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优势与产业集群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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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通过打破既有的制度结构，选择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正式制度的供给主体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促使产业集群形成，非正式制度则是通过信任文化背景下的网络关系孕育着产业集群。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强化制度供给弥补制度需求，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使集群与制度相互促进，不断发展。
关键词：产业集群；制度创新；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71―05
一、产业集群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按照诺斯的解释，制度构成的两个最基本要素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的总和，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结构。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的、并构成代代相传的那一部分文化，一般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既包含了正式制度安排，也有普遍道德等非制度因素。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无论是降低直接交易费用和还是间接交易费用，无论是降低事前交易成本还是事后交易成本，合适的制度安排都是必需的，这样就为诸如法律、法庭、各种担保机制、社会规范和期货合同的激励结构等制度，提供了更好地限制不同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特殊机会。
依据制度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我们将产业集群分为外生式产业集群和内生式产业集群。前者由正式制度的强制和诱导作用而产生的产业集群；后者则由非正式制度的自然孕育而产生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介于纯市场和科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是在一定区域内大量相关企业、支撑机构和服务组织在地理空间上聚集而形成的经济形态。这种由一群既自主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起来的组织，既克服了由企业规模扩张而产生的企业内部组织交易成本过大、等规模不经济，又降低了由不确定性大、交易频率小等市场制度缺陷所引起的市场交易费用，成为当前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的一种制度性良方。当关联产业在空间上聚集到一起时，各企业处在同一制度安排下，降低了制度之间的摩擦和适应不良，从而使信息的传输途径更加畅通，知识和信息传递的空间距离缩短，使交易成本降低。
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新知识沿着其边际变化而产生，生产沿着技术环节的连接点而展开并将其外部化。按照科斯(R.Coase，1994)的观点，企业因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存在，但必须为此支付组织费用，当两种费用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就确定了其边界。交易成本(摩擦力)是知识不足的产物，企业正好是为了克服这种摩擦力而产生的。但企业通过整合自身所拥有的有限信息来对抗交易成本时，也要花费组织费用。当企业由于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两者均源于知识的进步)而导致整合资源与信息的能力增强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降低，企业倾向于将其外部的职能和生产环节内部化。反之，当交易成本降低时，大企业就会分化为小企业。集聚一旦在一个地方形成，就会引发螺旋式的自增强机制。集聚引起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导致企业的垂直化解，并引起进一步的集聚。同时，企业内部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由于交易成本降低引起企业分化，小企业“扎堆”；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强，企业也会加紧体制与技术创新，降低组织费用(广义而言，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成本降低，与经济学上的狭义组织成本并无区别，因为两者都是由知识进步引起的)，以对抗企业的分离趋势，尽可能将企业做大做强。在集群的成长期，分离趋势将占上风，而在集群的成熟与衰退期，并购趋势可能占上风。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从分散趋于集中，有利于知识的扩散、传播，各种发明创新就随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产品的种类将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政府是决定正式制度的主体，它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制度创新是制度的决定主体通过建立制度壁垒(差别制度)限制或约束制度作用对象的(决策)行为，它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在区位决定中，强制性制度创新是政府通过建立制度壁垒限制制度作用对象的具体区位和活动范围；诱致性制度创新是政府通过建立制度壁垒诱导或吸引制度作用对象在区位和活动范围内的决策行为，这里的制度壁垒通常依靠优惠政策实现。在现实经济中，企业在区位决策时受到制度的约束或限制，与一般产业集群不同，新兴产业集群与地区产业政策密切相关。政府通常利用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促进新兴产业集群形成。在强制性制度创新条件下，政府依据其产业政策规定新兴产业的企业部门仅能在一定地域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这一地域视为非法，这样就强制或迫使这类企业部门在该地域集聚。在诱致性制度创新条件下，政府依据其产业政策建立或划定固定区域范围，并确定仅在划定的区域范围从事新兴产业活动可以享受税收、土地经济、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这样就诱导或吸引新兴产业的企业部门在该区域集聚。
企业愿意受制度约束在某一地区集聚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的收益。政府决定在某一地方建立产业集群，并从制度上规定仅在该区域范围内从事某类经营活动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土地价格和财政返还等方面的优惠，这样就提供了区位差别所决定的制度创新收益，从而强迫或诱导某类企业在该区域集聚。集聚使企业获得一定的额外集聚收益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一是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模仿、相互学习，提高了各自的竞争力；二是企业的集聚加速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并扩大了信息占有量；三是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或促使前向联系产业和后向联系产业以及中介网络组织在该地区的集聚，形成地方社会网络或企业生物群落价值链；四是促使公共服务部门提高管理水平等。这样一方面提升了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进了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三、非正式制度孕育了内生式产业集群的形成
正式制度在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内生式(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则相对弱小。而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非正式制度，则是内生式产业集群形成的决定性力量。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是对一些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手段。合理的制度安排将使经济生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过高，从而使得秩序成为可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观点实质是一种社会化不足的观点，因为它否认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当然，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某些信任因素在起作用，因为单靠制度安排是不能完全消灭欺诈和暴力行业的，这种信任的源泉是“普遍道德”，即经济活动者由于内在的社会规范的制约而自动地维护经济秩序。格兰诺维
特(Granovetter，1985)认为制度安排与人类行动的社会化不足相关；普遍道德则与人类行动的过度社会化相关。
