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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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尽管被决策层视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但其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天然的恶疾，如果不能认知并克服这一点，新能源产业最终也只能成为无根的浮萍而非参天大树。

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中国再次犯了很多错误。

归根结底是国家战略的错误，在产业体系的打造和发展上，中国仍然缺乏系统思考和一揽子设计，这使得旧产业破绽百出，除了被压制在低端和高消耗高污染端的板块以外，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无从谈起。

认知错误

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家决定实施“跨越式发展”，在一些与发达国家同步的产业方面大举投入，选择了一些有可能“弯道超车”的产业，如光通讯、基因科技、航天技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高铁、新一代核电技术以及新能源（如电动汽车，光伏，风能，储能技术）等等产业领域。一个新的起跑线，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堆积的技术优势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壁垒重重，在这些方面进行聚焦式投入，可能会导致中国穿越厚厚的产业壁垒和经济包围圈，最终实现虫洞逃逸式超越。

这种思维，认识和假设的背后，是一种学说在起作用，就是美国的克里斯滕森为代表的一类所谓的不连续式创新学说在作祟，该学说认为产业的发展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未来的创新往往并不基于现在的技术基础，所谓巨无霸往往被旁逸斜出的创新者颠覆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种学说是有其应用前提和适用边界的，这里暂且不论。但在中国急于用这种思维推进跨越式发展，硬生生的通过选择一些点去投资，去遮蔽昨日的错误，遮蔽在旧产业上不系统规划，产业治理失败，产业的技术梯次失序和秩序化发展管理缺位的种种错误。这些错误被“出口导向”进一步恶化后，埋单的代价太过沉重，比如半导体、高端装备产业。

如今，新能源产业犯了相同的错误，根源在于我们的思维范式和认识结构出了问题。这种问题可以归结为六个核心认识错误。

第一，比较优势思维，我们极力发挥资源禀赋，形成相对优势即可，无需打造绝对优势。

第二，秉持全球产业链分工，无需自身打造基础骨干产业，包括钢铁、化工、核工业、电子、装备、防务、航天、基因产业等大产业，不需要自身成体系的掌握，只要和其他国家分工，形成交易体系即可。

第三，局部产品创新，通过市场逐步连结成一个产业体系。

第四，出口导向，在国内形成海量规模的同时，大力推进出口，在连续扩大制造优势的前提之下，产业形成巨大积累，自然能够完成产业升级，梯级化，乃至掌握核心优势。

第五，通过压缩时间进程形成规模优势，导致发达国家产业加快向中国转移，最终掌握该产业核心优势。

第六，渐进式创新可以逐步超越发达国家，无需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型研发，通过逆向工程，以及大量的软科学，工程层面创新，可以实现超越。

这些认识还在荼毒着中国的发展，同样荼毒着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短视背后的扭曲

当中国还在讲五年规划，大多数产业还在做五年发展战略。

甚至有人提出产业变化和发展太快，不确定性和风险太大，五年都用不着，可以做两三年战略，然后，强化规划滚动调整即可。但不要搞错，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很多产业，都是长周期产业，而其成功的关键就是长期战略规划，开阔的产业视野，和结构严密的产业体系。像新能源没有二三十年的规划，国家层面的基础课题的储备，攻关，产业层面的若干基础研发课题的突破，乃至合理的产业体系的打造，以及伴随产业发展全程的产业治理等等这些要素型体系就没法形成，往往是零敲碎打的，是不连续，前瞻性差的，结构松散的，形不成结构性优势。

短视背后，中国还需要管制各种扭曲性的力量。

第一种必须管制的力量是央企。以央企这么富裕的政商能量，国际化出不去又憋回来后，只能且必然基于原有存量优势，极力探寻所有可能的释放通道。在国内所有够得着的产业层面，进行可怕的横向扩张，而只要其政商资源强大，金融资源富余，能撬动地方资源的配置，优先获得省部对接优势，地方产业再整合优势，庞大的存量资产与省属国企之间的再重组优势，以及将强大的投资总量转化为与地方的合作筹码，接下来，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各种产业之间所能打造的超级循环，就不是省地属国企所能做到的，更不是民企所能参悟的。

央企的这种投资势必会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少数在新能源这么一个新跑道上，利用产业知识壁垒和先发优势的民企们，本身已经接受国际企业的系统优势，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竞争压力，以及被尾随者围追堵截，而央企的巨大的横向扩张行为就是在骆驼的脊梁上再装上一个万吨水压机，直接会把这个产业给玩残了。

第二种必须管制的力量是地方政府用人造经济的手法制造新能源产业的热情。

中国各地政府还在用比较优势的办法来打造新能源产业，用烧钱堆产业的手法来算地方的“大账”，引导新能源企业烧钱给地方堆个产业出来。而新能源企业也就将计就计，利用地方政府为了打造新能源企业，舍得豁出土地，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资源的心态，形成一种玩综合成本式的运作。其手法从低端切入，逐步引进消化吸收，在模仿，局部优化，抄袭，逆向工程等做法混合的研发战略上大行其道，通过组装放量制造，通过多项溢出性资源——土地，低息贷款，政府采购，新能源形象工程等等，通过把这些溢出资源整合到新能源产业里面去。改变资产状况，现金流，以及通过营业外收入，转移支付等等，最终变戏法似的把一个亏损产业变成高成长企业，并最终基于以上运作形成政商综合成本优势后大举出口。

这种力量的坏就在于纵容了那些不肯认真做实业，更长于用腾挪转移的手法玩大循环的企业，而当地在用财税和土地等资源把一个新能源企业，乃至一个新产业培育起来以后，哪怕明知有问题，也只能用地方保护和进一步注入资源等手法去维系其存在。

当然，地方政府宝贵的可赋予资源也被稀释和浪费了，机会成本巨大。是个真正的双输。

第三种需要管制的力量就是必须去除一种长期盘绕在新能源领域，使得我们无法正视外部，并产生坚毅行动的“怨妇心理”。

新能源必须去除自身弱势被边缘化，不受重视的心理，必须发展自身的绝对竞争力，要么在成本上超越传统能源，要么在应用上有传统能源无法替代的优势，要么对场地等外部环境适应性极强，要么对当地的禀赋发挥的及其充分。新能源产业不能靠道德力量活着，不能靠简单算环境账活着，不能依赖产业政策，更不能被依附为传统能源企业美化自己的胸部的硅胶填充物。

一句话，新能源企业必须产生一批能重新定义中国，定义地区发展，定义新能源，发现新能源行业的杀手级应用的产官学研。

（作者系华彩咨询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