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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坐针毡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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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会出国,还出过两次。第一次是1993年去美国,中国记协组织的。第二次是2000年去欧洲,是欧盟邀请的,说是去开“欧元研讨会”,其实是欧盟向咱们中国宣传他们的欧元。

出国访问,我觉得别的都行,就两样不好:一是吃不惯他们那饭,二是听不懂他们那话。美国也罢,欧洲也罢,他们那饭一是甜,二是生,很不合咱的胃口。每次出国回来,我都饿得精瘦。语言不通,那就更觉别扭。去美国那次,代表团里没有懂英语的,多亏接待单位给我们配了个翻译,全程陪着我们。有翻译,集体行动方便,分散活动也就傻眼。我们去华盛顿访问,当地记协特地安排了一项活动,搞了一个小型酒会,让美国记者跟中国记者随便聊聊。中国这边,最活跃的是中央电视事部主任刘效礼,他把翻译拉到身边,跟美国一家报社的一个主管侃得很是热闹,别人只是坐在一边看。一会儿,一个美国记者走到我跟前,要跟我聊聊。我用表情“说”:我不会英语!他也用表情“说”:那没关系!他拿过一张纸和笔,就在上面画,看样子画的是中国地图,想借助这张地图和我聊聊中国。可是,聊了一会,他就泄气了,因为我完全不知他说的啥,他也完全不知我说的啥,最后他只好失望地走了。在纽约,我们访问联合国,接待我们的那位联合国工作人员是个俄罗斯人,对中国特友好,领着我们看了联合国总部的好多地方,中午还特意让我们去听了每日一次的联合国新闻会。那会“听”得真是难受,我们就那样干坐着,一句也没听懂,事后才知那天说的是巴勒斯坦问题。

第二次出国,情形就更糟。欧盟那边,以为我们是都懂英语的,人家根本没为我们准备翻译。实际情况是:被邀请的中国记者,有香港的、澳门的、大陆的。香港、澳门的记者全都懂英语。大陆去的记者,新华社的懂英语,中青报的懂英语;党报去的记者,除了深圳特区报的辜晓进和人民日报常年搞对外报道一位记者外,其余的则全都不懂英语。“研讨会”开始第一天上午,主办者介绍会议日程和欧盟基本情况,一间会议室里,香港、澳门和新华社、中青报的记者坐一边,大陆党报系统的记者坐一边,“阵线”分明。主办者讲话,听得懂英语的那一边不断发出笑声,党报这边却鸦雀无声。那情景真是尴尬!于是紧急求援,找了驻欧盟大使宋明江,把他的贴身翻译请来了,做了“研讨会”的临时翻译。宋大使事务繁忙,离不开那翻译,第二天那翻译就来不了了。没翻译会不能开啊,于是又想了一个办法:演讲者说英语(这一天发言的是几个外国记者介绍自己采访欧盟的经验),由香港的记者译成粤语,然后再由澳门的记者译成普通话。澳门的记者嫌费劲,后来不译了,我们就只能听香港明报的记者说粤语。后来我们也“草鸡”了,因为我们听着粤语比英语还难懂。再后来就连粤语也不翻了,由着发言人叽哩哇啦说英语。第三天,彭定康来演讲。彭是欧盟高级专员。这时的彭定康对中国很友好、很有感情,据说他的讲话也很精彩,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懂。听不懂还得在那里坐着,为了礼貌,没听懂你还得装做“听懂了”,那真是如坐针毡

第一次出国回来,我曾经下决心学英语,让孩子给我买了英语教材。孩子给我买的是“中级”,我要做的却是从“初级”开始,“初级”也得有人教,没人教我连“门”都入不了。我上学时学的是俄语,英语一字不识,是个“全文盲”。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下一辈子我要是还当记者,别的不学,我也要先学会英语!这不光是为了出国,今后在中国当记者,不懂外语就是半残废!”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