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抬杠”的毛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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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字大可，号秋晴，浙江萧山人。因郡望西河，又称西河先生。他生于明天启三年，逝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享年93岁。此人称得上腹笥丰赡，学识渊博，凡经学、文学、史学乃至音韵、诗词、书法等，都达到了完善成熟的程度。钻研一门甚或多门学问不难，而娴熟方方面面，成为无不该洽的通才，那可不易，毛奇龄当属清初一位货真价实、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问家。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收其著作40多部，为当朝最多入选者，可为佐证。

这位负才纵横，傲睨当世的文人，可以用“狂狷一生，反弹一生，对传统质疑一生，对儒家定论逆反一生”为其定性。北京话中有“杠头”一词，“杠”即“抬杠”，“头”有 “热衷”、“以此为业”之意，毛奇龄在时人印象中，便是这等人物。然而，他这种表面上的嬉笑怒骂，也许在别人眼中就成了无所忌惮，好者恶之，恶者好之；对者错之，错者对之。他之所以如此高唱反调，并不意味着他活得很快乐，唯其不快乐，一生才“抬杠”不止，以获取一时宣泄之快。实际上，在这种嘴巴的痛快之后，其灵魂上忐忑、恐慌的时代桎梏，并未解除。

这也是中国人在改朝换代时期势必作出的艰难选择：是顺从还是逆反，是改头换面还是依然故我。知识分子尤为尴尬，通常既没有胆量反抗，也没有勇气归顺；既不忍舍弃前朝衣冠，也不甘披挂后朝袍戴。他要臣服于清朝，那些遗民的口水会将其淹死；他要复辟明朝，当道者捏死他如蝼蚁。于是，向前走吧趔趔趄趄，向后退吧犹犹豫豫，左右不是，所以索性装疯卖傻――这也许就是西河先生的应对之道。

明清鼎革前后的毛奇龄，其人生轨迹比之他人，更显特殊。

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才13岁的他以优异才禀应童子试，恰陈子龙为主考官，见其稚气尚存，曾戏称：“黄毛未退，亦来应试？”毛答曰：“鹄飞有待，此振先声。”遂为入门弟子。在所有关于西河先生的记载中，无不特别提到他受知于陈子龙这一点，可以断定，毛以他的座师自豪，颇以其师那首《易水吟》中“昨夜匣中鸣”的“并刀”自许。明亡后，毛奇龄“哭于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他曾写下一首绝句《赠柳生》：“流落人间柳敬亭，消除豪气鬓星星。江南多少前朝事，说与人间不忍听。”那是一个熬煎的年代，当时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出路大致有四：一、以死殉国，二、武装斗争，三、变节降顺，四、苟且偷生。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陈子龙抗清殉难，毛奇龄追随其师大义，转战江南，负隅顽抗，迅即加入南明鲁王的军事活动，战斗于江浙一带。然而，崇祯朝的所有败象在南明小政权里再度重演，大势既去，败局已定，只好看着它完蛋。鲁王败后，毛奇龄化名王彦，亡命江湖。

明亡后的这30年间，应该说，毛奇龄对他的入门老师陈子龙，在精神上的尊重，在感情上的缅怀，在反清复明事业上的传承，完全合乎儒家所要求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师承”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信义，更是一种不可背约的担当。因为国人相信，师生之间的文化联系与父子之间的亲情联系是应该划等号的，所以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一太公遗训。正是陈子龙对故土的忠贞、异族的抵抗，于生死的豁达，以及他最后被俘不屈，杀身成仁的大义，燃烧起这位弟子保卫江山社稷不被腥膻的反抗意识。可以说，毛奇龄的一生，始终是在陈子龙精神力量的笼罩下，感召有之，鞭策有之，而炯戒则更有之。

公元1664年，时年21岁的毛奇龄，与全体中国人一样，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之中。是留发不留头，做明朝的忠烈；还是留头不留发，做清朝的顺民？对儒家子弟而言，改朝换代，也许不及衣冠制度的变换更为触及灵魂，而发留辫，比胡服左衽更是一种屈辱性的令其臣服的手段。所以，他采取了和其师一样与大清王朝为敌的态度。

可是，到了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西河先生56岁，已是“知天命”的年纪，突然出现令人大跌眼镜的变化――他竟要应博学鸿儒科，受招安。

