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书法艺术看其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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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7721（2012）04-0043-08
摘 要：从文字书法艺术视角看曾侯乙墓礼制，则是打开这个研究领域新局面的路径之一。曾侯乙墓的文字资料极为丰实，是我国所发现先秦时期墓葬中文字数量最多的，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形”、文字变革与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再现了曾国时代的文化艺术元素与礼制关系。从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文字着眼，编钟钟体上铭文2828字，编钟铜挂件铭文740字，铜磬架铭文5字，铜鼓座铭文7字。
关键词：曾侯乙墓；铭文、书法艺术；礼制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4.005
作者简介：黄敬刚（1957～），男，历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北京 100029）。
收稿日期：2012-04-26
曾侯乙编钟的音乐价值被世人堪称“千古绝响”，其科技水平与艺术价值乃时代巅峰之作。无论从每一个钟体、铜人挂件、横梁、镂空铜套、铜圆柱等部件看，都是制作得那般精美绝伦，当把这一套乐器组合陈列在宫室之内，加上烛光珠影和华丽幕帘的衬托，无不彰显出礼制时代侯国君主宫廷的堂皇气息。曾侯乙编钟64件，加上楚王酓章祭奠曾侯乙镈钟1件，出土时共挂着65件钟，分别为钮钟、甬钟和镈钟。65件钟分三层八组，其中上层三组有19件钟，按形状分类均为钮钟，其体积较小，铭文较少；中层三组33件钟均为甬钟，其造型精美，体积比上一层的钮钟要大，文字甚丰；下层分为二组13件，除一件大镈钟之外，其余均为大型甬钟，体大厚重，造型别致，钟体装饰着精细的浮雕花纹，还有金光闪烁的错金铭文，在钟体造型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1]这些精美流畅的金文篆书、鬼斧神工般的雕刻艺术以及绚丽多姿的漆画艺术不但不会影响钟律和钟的音质与发声效果，反而这种热烈的艺术氛围将会激荡起演奏家们丰富的情感，道家思想里早已存在从直觉上去激发艺术家的幻想世界的原理。
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如同颗颗珍珠镶嵌在钟体的表面，随着钟槌敲击那些流金文字折射出褶褶光芒，其秀美的文字，流畅的线条，遒劲的笔道，显现出战国早期书法艺术已经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殷荪先生说：“汉字是中国书法的艺术原型，书法创作藉之以存。……汉字形体的变迁、发展，有它自己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2]其实，从中国书法艺术角度看曾侯乙编钟铭文更有先秦书法文字的艺术特值，即以其古朴典雅展示了战国时代篆书艺术的蕴味。曾侯乙墓编钟的形制有三种，钟体上的铭文风格、文字书写形式、书法艺术特点也存在变化。现按钟的分类逐次考究其上铭文与书法艺术的特点。
一、曾侯乙镈钟铭文书法艺术与礼制
镈钟在曾国域地出土甚少，曾侯乙墓编钟架上唯一的镈钟，则是曾侯乙死后楚王酓章馈赠的祭奠品。文字书法艺术风格有别于曾钟文字特点，铭文为[3]：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
阳，楚王酓章乍曾侯乙宗
彝，奠之于西阳，其永用享。
从美学角度而言，此镈钟体扁呈椭圆形，钮部满布浅浮雕蟠龙纹，镈钟正中间为铭文区，其两侧各缀五个凸起的圆泡形成钟枚，以梅花形状分布起到装饰钟面的效果。镈钟共有24个枚，均以浮雕的龙纹装饰为主体。不难看出，镈钟造型艺术非常讲究装饰技艺，镈钟下面中央部位，从上至下分三行铸31个篆字，从铭文的书法艺术与布局特点分析，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其一，楚王镈铭文的布局十分讲究整齐美观，字与字之间则是疏密有致，行距清晰，并将笔画多的字加长放宽，笔画少的字缩小简笔，可见这些篆字风格尤为古朴，往往存在短笔少点的现象，其字的笔画开口较宽且深，工整间则会采取随意飘逸的特点，笔画起笔与落笔大多相同，由此可见这些字应为铸制的铭文。其二，“隹王五十又六祀”，笔道不甚规范，在书法艺术方面虽不能尽显楚国文字的精髓，但气势磅礴，古趣盎然，且有笔力丰实而非畅达的意境，肃穆间不失庙堂之气，其典雅适度，堪称书法艺术精品。