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小说的阐释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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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和《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开放的语言、错落的故事情节安排，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一种召唤结构，召唤着读者参与到故事的建构之中。故事中的旁观者都带着自己的偏见去建构缺场人物。而福克纳的读者也带着自己的前理解来进一步阐释。诚如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主旨：所有的理解都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限制。文学作品从一种文化和历史环境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发现新的意义。

[关键词]阐释学；召唤结构；前理解；历史性；此在存在；时间性

一、文本的召唤结构

源于阐释学理论的接受美学大师伊瑟尔为了将读者的阅读看做一种文本的内在结构机制，于是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说法来进行研究。这个术语指文本具有一种能够召唤读者来进行阅读的结构机制。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首先提出：作品是一个充满了未定点和空白图式的结构，其中作品的未定点需要读者去确定，空白图式结构需要读者去填补。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未定点与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力。这就是作品所谓的召唤结构。这种未定性的文本只有与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一方面要求文本本身能够吸引读者，另一方面，读者要有足够的兴趣响应文本的吸引力。文本的吸引力称作召唤性。而按照伊瑟尔的论述，召唤结构就是它自身的空缺因素和暗示力量会对读者的习惯视界进行否定，从而引起心理上的空白以及确知究竟的期待，由此激发阅读的动力。在提供足够理解信息的前提下，一部作品所包含的意义未定性与意义空白越多，读者就越能深入参与作品潜在意义的现实化和华采化。福克纳小说之所以吸引了一代代的读者，是因为他文本的强有力的召唤结构，这种召唤结构表现在：

1　成功运用“时序颠倒”

在小说中，他没有按照传统时间的先后来组织、安排作品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而是将他们放在一起。这样读者在读完作品时就不得不在自己的大脑中重新整理输入的信号，把它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排成一个有序的故事。《献给艾米莉玫瑰》文章第一节首先讲述艾米莉的死。文章的第二节讲30年前艾米莉和当地人关于“臭味”的一场冲突。第三节讲述了艾米莉去买砒霜的细节。第四节讲述了巴伦的突然消失，最后艾米莉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第五节讲述艾米莉的葬礼和她的木房子之谜。然而故事从开始到最后，叙述者始终没有明确地解答读者的疑惑。那就是“为什么艾米莉小姐死后受到大家如此尊重?”的原因。“但是在这阅读和探寻的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不断改变和提高。从美丽骄傲的艾米莉小姐发展到密谋杀死自己情人的可怕艾米莉形象，这种似乎出人意料的转变强烈地吸引了读者。这种整体结构的召唤性正是满足了读者对未知的探寻欲，让读者自己来重构整个故事发生的顺序并寻找故事背后深层的意义。”(马英，2005：215)正如王长荣在《现代美国小说史》中所说：“福克纳小说创作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打破线型叙事顺序，打乱时间顺序，把故事分解成许多片断，让各种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这样就“迫使人们都从美学和道德上进行探索，读者也被卷入了故事。”(王长荣，2001：258)

2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都参与到对缺场人物或者半缺场人物故事的猜测中去，而每一个人的猜测都不是最权威的，而作者从未在文本中夹杂自己的判断，这就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结构，召唤着读者进行进一步的推测。

《押沙龙，押沙龙》以几月的一个下午，昆丁耐心地聆听罗莎小姐对有关庄园主托马斯・萨德本的故事开始三个小时的讲叙，让读者了解了一些基本事情和相关人物。同一天傍晚，昆丁的父亲康普生先生又讲述了更多的细节。昆丁回到哈佛大学，将故事告诉了同寝室的加拿大的施里夫，听到罗莎小姐死的当天，昆丁和施里夫协力完成了他们对萨德本悲剧的解释。某一个事件在一部叙事作品中重复出现，这常常能产生与未加重复叙述的事件不同的效应。因为不同的讲述者对同一人物的故事各执一词，那么每一个讲叙者的讲叙都是在解构其他讲叙者的权威。这就使得读者觉得自己有必要也参与进去，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每个读者都会认为自己的讲叙更加客观，更加全面。这样文本好像反复在向你招手，说他们的判断都是不全面的，你肯定能做出比他们更好的判断。

3　错综复杂的、不合语法、不合逻辑的语言使得读者很难得到共同一致的理解

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采用的是一种描写性语言，这种语言包含着许多意义未定性。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福克纳的语言是使他的作品出色的原因之一。“过于繁复也确实过于繁复，这些句子雕琢得奇形怪状，也错综复杂到了极点。”(李文俊，1980：73)使用不间断的句子是福克纳文体的最主要特色。这种句子本身既不符合语法也不符合逻辑，这就给理解它们提供了很多的阐释的空间。“现代小说中的两个主要趋势，一是倾向于采用越来越有形的戏剧性描述，直截了当地依靠列举物件和行为的名称，报导人物所说的话；另一方面，是倾向于不受阻遏的意识之流作表面完整的连贯的复制。可是它们仍然有着共同的因素。在这两种类型中作者都试图把自己完全隐藏在素材的后面，使素材看上去具有一个整体现象的性质。为了适应这个要求，所取问题就得着意于纯粹的复制，而不许人和独立的观点进行限定或者解释。”(李文俊，1980：96)《押沙龙，押沙龙》一开始就使用了整整两页半写了7个句子。这些意义不确定的句子就需要读者阅读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