在这个世界上，有勇敢者也有不勇敢者。勇敢者固可钦敬，不勇敢者也不应苛责。毛奇龄不是绝对的不勇敢者，勇敢过，不成功，遂再也勇敢不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没有必要180度转向，放下武器也就够了，一定要去当“伪军”吗？近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毛奇龄与钱谦益、李光地等辈列入“伪学者”之流，显然，他被招安的这一步，是他头顶上这个“伪”字的来历。

康熙对汉族士人剿抚并重的绥靖政策，最成功的一次，莫过于这年5月的博学鸿儒科了。第一，大清王朝江山坐稳；第二，大明王朝气数已尽；第三，最具有实力的三藩眼看气数已尽；第四，康熙高规格地收买人心。于是这次“己未特科”便成为表演的戏台，中国文人中最赖蛋的，最卑鄙的都跳了出来，丑态毕露，洋相百出，令人不齿。而在这个舞台上看不到身影的一群，正是中国文人中最有骨气、信仰最坚定的精英。他们拒不从命，谢绝招安，不求闻达的高风亮节，令人仰止。那些与毛奇龄年纪相当的同辈文人，如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等，或逃入山林，或躲进洞穴，或绝粒成病，或誓死抵制。与无法拒绝诱惑的西河先生相比，高下立见，瑕瑜不同。

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群落中，毛奇龄本是毫无疑义的大学问家，在解《易》这一门经学研究上，其一家之言具有扛鼎的权威性。然而与上述同龄诸人相比，老先生可谓逊色多矣！梁启超称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颜元为“清初六大师”，无一不是出类拔萃、有口皆碑的饱学之士。而毛在志节上，不及黄、顾、王之铁骨忠贞，磊落豪横；在人望上，不及李、吕、徐之高超俊逸，风格迥出。在那个年代里，人格考量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个极自负、极计较的西河先生，很不被人视为大师行列中的一员――这无疑使他产生了郁闷和逆反的心理。因此也促成了他不甘落败，不肯“费厄泼赖”的性格，逐渐变得乖戾起来。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的西河先生，剑走偏锋，遂揽舟北上。由萧山而杭州，再由南京而北京，以布衣应博学鸿儒科。按他的资历和声望参加这次会试，某种意义上是给清廷一个很大的面子。没想到本欲大显身手的他，清朝政府却并没有十分看重，泛泛待之。而康熙此举，志在安抚汉族知识分子，不在意才干识见，无所谓人品学问，只要你来应试，就等于弃明投清，入吾彀中。发榜后，毛奇龄相当的沮丧，竟试列二等，不过授翰林院检讨，任《明史》撰修官，充会试同考官而已。他便在南城找了间小院，接来家眷，过起京官的衙门生涯。饮茶赋诗，品酒会友，三天一雅集，五天一堂会，说三道四，更加肆无忌惮了。

当然，毛西河不傻，他不骂皇帝，不骂朝廷――不但不骂，还来不及地捧皇帝、捧朝廷。他作为《明史》馆纂修，并不安心于埋头史料，搜罗资证，却忙里偷闲给康熙上了一本《平滇颂》。当时，康熙征讨吴三桂尚未取得胜利，毫无疑义，这是一篇提前的马屁文学，多少有点讨好得太早之嫌。毛在这篇表忠心的“颂”中，一方面对吴三桂讨伐之，一方面对康熙神化之。他也许知道，也许并不知道，康熙身边有的是阿谀奉承的御用文人，你毛奇龄再善拍，哪里比得上高士奇这等马屁精？结果白忙活一场，什么也没捞着。

没捞着“年终奖”倒在其次，这篇《平滇颂》引起的物议却沸反盈天。舆论认为：第一，吴三桂对于大明王朝，虽万死不赎，但你毛奇龄也是降人一个，以同类为牺牲，作俎上肉，千刀万剐，以求取悦于新朝，在道德上首先就站不住脚。第二，你毛西河本有“少年苦节”、“有古烈士风”的美誉，如今怎么也溜须拍马，不顾廉耻地下作起来。于是，给人留下“晚节不忠，媚于旃裘”的恶评。

毛奇龄的这一“华丽转身”，由布衣而庙堂，由遗民而新贵，本以为会引起轰动，博得满堂彩，没想到却是如此丑陋的结果。中国人的记忆力，说来也有点奇怪，常常忘掉某些人自以为的伟大，却常常记住某些人最忌讳的渺小。无人不晓的陈大樽乃一代诗豪、末世奇雄，你将恩师抛在九霄云外，转过脸来舔杀师者的屁股沟子，如此行径，能不让人啐唾沫么？终于，他明白了：这是一次投入太多，付出太大而收获甚少的蚀本生意，不当遗民当顺民，不做孤忠做时贤，只是得到史馆中的一席位置。长年坐冷板凳下去，实在太划不来。