其三，“返自西阳”诸字，虽“返”字过于呆板，笔画书写节奏转折明显，缺少方折圆浑的韵味，但“自西阳”三字的取势端正，笔画圆润，运笔间显露出端庄典雅之气，笔笔疏阔合理，如同雕刻透骨的气息。其四，“楚王酓章”诸字重心摆动，笔道线条不甚规整，似乎楚王酓章时代的楚国在社会制度方面与书法艺术的思想体系方面，早已不为旧制陈规所约束，南方楚人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书法艺术风格。其五，“曾侯乙”三字，其“曾”尚存两周之际青铜礼器铭文“曾”字古韵，“侯”字则更加承接周风，字体古朴，笔画宽窄不一，并出现缺笔少画的特点，且乙字呈现出鸭颈乙字“”形，不甚雅致，缺乏书法艺术的秀气。其六，“宗彝”二字笔画书写规范，但书法艺术性不太突出，笔道铸槽不深而宽，字与字之间的风格迥异，存在着起伏不定的劣迹。其七，“奠之于西阳”与“返自西阳”诸字风格相同，书法艺术水平有相同的特点，规范中存在圆润之美。其八，“其永时用享”字体古风浓烈，个性突出，笔画不甚通畅且不够完整，容易使人对整篇铭文的书法艺术风格产生虎头蛇尾的印象，但不会影响整篇铭文的布局完整性。[4]如果说楚王镈钟造型艺术显得完美无缺的话，那么，镈钟铭文设计得疏密有致则会渗透出南国文字的风雅之气。继而从书法艺术风格着眼，这幅铭文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楚国宫廷书法艺术佳品。沃兴华先生认为：“楚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楚国的代表书风也逐渐兴盛起来”，“东南系书法以楚国为代表，流行于汉淮之间，淮水中游及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结体工整修长，线条弯曲，以流美胜”为特点。其九，这个时期姬姓国的青器铭文书法风格与楚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若把《楚公钟》、《楚公逆镈》、《楚王钟》、《楚王孙渔戈》等铭文，与同时代曾国铜铭文相比，不难发现二者文字风格及其书法艺术特点则迥然有别，其风格和章法及字距行间均错落有致，文字雄奇，字形偏长，线条流美，具有工整而不呆板的特点，并存在着宛转逶迤，婀娜多姿的秀美之气。楚王酓章镈钟应是在得到到曾侯乙死去的消息后，专门为祭奠曾侯乙“奠之于西阳”而精心制作的。钟乐祭祀其与古代礼制是有密切联系的。《周礼·春官宗伯·大同乐》曰：“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五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5]县即悬，指悬乐，是说大祭必用金石之声悬乐演奏古曲。从楚王酓章镈钟造型和制作风格看，应该是楚国镈钟的上乘佳作，这段祭奠曾侯乙的文字应该是后铸的，从文字书法艺术特点看可见端倪。因为二次铸字有缺笔少画的现象，字的沟痕甚浅，有些笔画则有明显的剔刻加宽的痕迹。正因如此，无论文字书写得多么流畅，但在二次加工铸字时尚难保持原作的文字艺术蕴味。尽管如此，楚王酓章镈钟文字书法艺术仍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但与曾侯乙编钟上的文字书法艺术风格则泾渭分明。从文字书法艺术特点和谋篇布局的风格则可窥见一斑。
自从有了中国汉字就诞生了书法艺术，从文字的象形、会意、形声之演变，到金文斑驳、深沉浑厚的金文时代，横折点画间无不带有书法艺术的神奇功用。《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6]可见外史是负责书写君王下达给畿外的命令。外史要能写一笔好字才能胜任，并可把统一书写的字体风格远播四面八方，以便给诸侯与国民仿效，这就是书法艺术所承载的政治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传达于各地的命令则以帛书和竹简为主，其帛书份量轻且便于传递，竹简份量重但便于保存。
二、曾侯乙编钟铭文书法艺术与礼制
甬钟悬挂在钟架的中层和下层横梁上，共有45件。形体如同瓦状，其上有长形呈圆柱状的甬，甬下部则有悬挂钟的旋、斡，其造型古朴典雅，花纹多见浮雕蟠龙纹和圆雕的龙兽纹，曾国尚龙之风展现在秀美别致的甬钟之上，那匀称和谐的格调与圆润鎏金的文字乃是书法艺术魄宝。这类甬钟形制虽说大小近同，但其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异，按甬钟钟枚可分为三式，[7]每件钟上的铭文都透露出书法艺术的特质和神趣。按《曾侯乙墓》考古发掘报告举例，I式甬钟22件，即下层第3组第10件（中.3.1至中.3.10）。[8]曾侯乙编钟甬钟铭文均标注律名和墓主人姓名，按其铭文标注的位置则在钟的钲部和正鼓、右鼓、左鼓部位，也有个别例外。以此作进一步考证，有助于了解曾侯乙编钟书法艺术的辉煌成就（楚王酓章镈钟铭文与曾侯乙甬钟铭文照片、拓片见上册第93页），图1、2。
