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画医徐建华:曾参与修复《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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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参与修复《清明上河图》等国宝级古代画卷，被称为“故宫画医”。
“故宫里珍藏的都是宝贝，每接到一件受损文物，内心都充满敬畏，甚至害怕。”
5年前他到了退休的年龄，现在还每天坐公交车来到裱画室。他希望能多带几个徒弟，把故宫的文物再往下传600年。
徐建华，1951年出生，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修复专家，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参与修复《清明上河图》、《游春图》、《五牛图》等国宝级古代画卷，被称为“故宫画医”。
真迹回归，十年一现
《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翰林画院待诏时所作。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完成后，张择端将它呈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欢喜不已奉其为“神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此后的800多年里，《清明上河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它曾五次进入宫廷，又四次被盗出宫。最后由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宫，辗转流落在长春民间。1951年初，刚成立不久的东北博物馆开始着手整理、鉴定解放战争中留下的文化遗产。
这天，年轻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像往常一样来到寒冷昏暗、条件艰苦的临时库房。在已被其他工作人员认定为赝品的书画作品中，无意间看到了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五个字的残破画卷。当这幅不起眼的画卷在眼前展开，杨仁恺前一亮。难道这就是已神秘失传，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稀世珍品《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吗？
几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真实面貌始终一无所知。民间流传着30多个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此前，杨仁恺已见过十几件《清明上河图》，最终都是明清时苏州作坊所绘制的仿摹本。
而手中的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十分久远。古卷气势恢宏、人物栩栩如生，特别是画法明显体现了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与自己先前所见的所有仿摹品有着天壤之别。不久，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后经鉴定，确认这就是千百年来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由此，《清明上河图》在百年漂泊后再次回到故宫。如今，在真迹回归64年后，故宫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轰动京城。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愿意在武英殿外等待6到10个小时，只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的真容。这是《清明上河图》10年来首次全卷展出。每天有将近8000观众看到这幅古画。
故宫里公开展出的文物，很多都在受损后经过修复才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清明上河图》便是其中之一。看着武英殿外排着曲折的长队，修复者之一的徐建华有感而发：“要是老师傅们看到这一天，肯定也非常高兴。”
修复波折，一搁十年
徐建华所说的老师傅们，是当年书画鉴定、装裱方面的权威。“伤痕累累”的《清明上河图》能容貌再现，全凭这些老师傅的精湛手艺。如今，当这幅古老的画卷再次在面前展开，大到浩荡的河流，雄伟的城楼，小到市招上的文字，舟车上的人物，全卷浑然一体，看不出一点破损和修复的痕迹。
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回忆，《清明上河图》在50年代回归故宫时，故宫里也是断垣残壁，废池乔木，要修复的建筑、文物众多。
为修复这些珍品，1953年，故宫博物院招纳全国的文物修复高手。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王冶秋亲赴上海，邀请书画装裱师傅进驻故宫。
徐建华的师兄回忆，1958年之后的一两年里，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裱画师傅们走进了故宫。
对《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杨新记得，故宫对《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很慎重，特别召集了书画鉴定、装裱方面的权威，徐邦达、刘九庵、杨文斌等人一起商量，决定了“修旧如旧”的原则。