呜呼，这样一个聪明人，怎么能不懂得“物稀为贵”的市场原则呢？当满清入关之初，不合作者遍地皆是时，第一个软骨头洪承畴表示降服，会被皇太极视若至宝。第二个软骨头吴三桂表示归顺，会让多尔受宠若惊。可后来，一个比一个赛着软骨头，你毛奇龄迟来的投诚，康熙就不会将你当香饽饽待了。于是，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毛便因痹疾患足，借病隐退，长居杭州，既没有十分地堕落为大清王朝鹰犬，亦不敢公开地反抗，为大明王朝招魂。寄居在杭州竹竽巷他哥哥家中，专事著作，苟安求生。

这期间，康熙因政局渐趋稳定，愈发加紧对汉族文人严密控制，遂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这次文字狱，牵连方苞和安徽桐城方氏宗族，或被绞杀、流放，及合家老小集体自缢、投塘者足有数百条人命，这是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间发生的悲剧。时已米寿的毛奇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坏了。因为方苞为《南山集》写序而成为同案犯，他很害怕为其师卢函赤《续表忠记》一书所作的序，是否会因记南明政权的史事招来杀身之祸。凡文字狱兴，最可怕的不是皇帝的震怒，而是会有无数的小人跳出来，鸡蛋里找骨头，顺藤摸瓜，找缝下蛆。毛西河一生因“抬杠”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谁要趁此咬他一口，必死无疑。因此，他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茶饭不思，偶有动静，心惊肉跳，公人路过，魂飞魄散。一个88岁的老汉，哪禁得起如此折腾？

天才的最大不幸，首先是生错了年代，其次是生错了地方，再其次，居然活得很长很长，所谓“老而不死”、“寿则辱”。在如履薄冰的日子里，作为一个苟全于世的文人，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嫁祸于人了。全祖望《鲒亭集外集》中《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一文，对这位老先生为保全自己，推卸责任的卑污行止大加谴斥：“已而京师有戴名世之祸，检讨（即毛奇龄――笔者注）惧甚，以手札属镇远之子曰，吾师所表彰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书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谨。乃检讨惧未止，急作此辨而终之曰，近有《续表忠记》者，假托予序，恐世人之不知，不可无辨。呜呼，检讨不过避祸，遂尽忘平日感恩知己之旧。检讨所作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犹藏卢氏。其子尝流涕出以示予，予因而记之。检讨亲为之序而反覆如此，则可骇也。”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毛奇龄猥琐、自私、庸俗的另一面。他虽有学问，但人格上并不完整；他虽著书等身，但思想上并不高尚。当他汹汹然驳难这个世界时，他曾是谁也压不服的强者；可当他面临利害选择时，却是一个进退失据的侏儒。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指出：“平心论之，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由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不宗之宜耳。”

一个人怎么活，是他自己的选择，好和坏，对和错，旁人不宜置喙。同样的道理，一个古人，他一辈子走过来的路，印着自己无悔的足迹，别人也无法改变。后人评价的好和坏，与本人感觉的对和错，也许并不总是划等号。因为时代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受也不同。明白这一点，对于古人，应该尽量宽容一点才是，背离时代的求全责备，罔顾性格的过高期待，认为应该站直了活，宁死不屈，而不应该低三下四，受嗟来之食的高调，都有缺乏辩证唯物和实事求是的不足之处。

所以，全祖望在他那篇文章的末尾，说了这样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天门唐庶常建中曰，君姑置检讨弗问，盖谅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颔之。”同样，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在其所著《戴名世年谱》中，提到西河先生惧被祸及，不但抵赖且矢口否认，并努力加以湮灭的丑事，也表现出一种宽容和厚道的精神：“文祸方震天下，股栗畏陷坑，伤义以避网，岂独毛奇龄一人而已哉？”当天要塌下来时，你把脑袋缩到屁股底下，而且也并非你一个，在大清王朝政治重压得连气都喘不出的时候，大家皆彼此彼此，也许不必苛责和求全了吧！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西河先生终于寿终正寝。死前，他留下遗言：“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这“四不”，也许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一次的“抬杠”了。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