若把镈钟与甬钟上的文字书法艺术风格排列比较，则可发现楚国与曾国文字并不同系。曾侯乙甬钟文字书法不仅行笔舒缓流畅，字字工整而不呆板，文字笔画粗细匀称，起笔与落笔如同行云流水，颇具艺术魅力。这种文字的书写艺术不同于商周时期青铜器中的“钟鼎文”的刻铸特点。沃兴华先生认为：“金文分三种类型：浇铸而成的阴文和阳文，还有直接在器物上契刻的阴文，其中绝大多数为浇铸而成的阴文。”[9]可见曾侯乙甬钟铭文颇有书法艺术新风，笔画起点非锋芒显露，则不见中间笔道肥粗和落笔超常尖细的特点，且有圆润不带棱角的秀美之风。甬钟钲部“曾侯乙乍时”诸字，其“曾”字书法艺术特点与西周以来所见曾国青铜器“曾”字均不相同。原本的折笔都是以圆润见长，字字随着钟体布局得十分宽松而又饱满，特意把字加长以布满钲部的空间，有着极强的装饰美化的效果。其“”字上紧下松，左右笔画繁密中存有舒缓的艺术意境，更有望字欲穿和仰慕已久的叹止。凡“竖”笔均以行走龙蛇的大手笔艺术风范，把“乙、乍、时”笔画以如行走龙蛇般展示在钟面上，犹如群龙欲动，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意蕴，这也折射出曾侯乙在礼制时代“尚龙”、“尚武”的精神支柱。曾侯乙部分甬钟正面正鼓（隧）“宫”、右鼓“曾”诸字，则见笔画略有加粗的古趣，体现自由洒脱的精神韵味。有一件甬钟反面钲部20字，右鼓21字，左鼓17字。细观反面钲部铭文笔画，发现其在不同位置，所表现出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效果也不同。字与字之间的规范与变化，行与行之间的合理布局，其运笔流畅，形态如同龙蛇在舞动，字里行间渗透着“”字的精髓。观其字形近似方块，象一幅幅图画，似人、似兽、似鸟般尽情地表现，蕴涵着书法艺术中精、气、神的至高境界，与音律文字中的书法艺术及其音响产生艺术共鸣。可以看出，其书法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与舞蹈艺术神会于斯，这应是礼制观念与哲学思想不断创新的智慧结晶。
见C.65.下.1.1甬钟“浊坪皇之商”、“浊文王之宫”[10]两律铭中的“宫”与“商”相对应，其文字书写艺术达到了时代的巅峰，所表现的书法艺术形式独树一帜，字体与律名超出其本身的艺术特点，多把文字的笔画以上紧下松、内严外张的书写特色，以“龙”形展示出来，如“止”的笔画与“乙”字的笔画酷似龙蛇伸颈之形。这般对龙情有独钟的艺术精品耐人寻味。“浊割洗之下角”中的“浊”字结构严紧，笔画流畅，以繁就简，转折间圆润而畅达，融书法与艺术技巧于音乐律章之间，整篇律文达到了灵动妩媚、婉转流丽的美感，表现出谋篇布局中的工整化、秩序化的篆书特点，以及自然、无拘、流畅的豪放神韵。再看该钟正面（4），“新钟之羽，浊坪皇之商，浊父王之宫”的书写风格更显特点。其“新钟”二字笔画虽繁，却于“新”左边“亲”旁加长，右旁向上收小，颇见静中求动，如同人在跳跃跌宕，让人产生轻与重和稳与动的艺术感觉，极具笔道雄健和升腾之美。“钟”字则稳如泰山，突出汉字行如风、立如钟的形体内涵。把文字的间架结构与汉字表意联系起来，如左旁“金”与右旁“童”布置得如此稳健，笔笔平直整齐，“童”字下半部运用避就挪让的切割手法，表现出或缩或张，带有空间与布白的艺术魅力，尤其在青铜器铭文中以少见的书法艺术形式表现其特点，这就是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渐次产生的书法文字艺术的创新风貌。（即C·65·下·1·1钟铭照片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33页）。[11]
《礼记·祭统第二十五》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贺、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铭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12]古代的任何一篇铭辞均蕴涵着“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的艺术财富，值得书法艺术者去深入探究。曾侯乙编钟不仅在音乐艺术方面显得极其珍贵，而且在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方面也是难得的精品。以铭文称扬祖先的美德、功业、勋劳、封赏与声誉，斟酌使用美好的辞语，借用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在祭器之上，可堪称承传书法艺术的神册。《礼记·玉藻·第十三》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13]佩玉发出的徵声、角声、宫声和羽声，并可听出音乐演奏中的《采齐》、《肆夏》古乐声。可见礼乐制度则在当时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14]功成名就后就大量制器作乐，以礼乐制度来治理天下。