二、理解的此在性和开放性

阐释学认为任何理解都是作为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的人的理解。在阅读和解释的时候，人们总是带着已经形成的前理解、前见解、前把握去理解问题的。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由几个叙述者的叙事构成的一部长篇名著。诚如《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部纯属解释性的小说。几个人物――罗沙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试图解释过去。虽然萨德本家族历时80年的故事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但是，几个叙述者十分醉心于拼凑一个完整的图像，他们都认为自己找到的那些似乎吻合的碎片就能揭开整个内容丰富的历史。他们相互否定甚至争吵。首先论述的是罗莎小姐，罗莎小姐的叙述中充满了怨恨、歇斯底里、疯狂的愤懑，她总用魔鬼、鬼怪，这些字眼来代替萨德本的名字。她无比亢奋的语气使人怀疑她的故事的真实性。最后当我们得知，原来萨德本曾经向罗莎小姐求婚，但前提条件是她必须先给他生个儿子来继承他的家产，她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从此以后一直穿着黑色的丧服，与世界隔绝，并开始了她将他魔鬼化的过程。第二个陈述者是康普生先生，他的讲述里面没有加入过多的情感成分，因而他的叙述相对客观而具体。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康普生先生，会发现他的叙述中也加上自己的宿命论的悲观色彩。他首先把萨德本描述成一 个英雄，勇敢、坚强、独立。萨德本刚开始的成功与他的这些优点是分不开的，但萨德本最后的悲剧正因为他性格中致命的弱点。“在希望破灭愤世嫉俗的康普生看来，萨德本的故事是作为可知的命运的又一例子而出现的，‘世间人事中骇人听闻的血腥罪恶’。”(爱利尔特：1988，752)昆丁作为第三个陈述者，他的讲叙中也带着极大的个人主观色彩。首先他过分地看重美国南方传统的荣誉，这一点在《喧哗与骚动》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把萨德本个人的故事和南方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他在萨德本的身上看到了南方崩溃的根源。他“对萨德本没有个人的义愤，他对他的悲剧的强烈反应实际上凝结着他对整个南方传统的态度。”(王小莹，1987：75)另外，昆丁对亨利和波恩的叙述中充满的亢奋让人很容易想起在《喧哗与骚动》中他和他妹妹那种近似的关系。施里夫叙述的主要内容是查尔斯・邦要求萨德本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而邦和同父异母弟弟亨利、妹妹朱迪思非同寻常的感情故事被放在从属的地位。“施里夫在叙述内容上做出这样的选择，根源在于他的加拿大国籍。对于一个异国人，提起美国，特别是南方，最能引起他注意的恐怕就是种族冲突、奴隶制、南北战争，这些事件都与黑人有关。对于美国南方，施里夫是个局外人，因此他没有负担，就敢于直面历史，更能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种族问题。如果让南方人来谈论这个话题，结果可能大不相同。”(牛晓立，2006：76)他们片面地从失真的个人角度出发观察萨德本的悲剧，因而也无法认清他们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这部悲剧的全部意义，也看不到这部悲剧与他们通过叙述编成的悲剧关系如何。只有读者才能综观舞台全景。这里我们可以看m来，这几个叙述者都从自己的前见出发对萨德本的故事进行了自己的编构。

而一代代的读者也加入到这种新的建构之中。自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福克纳研究就在美国、欧洲、日本甚至中国长盛不衰。美国作家托马斯-英奇在《1990年美国文学研究年鉴》中说：“对福克纳的评论一直远远超过其他主要作家，至少在数量上如此。50年代以来，福克纳研究已经推出专著300多种，论文6000多篇。而这些评论呈现出多元状态。福克纳研究经久不衰的原因就是他小说中的召唤结构，他文本的开放结构，使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视域去理解、阐释。“事实上，被我们看重到称之为经典的作品，致使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就像他们的流传所证明的那样，复杂和不确定到足以给我们流出必要的多元性。”(华莱士・马丁：163)

总而言之，福克纳小说由于呈现一定的召唤结构，召唤着旁观者建构缺场主人公的故事，同时也召唤着福克纳的读者加入到小说的再理解和再阐释之中。所以文学作品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不是一种静止的时间，而是一种随着不同语境而变化的意义参与和建构过程。

[作者简介]雷红珍(1973一)，女，陕西合阳人，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美国东南密苏里大学福克纳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