论证完成后，《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工作本可以开始。但始料不及的是，红墙内一心抢救国宝的老师傅们未能躲过“”的风暴。张金恩跟着师傅杨文彬下放到湖北干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清明上河图》的修复被搁置。直到1972年，下放的师傅们陆续回到故宫。文物新一轮的抢修又在故宫西北角的这个修复厂开始了。这回，《清明上河图》被第一个捧到了老师傅们面前。已过耳顺之年、正值技艺巅峰的杨文斌，被指定为《清明上河图》的主修人。作为杨文斌的徒弟，徐建华和师兄张金恩也得以参与部分工作。
张金恩回忆，按照传统，每一次书画送修时都会带一张修复单，上面标明画的现状和修复要求。《清明上河图》送来的时候，也一样有一张修复单，上面特别强调《清明上河图》很珍贵，因此修复时务必保证画的原貌。但时过境迁，如何才能让近千年前的珍画恢复如初？
师傅不爱说话。徐建华记得，当师傅被委任主修《清明上河图》时，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注视着这幅名画，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要么就是抱着茶杯一杯接一杯地喝水。这不是―般的画作，它也曾在明代经历过一次修补，而这一次的修复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洗揭补全
64岁的徐建华坐在披麻挂灰、经桐油浸透后又上了大漆的裱画案子前。他身后，用于晾干装裱后书画作品的“大墙”从地面到屋顶，当年《清明上河图》修复后就是在这贴了整整两墙。
“看，这是修《清明上河图》用的马蹄刀，手打的，多好。”徐建华用手抚摸着刀片，桌上是他多年来一直保留的修复记录。记录上记载，修复前的《清明上河图》已出现明显破损。画面竖着很多道折痕，上方的亭台楼阁散布着白色的斑驳，有的地方已看不清原来的画意。
徐建华说，师傅经过几天的考虑，最后把《清明上河图》舒展着平铺到案子上。23岁的徐建华当时还是小徒弟，在师傅身边不敢说话，也不敢靠前，站在身后远远看着。
修复的第一步是清洗去污。
杨文斌用排笔蘸上温水，清洗图上的灰尘脏物。折叠处不均匀的黑色斑迹用清水去除不掉，他用马蹄刀细致地剔除。这一步的关键是保证“去污而不伤纸”，这种刚刚好的力道十分微妙。
待画面自然风干后，下一步是加固画面。《清明上河图》的画芯是绢面材质，加固时，必须用自制的水油纸贴在画面上，保证绢丝画面的图案、人物不走形。然后将画芯从原来装裱的背纸上揭下，以便在画芯背面补漏。“千年古绢，纤维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拉力了，把画芯从背纸上揭下来时，如果坏了一根丝，画上小的人物脑袋就没了。”时隔40年，回忆起这段经历，徐建华仍感慨万千，称每一步都惊心动魄。揭下画芯后，杨文斌便开始在画的背面补洞。补洞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材料。要保证补洞材料和要补画芯同+材质，同一个颜色，同一个厚薄度。在补洞时把画面补得跟原画一样，有逼真感。时隔千年，去哪能找到北宋的绢布，把破损的画卷还原如初？
好在故宫里还保留了一些非文物的老卷，可以裁剪后补在洞上。徐建华说，如果实在找不到，只能自己加工。按照画卷所在时代的织法，做出新绢后暴晒、上色、打薄，经过多少次尝试才敢补到画上。否则，新绢补上后太硬，容易使老绢裂缝。补洞之后是给画面全色接笔。后补上去的绢面一般比原卷的颜色浅一些，需要用颜色调成一致。另外，随着时间的流逝，画芯上的藤黄、花青等植物颜料会挥发走色，而墨色、赭石这类矿物颜色则不会退化。全色和接笔时要与原作一致，所用颜料就得跟画芯的底色一模一样。把颜料分析请楚之后，需要给画卷补上颜色，再把画意缺失的地方补全，使整张画浑然一体。
这也是个功夫活。随着外界自然光变化，补出的颜色也不同。头天补上的颜色，第二天水分挥发后又变了。“如果辨别力不强，可能十天半个月都配不好”。当时杨文彬带着两个徒弟反复做实验，从小到大、从上到下、由浅入深，经过一遍遍E色，最后徐建华从正面竟找不出来哪是师傅补过的。
最后，用平整的鹅卵石把画芯轧平，加上背纸“上墙”晾干，修复的工序就完成了。从1973年起至1974年末，《清明上河图》的修复历时一年多。亲眼目睹并参与修复的徐建华说，经过这次修复，《清明上河图》至少300至500年不必再修。
敬业至老。再传600年
“石渠宝笈”特展结束，《清明上河图》等珍品又被细心收起，送至地库保存。回到小院，徐建华又想起40多年前自己刚到故宫当学徒的情景。“原来的修复厂，现在的科技部，除了暖气替代以前的火炉，环境一点都没变。”徐建华说，这里变化最大的是人，那些70年代修复这些古书画的老师傅们，相继生病去世。而自己也从23岁连刀都拿反的小徒弟，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师傅了。
回首往事，他开始学艺，正是从跟着师傅修《清明上河图》开始的。
书画装裱修复是门古老的手艺，原在父子、师徒之间口手相传。在那个年月里，裱画室的年轻人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师傅。徐建华每天早早到单位，生炉打水，裁纸磨刀，贴条全色，为师傅拿药、寄信、跑腿……
手艺精进的同时，情谊也在增长。按他的话说，慢慢地，就喜欢上了。学徒时，徐建华开始站在旁边看，趁师傅休息试着在破洞的地方贴上贴条，拿笔全点颜色。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一接到难度大的、品级高的古书画就兴奋。
杨文斌看出了他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书画勿论价格都要同等对待，就像医生看病不论穷富，医德最重要。”后来，故宫安排他去北大学考古，他不去。让他当科技部主任，他不当。
“去做行政，离开修复厂、裱画室？我不能干！”如今，徐建华是裱画室里资格最老的师傅，徒弟们也常听他念叨这一句，我们是文物的医生，就是一块卫生纸拿过来我们也得给裱好喽。
2012年，徐建华被选为“国家古书画修复非遗传承人”，41年间参与修复了世界上最早的绢本画《游春图》，完成了十三陵出土龙袍的保护加固，复原了湖北出土的战国帛画，还用一双巧手揭开新疆出土一千七百年前纸鞋下隐藏文字的秘密……5年前他到了退休的年龄，现在还每天坐公交车来到裱画室。他说，古书画有时寿，手艺也有，所以格外珍惜还能为故宫修复出力的时光。他希望能多带几个徒弟，把故宫的文物再往下传600年。 彭立昭据人民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