此所谓“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亦即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和“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15]。这就形成了乐与天为一体，礼与地为一体，礼行乐随的尊礼乐的社会理念。曾侯乙编钟不仅铸造精美绝伦，而且在满布花纹的甬钟上铸制流畅舒展的错金铭文，将曾、楚、齐、周、晋、申等国的乐律书写铸制在钟上，如姑洗、宣钟、妥宾、韦音、赢孠、穆音和大族等六个铭文分为六组。[16]甲组的“姑洗之宫”；乙组的“妥宾之宫”；丙组的“韦音之宫”；丁组的“赢孠之宫”；戊组的“雁音之宫”；巳组的“穆音之宫”，这六律对应说明中心乐律均未冠以国名，当是曾国本国的乐律。[17]铭文篇幅长、字数多，应是文字书法艺术的上乘精品。
其阶名特点如下：
1、全部钟体铭文及与钟架、挂钟构件铭文中的阶名共66个[18]。
2、十二半音即：徵、羽、宫、角4个阶名为核心构成。
再以上方大三度音的角构成徵角、羽角、宫角、商角四声。四声下方的大三度音用4个阶名组成徵曾、羽曾、宫曾、商曾。以及单音词阶名11个，即“徵、羽、宫、商、角”五声。[19]
3、双音词阶名44个，如“徵、羽、宫、商、（全即归）”。
4、钟架、挂钟构件铭文有“大徵、大羽、大宫、大商、大（亦即归）”[20]以及“少徵、少羽、少宫、少商”、“徵反、羽反、宫反、商反、角反、终反、反”、“珈徵、珈”、“素宫、素商”、“下角”和“宫”音阶名的。[21]在此对音律和阶名的了解，有助于对编钟铭文书法艺术的研究起到解惑的作用。曾侯乙编钟铭文字体的艺术形式也不完全相同，甚至上层钮钟铭文风格完全不同。从纷繁复杂的字体及书法艺术风格视角着眼，则可辨别出战国时期的篆字书写特点与艺术内涵。如果深入到礼乐制度社会人们尚乐的思想体系中看文化特质，就可厘清篆书艺术思想与理念的晶核。《周礼·地官·乡大夫》曰：“贤能之书”、“登于天府”、“为令闻嘉誉以声之”。[22]书法艺术为古圣贤能文化艺术元素的精气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文字书法艺术总会表现出装饰性的特点，曾侯乙编钟甬钟铭文字体以瘦体加长，但与楚国铜器铭文的风格不同。其起笔干脆而落笔坚定，颇感其书法的笔力回荡有声气魄宏伟。这些特点则有变幻无穷的艺术趣味，竖写的笔画多见垂直，尚有舞蹈般的动感人形，又见如同龙蛇引颈的形状，这种古朴、籀篆类型的文字特点不会很多，这种特色性的书法艺术创新，其书风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此与战国中期的中山王方壶相比，均有字体狭长，结构紧凑，笔画流畅而又纤细的特点。[23]
曾侯乙编钟没有采用南方地区盛行的鸟虫篆字，但在一些戈兵上则见装饰强劲的鸟虫篆书，这很可能是因为有楚国和吴、越诸国文化的渗透，曾侯乙乐器铭文才会出现鸟虫篆书，不过总的来看有关鸟虫篆书文字在曾国流行甚微，而在楚国地域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甚多。鸟虫篆书文字的变异，几乎脱离了中国汉字的那种规范性，故此，在书法艺术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没有生命力。春秋时期的吴越将这种装饰性极强的文字，铸制在精美绝伦的越王勾践剑上，并与繁缛精细的几何形花纹融为一体，产生一种神秘和相互辉映的作用。曾国与楚国的文字书法始终行走在非同轨同宗的历史进程中。曾国是周朝嫡系姬姓国，在随枣走廊无论出土的西周至春秋中晚期青铜铜铭文，均与周系文字书法特点相类（见京山平坝、苏家垅等地出土的一组青铜器铭文照片、拓片）。[24]这些文字书法类型与艺术根基，都没有脱离商周时期的文化元素，尤其在战国早期以前，还没有深度受到南方文化的影响并产生共鸣，直至战国中期以后，中原地区与长江、汉水、淮河流域文化开始有了大的融合。虽说有些诸侯国被楚国较早灭亡，但这些地域多在江淮之间，仍然深受周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在文字渊源和书法艺术的精髓中，一直在汉字文化的主流中嬗变。曾侯乙编钟铭文不仅以承传中国汉字书写艺术为主旨，进而兼蓄了吴越地区装饰文字中的舒展秀逸的书风，但又不追求那种纯美术化、几何性的鸟虫篆书因素，去刻意追求字体端正，笔画或纤或肥、或方或折的书法艺术风格。
