键时刻，楼市下一轮调控走向何方？带着这些疑问，《支点》记者与李稻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拐点尚未出现
《支点》：中国经济实现强劲增长的态势是否已经出现？
李稻葵：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研究经济回暖背后的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政府引导、市场自发调节的去产能措施开始发力。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了上游产品的价格回升。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经济正在回暖。去年美国经济增速是1.6%，英国是2.2%，俄罗斯、巴西、南非去年也出现了正增长。尽管出口在中国经济的比重已从过去的30%下降到现在的13%，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回升也会带动出口增长和经济回暖。
第三是从2015年下半年延续至去年10月的房地产火爆行情，特别是去年房地产投资开发的增速高达6.5%。
可以看出，经济回暖在相当程度上是周期性因素所带来的短期现象。因此，不能说这轮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到位，也不能说已经迎来了拐点。
《支点》：您如何看待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武汉的发展机遇？
李稻葵：中国经济区域分层化现象非常激烈，一些传统资源类城市经济遇冷，而武汉、合肥、长沙、南京、厦门等成为热门区域。
人口、气候条件、交通区位优势是推动区域格局变化的三大关键性因素，武汉恰逢三大利好，发展前景极为可观。
消除“癌细胞”
《支点》：这轮经济回暖中，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值得注意？
李稻葵：现阶段货币存量居高不下导致了资金外流，并将进一步导致汇率下跌、人民币贬值。如果货币持有者对中国投资前景看淡，就会兑换外币、出境投资，导致人民币贬值。因此，2017年中国必须打赢的硬仗，是管住资本账户、严防资金外流。
《支点》：撤出宽松货币政策时刻是否来临？撤出存在哪些难点？
李稻葵：货币政策调整，一定要跟经济、金融环境同步。要谈清楚这一问题，就要先对当前金融环境进行客观分析。
目前中国潜在的一个金融风险，是大量金融资源通过相关投资平台，投到一些“不见得有高投资回报率的长期性项目”上。
举个例子，我去过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该省几乎每个县区都建立了工业园区，建设过程中欠下了大量债务。但如今，这些园区入驻率普遍不高，难以盈利。于是只能“贷新还旧”，将风险掩盖起来。
在我看来，这类项目就是经济体中的“癌细胞”，它们会长期占有大量信贷资源，导致企业贷款尤其中小企业J款严重不足。而对金融机构而言，这些有政府资源进行担保的项目却是稳定的利润来源。这一背景下，宽松货币政策就类似于投入超量养分，在“癌细胞”抢夺营养的情况下，优质项目也能得到足够的金融供给。
在经济出现下滑时，这种货币政策有其必要性。但经过多年宽松货币政策后，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撤出。这一过程中，一定要精准地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借力国家财政、省级财政，对大量存在潜在金融风险的项目，进行债务重组甚至关停，或者将债务进行股权化，实现货币政策的平稳过渡。
《支点》：通货膨胀是否也是货币政策亟需调整的重要因素？
李稻葵：不一定。首先，目前中国总体上各类产业产能过剩，通胀问题处于温和状态。
其次，通胀统计数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产品，但当前老百姓开销中，农产品占比并不大，通胀对于居民生活冲击已经比若干年前低得多。
再次，现在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不是农产品价格，而是房价。一定程度的通胀，反而有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一二线城市商业地产用地过多
《支点》：很多人认为，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大量泡沫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李稻葵：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通胀只是房价上涨的客观环境，并非核心问题。如果真的是通胀导致，那股市价格为什么没有上涨呢？
其次，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泡沫，还要取决于后续经济增长能不能跟上，房租能不能跟上，可支配收入能不能跟上。
如果可支配收入继续像今天一样能跑赢GDP，房租能跟GDP同步保持增长，目前这个房价水平会逐步坐实。但如果房价继续像过去那样保持两位数上涨，那么，房产泡沫就可能变成威胁中国经济的最大资产泡沫。
《支点》：您曾谈到一二线城市房价高涨的问题，主要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匹配，导致这种不匹配的原因是什么？
李稻葵：根本问题体现在调控方式上。只要房价高于既定标准就应该增加土地供给，反之，房价稳定，则减少土地供给。目前一二线城市把太多的用地供给了商业地产，导致住宅地产供给不足。
背后原因很简单――盖房子的好处是能获得高额土地出让费，但是，同样的土地用来建设办公楼、招商引资，能吸引更多企业，创造更多GDP，所以土地供给就更倾向于商业地产。
举个例子，因房价上涨太快，北京五道口地区被我们戏称“宇宙中心”。除学区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五道口过去15年来很少有住宅土地供给。这种现象在未来可能会发生转变。
《支点》：对一二线城市房价调控以及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您有何建议？
李稻葵 ：一二线城市房价调控需要“双管齐下”。
一方面，一些短期产业政策必须到位。限购或调整对二套房、三套房的信贷政策还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需要持续增加住房供给。重庆模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随行就市”，用土地供给多寡来控制土地价格。
对于三四线城市，我的建议是由政府通过发债或出让其他资产的方式，去持有购买一部分住宅性库存进行出租，让空置物业发挥作用。
注册制不可轻易推出
《支点》：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资本市场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李稻葵：目前，经济企稳，但股市价格却较低。我预测，这两三年股市股指会恢复较快，未来大股会上升、小股会下调。
这一过程中，建议政府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市场稳定基金。如果指数跌到市盈率8倍以下，稳定基金就应果断入市。有了这种决心，股市就会稳定下来。接下来，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重组的企业重组，不会影响全局。
《支点》：您怎么看待整个新股发行的节奏以及注册制的问题？
李稻葵：注册制就像取消高考，不可轻易推出。
取消高考，很多学生家长可能是很高兴的，因为大学的门打开了。如果大学生进去以后不好好学习怎么办呢？我们的对策是，每一门功课必须严格监考，防止作弊，一旦不及格马上责令退学，这才是注册制核心所在。
但如果监管跟不上，前门放开以后，后门堵不上怎么办？所以注册制推出必须谨慎。如果真要推，建议新企业新办法、旧企业旧办法，对按注册制上市的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一旦出问题就马上退市，这才是赢得股民信任的关键。
此外，事后监管一方面要考证监会，一方面还要靠法院。目前股市中小股东力量有效，难以控制和约束大股东，出现问题后难以解决。建议在上海建立专门处理证券业法律诉讼的“证券法院”，将全国证券诉讼集中办理，这样既体现专业性，又能减少上市公司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干预。（支点杂志2017年6月刊）
（本文为采访实录，李稻葵言论不代表杂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