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向着希望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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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香，香蝴蝶，闻香方知何时醉……”当南方小镇的山涧中飘来北路戏优美的唱段时，农耕社会、乡土中国之音犹在。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作为社会系统工程之一的农民市民化，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据新华社2011年相关资料显示，未来几年，北京将进入中心城、中心城及11个远郊新城规划范围内的900多个行政村中，约有85万农民将转成市民。专家分析，更长的时间内，北京市现有的近270万农民当中，将有上百万农民变成市民……
“汤河川”，刮起民俗风
距怀柔区第六届汤河川满族民俗端午节不足一个月，有关部门根据近几年客流量情况推算，预计今年将有6万游客前来。
对于这个数字，村民小赵的算法是：以每人每日50元的餐饮费计算，“吃”出来的钱将有300多万。年初，看到了商机的小赵便开始琢磨着怎样利用这次机会“大显身手”。在对满族文化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小赵认为当下满清宫廷电视剧的流行，为公众了解满清历史提供了契机，而自己多年来受益于汤河口镇政府组织培训的电脑技能，也将派上用场。在朋友的帮助下，小赵专门制作了个性化的网页进行宣传，内容涉及满清民俗趣事、《红楼梦》中端午节“斗百草”的片段……
农家院老板老李的账本是这样的：6万游客意味着经济型的农家院每日需提供2万张床位。于是，老李的农家院便平添了几分文化元素：门廊两侧绘制着“清朝十二帝”的历史介绍，游人下榻的“行宫”也取自八旗的意蕴：图腾文化、塞北古道……
事实上，在汤河川一带像小赵、老李这样的民俗户并不少。目前，位于汤河川核心位置的汤河口镇，其已拥有市级民俗村1个，区级民俗村1个，民俗旅游接待户77个。据镇长周福刚介绍，“汤河口镇原是清顺治年间的胭脂营，沿袭了距今360多年、以彭姓为主的满清民间文化。”天和万象明，地和万物生，人和万事兴，在汤河川独有的特色沟域经济模式的带动下，北京市休实投资发展公司的养生庄园已落户于此；银河谷市级森林公园正式批复；银河谷、白河湾、天河川沟域产业带亦已建成，这些已经“落地”的工程项目带来的“经济机遇”是数字所无法衡量的。对此，周福刚说，“五年来，经济结构调整下的辐射效应是巨大的：共引进27家企业，2011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12473元，年均增长12%，其中，工资性收入6420元，家庭经营收入4143元，财产性收入422元，转移性收入1488元。最大的变化是村民们摆脱了土里刨食的生存状态，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融入到市民化的进程中，部分村民成了林管员、水管员、清洁工，部分村民成了生态园的雇工、工厂的工人，领起了工资；部分村民直接变成了运输户，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自己做老板。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过渡的过程中，村民们开始有了商业意识，挣工资、经商成为主要经济来源……”
如何引导已经向市民转化的农民，周福刚认为，镇政府要敢于承担责任，替百姓考虑，实现双向互补。具体表现为：硬件方面，以满族民俗文化研究会、满族体育运动会、汤河养生休闲等为主题的民俗文化已经具备；软件方面，村民的文化素质、休闲娱乐配套设施等方面仍有待提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草根艺术，我们来了
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上楼”，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也因此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农民内心情感的“沙漠化、孤岛化”现象。如今，对市民文化生活的“高需求”和农民文化生活的“低现状”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朝阳区政府认为，只有以文化作为农民融入城市的桥梁，通过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区参与”的农民文化建设机制，才能促进农民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例如，今年，朝阳区大力推动“文艺演出星火工程”，场次上，由去年的182场增加至约260场；内容上，涵盖了京剧、歌曲、舞蹈、相声等表演形式；覆盖面上，由原来只在朝阳区村里举办，扩大到农村地区的社区/村的全覆盖。这一方面回答了关于“在农村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农民各自应承担责任”的疑问；另一方面也有效地保证了京郊农民平等享有文化的权利。
随着社区参与程度的提高，三间房地区以 “文化引领产业发展、社区服务百姓生活”为理念，依托动漫资源，采取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卡通形象设计、工艺流程制作、卡通衍生品制作等方式，使文化创意产业辐射到社区生活中。据西柳村75岁村民孟长林介绍，2011年11月全国首个以动漫文化为主题的“三间房动漫社区”落成以来，老人已经多次抱着小孙子到卡通艺术博物馆参观，在动漫文化中村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在三间房环境越来越好了，家门口还有了卡通博物馆，这种精神享受不是能用挣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来衡量的！”艺水芳园社区的徐大姐说：“动漫社区越来越有吸引力了，正月十五社区举办的元宵动漫灯会上，我还做了一回卡通博物馆的向导呢，这在以前根本都不敢想。”如今，三间房“动漫社区”针对“4050”人群和社区残疾人开展了相关的培训班，考试合格者才可以成为动漫企业的兼职员工。此外，社区也积极开发以动漫为主题的餐厅项目和发展休闲旅游等。据悉，目前，已有 30多户村民的院落成为主题餐厅的入选者，西柳村一号院也已经进行了主题餐厅改造，游客就餐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动漫节目互动。
走出尴尬的“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先生提及的“围城”现象正挑战着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在地域空间被打破的情况下，原来以亲缘、地缘为主的传统社会网络正在向业缘转变。例如，在生活方式上，农一代主要以家乡为参照物，他们的周围都是一群群“熟悉”的面孔。然而，飞快的工业化进程下，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作为参照物的，他们拥有像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般的勤劳的同时，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变得更强烈。值得一提的是，据“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杨风博士的研究成果显示，受户籍制度、观念、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四大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及行为适应情况表明，农民工群体依然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外，他们在城市长期生活，却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
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严峻的事实面前，尴尬的身份认同面前，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认为，“给新生代以最低社会保障；降低进入城市的门槛；培养新生代农民的社区感。”同时，杨风博士认为，只有当农民工作机会的获得和收入报酬的高低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相关关系时，通过使他们获得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实现他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才能使之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农民市民化要想走得更远，不仅需要政策层面上的辅助，也需要操作层面上的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