曾侯乙钟鼎铭文字体笔画为瘦长体，比较接近蔡国铜器铭文风格，从张晓明著《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可知，二者如“侯”字的书写形式近同。[25]《左传·隐公元年》曰：“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26]又见《左传·隐公元年》曰：“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27]春秋时期，记事书写均在帛书或竹简上，以软性毛笔书写，写字时很讲究功力，以书法艺术而言，因为竖写的特点则表现在字距行距之间，如此祭祀的辞文才会形成谋篇布局韵味，因为大段文字需要书写，既要讲文字整齐美观，又要讲究书法艺术中的装饰性特点和视觉的美感。《左传·隐公十一年》曰：“冬，十月，郑伯以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28]在《左传》共有16条出现“不书”的记载，这些“不书”表明古代书法艺术与文字记事的重要性。《周礼·大宗伯·御史》曰：“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29]
曾侯乙编钟书法技艺也参差不齐，为研究之便，将曾侯乙编钟甬钟“曾侯乙作时”选几例进行分析。
其一：钟铭C.65.下.1.1甬钟[反]（1）曾侯乙乍（作）时（持）。
其二：钟铭C.65.下.1.2甬钟[反]（1）曾侯乙乍（作）时（持）。
其三：钟铭C.65.下.2.3甬钟[反]（1）曾侯乙乍（作）时（持）。
其四：钟铭C.65.中.2.5甬钟[反]（1）曾侯乙乍（作）时（持）。
以上举例，包括下层大型甬钟2例；中层的中型甬钟2例。其中“曾侯乙乍（作）时（持）”五个字的书法风格则有很明显的差别。前者字体扁长秀美，并有较强的美化性装饰的特点；后者字体比较短肥，笔画精细，起笔与落笔间不见刻状的尖痕，应为铸制而成，这类文字在笔画沟槽内镶嵌金丝，填平笔道的沟槽，故有笔画断断续续的不干净利落的缺陷，这主要是镶嵌金丝时所导致的，对书法艺术特色则无大碍，这批文字书写风格更接近周代金文篆书的风格，其中尤以“曾侯乙”诸字更为明显。笔者认为，前二例钟铭应为曾侯乙时代中晚期书风的特点，堪称权威性的书法艺术文字圣典；后二例钟铭则为曾侯乙时代早期的传统性铭文风格，具有大众化的书法艺术元素。《说文解字》曰：“篆，引书也”。[30]《周礼·考工记·轮人》曰：“陈篆必正”郑玄注：“篆，彀约也。”[31]所谓彀约谓之篆，钟带亦谓之篆，皆指其围绕钟身一周者。先秦时期，金文字体有“大篆”、“籀文”等，从书法艺术中的体势、结构、笔画到谋篇布局的技巧，都是研究这个时期书法艺术的着重点。总而言之，曾侯乙编钟下层甬钟的体积大，因钟的表面大而有利于其铭文谋篇布局，字体容易摆开拉长，笔画行走利落，易于形成书写艺术性、美化装饰性的文字特点。又如中层甬钟的体积小而文字多就显得挤塞，不便于表现书法艺术的装饰性，镶嵌金丝时也会将铭文笔道挤满，字体也就显得不太规整了。不过，从钟上铭文字体的特点看，表明钟铭文字的时代有早晚之别，上层钮钟文字则更早。曾侯乙编钟上层钮钟铭文是曾国早期文字的类型，显得有些古朴、典雅、厚重的特点，书风俊秀，笔道通畅，字体肥厚，钟面铭文没有雕刻起笔和落笔的痕迹。把曾侯乙“曾”与两周之际的曾国铜器之“曾”相比，此可窥见曾国书法艺术风格是一脉相承的（插图.表.照片），现举例如下：
其一：C.65.1：1[正]（2）羽曾（增）.（3）羽.（图、铭文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48页）
其二：C.65.上.1.2[正]（2）徵角（3）徵曾（增）.（图、铭文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48页）
其三：C.65.上.1.4[正]（2）徵曾（增）.（3）徵.（图、铭文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48页）[32]
参见曾国青铜器上的“曾”字，则可更加明晰曾国铭文及与“曾”字演绎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曾”字见《曾国青铜器研究》。[33]
书法艺术与礼乐文化和社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曾侯乙编钟从下层大型甬钟铭文到中层甬钟铭文的书艺发展显现出轨迹，钮钟铭文更展示出曾国早期的文字书写特点，它们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的成分。古史中有“书法”、“笔法”、“不书”、“先书”、“故书”等等。《公羊传·桓公十四年》（经）曰：“乙亥，尝。（传）常事不书，此何以书？”[34]《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经）曰：“冬，公如齐纳币。（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35]说明古人十分强调书法的要素，《左传·襄公十四年》曰：“是故天子有公，……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南艺。”[36]古人也很讲究诗、书、诵“百工献艺”的书法艺术元素。曾侯乙编钟这些音乐盛典乐章及乐律，也是与“史不失书”的礼乐制度分不开的。