面对资源的稀缺性，在相同或相似的情景下，某些约束是有效的，至少曾经是有效的，这些约束被经验所积淀，被人们自发地认同，进而发展为共同信息，并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教育一代代地传递下去。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将造成各区域间产业集聚的差异。一个地区能否出现产业集聚，实质上与这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关系很大。在产业集群中，通过企业的关系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一是网络关系可以减少各种不确定性成本，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二是网络关系可以创造各种基于资源与技术共享的合作氛围，提高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三是网络关系还可以实现各种优势互补，突破自身能力的局限。总之，网络扩充了企业的边界，也扩充了它的能力。当然，创建网络关系是要花费成本的。当创建网络的机会成本与它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在边际上相等时，该企业就会停止扩充行为，这时，产业的“关系边界”就被确定了。产业集群是网络关系的综合体，由于地理的接近、产业的关联、工作人员的频繁交流，使集群网络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为了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间的交易尽量利用特殊的信任关系。这种特殊的信任关系构成了一种关系型专用资产。在特殊信任关系内，从事交易不一定是最优的，即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区域内企业的经济效率。
浙江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的调查，浙江有336种进入前10名，占总数的63％，其中，有56种特色产品的产量居全国第一，109种特色产品居全国第二，154种特色产品居全国第三，产业集群得到了快速发展。厚实的人文底蕴是浙江产业集群兴起的基础，非正式制度则孕育了内生式产业集群，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产业集群是一种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产业集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安排的变革，是打破既有的制度结构，重新构造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吻合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关系和行为制度，通过选择一种运行费用较低的制度模式，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促进了产业集群形成，强迫性制度创新和诱导性制度创新为产业集群形成提供了深层次的保障；非正式制度孕育了传统产业集群的形成，基于信任文化背景下的网络关系是集群形成的深层原因。为了促进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政府必须制定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政策，营造有利于降低成本的制度环境，从要素供给、需求条件及关联产业的互补等方面人手，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1．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
制度存在有赖于供求双方的均衡关系，而达到均衡状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其实质是制度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fficiency)，即现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已达到了理想的境地，再也没有调整的必要了。而事实上，一种制度的有效运转是以其他制度安排的存在为条件的，而任何制度的安排都会有其不足，不同制度安排之间的相互补充，方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制度是作为一个区域激励机制而存在的，制度的基本任务是对集聚区的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鼓励集聚区内人们的创新。集聚的本质是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更新的格局在空间上的实现形态，集聚的关键是实现集聚区资源的最佳配置。制度通过限定个体的选择集合影响着集聚进程，分工的深化加大了用于协调分工中劳动者的成本并影响着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着产业集聚。供求双方失去均衡关系时，就会产生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影响制度供求的因素在不断变化，因此，制度均衡像帕累托最优一样，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而制度非均衡状态是一种正常情况。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变迁的诱因，正是不断出现的潜在利益促使人们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博弈，进而促成双方的制度交易，形成新的稳定的制度结构。
2．强化制度供给
对新制度服务需求的产生往往先于新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任何一项制度，哪怕是最好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迟早都要变化、更新或彻底改变，以一种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世界，任何一项制度如果不能及时变化更新，仍以旧的制度去应付新的情况，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制度弊病，从而制约甚至滞缓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业集群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改革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一是政府要加强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促进支柱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现状下，政府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引导和扶持更是必要的，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引领重点产业选择并促其向集群式发展。二是政府应该继续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模标准、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关键产品国产化进度要求，并根据具体情况，以法律、法规等形式保证专项政策和规划的落实。包括充分运用优惠贷款、生产控制、政府采购等投资鼓励政策，建立和健全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保障体系，以保证产业政策自身完善、产业政策与相关政策的协调，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三是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产业规划在引导企业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政府在规划本地经济发展时，可以通过土地出让、税收减免、构建公共设施、设立公共服务机构等优惠政策来塑造公共环境，引导一大批企业进入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产业集群。
3．注重非正式制度
区域正式制度的演变总是从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演变开始的，制度边际的存在源于执行制度的成本，成本越高，边际就越大。在边际上是非正式制度而不是正式制度起着协调分工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操作的成本比正式制度小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行为在边际上尚无多大变化，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制度的变迁。现代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非正式制度也在变迁之中。传统的人格倾向和社会心理特征在逐渐减弱，现代人格倾向和社会心理特征正在形成。产业集群，集是过程，群是结果；集群是表面现象，结网才是本质。产业集群像一张网，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企业主体与支持组织，都按照分工协作的关系彼此组织在这张网中。产业集群的集群网络效应、协同效应、竞争和合作都可以认为是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但产业集群也存在负外部性，如产业集群内一家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会导致整个产业集群受到影响。产业集群内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由产业集群内的非正式制度来消除，一方面，可以通过以信任为基础的区域文化，使群内企业相信预期的协作收益高于违背竞争规则所得到的好处，促进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运用舆论的力量，大力宣传、引导集群文化的形成。社会中介机构联合对集群内企业进行公正客观的信誉评级，向集群内外公布，对信誉良好的企业大力推荐，对信誉差的则给予警示。同时，行业协会为集群内企业交流思想提供了平台，有助于成员企业的了解和合作，有助于克服成员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