上述律名标注详实，书写工整，讲究字体圆润淳雅，笔法雄健，无论是从笔画、笔形、笔顺，还是从构件等方面，均显得字与字之间的张驰有度，这种文字的书写技艺仍然承传了周代的文字遗风。《周礼·地官·乡大夫》曰：“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37]说明至少操持者都热爱书法并有“群吏献贤能书于王”的贤才。由此可见，曾侯乙编钟铭文乃“贤能”之作，否则，这些律文的书写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乐律的书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乐只君子，德音不已。……乐只君子，德音是茂。”[38]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往往作为品德的象征，贵族往往比德于斯。《尔雅·大雅·假乐》曰：“威仪抑抑，德音秩秩。”[39]不言而喻，古代的钟乐与列祖列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曾侯乙编钟铭文书法艺术的研究，也涵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渊源。其“德音不已”与“德音是茂” 的诗句正是强调音乐，追求“德”行的精神境界，以“德”治国，以德兴邦，以德书史，都流露出一种书法艺术中的正气，汉字中的源流尽显“明德以昭之”，体现出“明德”与“威仪”的礼仪精神。如果说把文字与书法比作汉字中的精与髓的话，那么，曾国编钟铭文就是书法艺术中的气运与神采。
石编磬刻文696字，石编磬墨书文字12字，共计708字，曾侯乙墓石编磬上刻有铭文，还有墨书，现列举如下：
其一：C.53.上.1（面）浊姑洗之徵。
其二：C：53.上.2（首）十大（面）浊姑洗之宫。坪皇之 ，文王之终。
（下）新钟之大羽曾（增），浊兽钟之下角，浊穆钟之商，浊姑洗。（尾）[墨]之宫。
（图 照片 拓片见C53.上.3至C.53.下.16）[40]
经考证，是在磬块磨制后再刻文字，将文字书写其上。这些文字与编号、标音和乐律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还刻有乐律的文字与钟律文相同，即十二律名：姑洗、浊姑洗、穆钟、浊穆钟、兽钟、浊兽钟、新钟、浊新钟、文王、浊文王、坪皇、浊坪皇等。磬文低音至高音“宫、商、徵、羽、宫、商、下角、终、、巽、少商、、终反、反、巽反。再见五声之间的变化音“羽、徵曾、羽曾、商、宫曾、商曾、徵等名相称”，这些律名与标音篆字的书写艺术，与钟铭书法形式有所不同，石磬上的文字则是先书写而后篆刻的（照片、图等见《曾侯乙墓》上册第145页）。[41]
磬上文字书法艺术则以温雅淳逸的笔道，纤细紧促的书写形式，把诸多繁琐文字表现得干净利落，其中铭文的笔势、结构与字体形态都是承传两周时期的文字风范。与曾侯乙编钟下层甬钟铭文书写特点相较，二者泾渭分明，但与曾侯乙编钟上层钮钟铭文的书法风格则较为接近。如濁坪皇之商，濁文王之宫”等铭文笔画古朴，隽刻与布局不甚规范。古人制作编磬是十分讲究的，金石之声则是确指编钟与编磬。《周礼·冬官考工记·磬氏》曰：“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股博，去一以为博；参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42]编磬上的所有铭文则在磬石制作成功后再书写隽刻，字的笔道内填有朱漆，以便突出其书法艺术的视觉效果。编磬文字因为在坚硬的石块上刻字，应该难度较大，难以展示书法艺术的畅达效果，故此，磬铭必须采取变化的方式，运用短而直的笔画的书写特点，以弧形笔画和加长文字的装饰性，其艺术化、规范化因素就会减少。
郑荣达先生在《试论先秦双音编钟的设计构想》一文中，揭示出双音编钟音位设计的逻辑思维，并根据编钟铭文标注的音位和乐律举例：列举标注的音位和乐律，有助于观察了解编钟上的铭文书法艺术的内涵，要将这些错综复杂的音律书写出来，确保其内容精准无误，并在文字书法上闪耀出艺术的光芒，音乐艺术与书法艺术已融为一体。作为当时的书法巨匠在书写这些文字时，他们的字体和章法是统一的，并且要得到曾国宫廷掌管此事的官吏认可。如“宫、商、曾、宫曾、少羽、少商、角反、徵角、徵曾、商曾、下角、割肆（姑洗）、徵镈等等[43]，这些上层、中层钟铭文字笔画稳重，字字严谨，不象下层钟铭那样舒畅飘逸，整体风格也与下层的钟铭有较大的差别。譬如：“止”字，中层钟铭“”与下层钟铭“”不同；中层曾字“”与下层钟铭“”迥异不同；中层侯字“、”与下层“”；中层乙字“”与下层钟铭“”诸字相比较，似乎不是一种书法艺术风格。这可看出上层钮钟铭文字书体古朴，笔道淳粗厚重，且有两周时期青铜铭文的书法艺术底蕴，与南方楚国铭文书写技艺有别，艺术创新的意识不浓。鉴赏曾侯乙编钟上层和中层铭文在书法艺术元素方面的韵味十分有趣。再举例一、二就可明晰中层与下层的铭文书法艺术特性：
其一、C.65.中1.8“……（3）文王之羽，新钟之徵，浊坪皇之宫。（4）新钟之终，浊坪皇之巽，浊姑洗 之商”（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40页、及与《集成》抽印本《曾侯乙编钟铭文》第155页）。
C.65.中.1.9.“……（3）坪皇之喜，姑洗之徵角；浊兽钟之下角。（4）文王之终，新钟之佟，新钟之羽曾（增），浊穆钟之商，浊姑洗之宫”（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40页、及与《集成》抽印本《曾侯乙编钟铭文》第160页）。
C.65.中.1.10.“……（1）文王之宫，坪皇之商，姑洗之角，新钟之……”
“（3）文王之下角，新钟之商，姑洗之宫曾（增），浊坪皇之终。“（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41页、及与《集成》抽印本第163页）。①
以上列举中层钟铭带有“文王”铭文的书体，与下层钟铭带有“文王”铭文的书法艺术的特点，稍加排列比较则可窥斑见豹。将两周时期的金文书法艺术风格与战国时期的书法艺术特点进行梳理，就可判别一、二。现将下层钟铭带有“文王”铭文的字体排列比较如下：
其一，C.65.下1.2，“……（3）文王之变商，为韋音羽角，为（应）音羽，（夷）则之徵曾（增）。（见《曾侯乙墓》上册，第537页，顾廷龙及与《集成》抽印本《曾侯乙编钟铭文》第105页至110页）。②
前文已论及两层钟铭为曾侯乙时代的书法艺术精品，其中钟铭有刻嵌加工的痕迹，字体古朴呆拙，笔画沟槽深浅不一，再加上镶嵌加工，存在间断缺笔的现象，艺术感远不及下层钟铭。下层钟铭以C.65.下.1.2，“……（3）文王之变商……”，铭文堪称曾侯乙书法艺术的精典之作。
中国古代的文字书写形式，在先秦时期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即大篆小篆的发展过程。虽然其结构和书法艺术风格各异，但是篆书的主体形式应在规范的起跑线上，只是因地域不同、文化元素不一等原因，科技文化水平发展程度显得参差不齐，故此，即便在同一国度不是出于一匠之手则都会有细微差异。这在研究曾侯乙编钟铭文时可见端倪，如上层钮钟铭文是那么端正而肃穆，在某种程度上书法艺术继承了宗周文字的书写特色。中层钟铭是那么流丽妩媚，字体遒劲淳朴，盛行篆书规整不紊的书风，兼融镶嵌工艺的艺术特征，铭文书法艺术无论从字体结构，或字里行间均具有徊环婉转、生气盎然的艺术效果。下层钟铭的艺术境界是那么舒展放达、豪气俊逸、蔚为大观。这种书法艺术发展具有苍茫与浮沉，跌宕与转折的演绎创新轨迹。这些金文书法的精品无论从书写、镌刻到铸制，乃至打磨镶嵌后再经过错金铭文的全部工序，无不体现出精雕细作的艰辛历程。
《周礼·春官·典同》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凡声：高声，正声缓，下声肆，陂声散，险声敛，达声赢，微声，回声衍，侈声作，弇声郁，薄声甄，厚声石。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44]编钟铭文用优美的书法艺术形式，把以十二律、十二声为内容的文字，书写并铸制在青铜钟上，意义非同寻常：它一是传承了中国汉字的书写艺术，二是标注了音位和律音的真实作用。如果不是曾侯乙编钟存在这种表现形式的话，那么，要证实一钟双音的发明与存在就很难得到实证。这种文字记载了2400余年前的音律乐章，既是一种反映礼乐制度的实物史料，也是研究战国早期的科技文化与书法艺术的实证。《礼记·仲尼燕居》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45]可见礼乐观在曾侯乙时代就占据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540页，第163页，第537页。及与《集成》抽印本《曾侯乙编钟铭文 》，第160页、第163页、第105页、第110页。
②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533页，第163页，第537页。及与《集成》抽印本《曾侯乙编钟铭文》，第160页、第163页、第105页、第110页。
[参 考 文 献]
[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86.
[2]殷荪编.中国书法史图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1.
[3]同[1]，87.
[4]同[3].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791.
[6]同[5]，820.
[7]同[1]，88，533.
[8]同[7].
[9]沃兴华.金文书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
[10]同[1]，533.
[11]同[10].
[1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1606.
[13]同[12]，1482.
[14]同[12]，1530.
[15]同[1]，122，123，125.
[16]同[15].
[17]同[15].
[18]同[15].
[19]同[15].
[20]同[15].
[21]同[15].
[22]同[5]，716.
[23]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6，91，93.
[24]湖北省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1，47.
[25]同[23]，7-60.
[2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1715.
[27]同[26]，1718.
[28]同[26]，1737.
[29]同[5]，822.
[30]说文解字[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95.
[31]同[5]，908.
[32]同[1]，548-560.
[33]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45，248.
[3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公羊传[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2221.
[35]同[34]，2236-2237.
[36]同[26]，1985.
[37]同[5]，716.
[3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419.
[39]同[38]，540.
[40]同[1]，145，550-553.
[41]同[40].
[42]同[5]，923.
[43]湖北省博物馆，美国聖迭各加州大学，湖北省对外交流协会.曾侯乙编钟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216-225.
[44]同[5]，797.
To Research the Ritual System from the Calligraphic Art on the Bells and Qings from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HUANG Jing-gang
Abstract： That the inscription text material on the Bells and Qings from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are very abundant， their amou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maximum found in the tombs of pre-Qin period at present， and among them， there are 2828 characters on the body of Bells， 740 on the bronze pendants， 5 on the frame of Bells， 7 on the bronze drum pedestal， all of those left us important material objects to research the “allograph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s，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calligraphic art. To study the inscription from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calligraphic art， it could help to reapp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of cultural art and ritual system， which is one of the path open a new situation in this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 Tomb of Marquis Yi of Zeng； inscription； calligraphic art； ritual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