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中国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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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围绕着中国3g(第三代移动通信)所发生的事经历了乐观与悲观之间的来回摇摆。但种种迹象显示，在国际主要电信运营商纷纷调低3G预期的同时，中国的3G政策却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

8月22日，一个囊括了主管部门机构、国内主要电信运营商、电信制造商、科研人员及电信业专家的内部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会议的主题便是研究中国发展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策略。虽然会后相关政策并未马上出台，但仍然被业内普遍认为是中国3G决策正式启动的一个信号。

与此同时，由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完成起草的关于3G无线频谱的规划，也已经在近日上报至信息产业部高层，并等待有关部门进一步的批复。一位参与3G决策的专家对《财经》表示，如果顺利的话，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所使用的无线频谱规划方案有望在近日内正式公布，最迟也会在年内出台。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旦3G所使用的无线频谱规划正式，也就意味着政府已经为3G整体策略的出台做好了必要的技术热身。以日本为例，从公布正式的无线频谱规划到发放3G牌照的时间约为六个月，这实际上已经为中国3G政策“倒计时”的测度提供了参考坐标。

“深圳会议”

虽然上月举行的"深圳会议"只是一个由数十人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但与会人士大多相信，这次会议已清晰地揭示了下一步的走向。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此次会议真正的组织者实际上是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这个在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的机构被业内普遍认为将成为中国3G政策最后的“出牌者”。在该办公室辖下，一个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李默芳为负责人的中国3G规划专家组，是3G政策设计最基本的班底。

据悉，目前规划组下设四个小组，分别为运营商组、制造商组、科研组以及经济组，其中经济组是最新补充的。运营商组主要包括来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家在位的移动运营商的代表，以及几乎肯定将获得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集团以及中国网通集团的代表，电信设备制造商组中有来自华为、中兴、大唐以及东方通信这些国内的电信制造企业，科研组则代表了包括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北京邮电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力量。经济组由来自国务院体改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等对中国3G政策可能导致的产业格局和经济影响有相当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

在“深圳会议”上，上述四个组别的负责人分别阐述了本组别对于中国3G政策的态度。与会人士透露，虽然就全球范围而言，3G发展并不顺利，但在中国发展3G的必要性问题上，已没有太大的争论。会上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何时出台。

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对3G业务的当前需求以及潜在需求到底有多大？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对《财经》坦言，实际上过去对市场需求的测算是比较粗糙的，以前人们说到2005年会有多少需求，现在看来不能太乐观。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史炜则更为悲观，他认为目前正在试运行的2.5G因市场需求未达预期，制造商与运营商矛盾重重正陷入困境，所以不管从投资优化的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实际市场需求的角度来考虑，3G上马的时间都宜谨慎。

上述担心正是影响3G时间表的最重要因素。而“深圳会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中国3G政策正式出台前就需求问题拿到正面答案。

在“深圳会议”仅仅一周之后，信息产业部就启动了一个市场调查项目，主题正是中国3G市场的需求及潜在容量。10月，中国3G规划组将以调研结果为基础，完成3G规划的讨论稿，并供届时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中国3G第二次峰会讨论。3G规划的正式报告，则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呈送给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以便为中国3G政策的最终出台提供决策支持。

大唐的企图

如果说中国的3G时间表仅仅取决于市场需求这一点的话，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但实际上如何对待大唐电信集团提出的TD－SCDMA标准，正在成为决策层“甜蜜的烦恼”。

一位参加了“深圳会议”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3G政策的出台日期之所以一拖再拖，除了全球性的3G延缓以及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3G标准，目前不管是TD－SCDMA，还是LAS－CDMA，系统和产品线都尚不完整。对于这两个国内标准而言，它们的成熟还有待时日。

“深圳会议”后的8月26日至28日，一个由国家经贸委和中国工程院组成的专家组，对大唐电信集团的TD－SCDMA进行了考察，作出的结论是，大唐的技术如果开发下去是行得通的，其技术先进性并不亚于另外两种被国际电联接纳的3G标准WCDMA和CDMA2000。而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也在近日表示，国家对于大唐电信的支持不会动摇。

大唐电信集团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脱胎而来。1999年由信息产业部批准成立，现直属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

几乎同时，LAS－CDMA标准化工作组也在湖北武汉召开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吸纳了博威、巨龙、信息产业部电子30所以及海信等新的成员。

但是，两难的悖论仍然存在，即如果不尽快对技术标准的选择进行明晰的话，即使大唐电信的合作方西门子也未必会尽全力投入到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中去。有确切的消息表明，目前西门子对于这一标准的投入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这意味着，当决策层希望等待可以给TD－SCDMA以及LAS－CDMA留出充分的成熟时间的时候，由于资金投入和支持技术标准的企业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它也可能被WCDMA和CDMA2000甩得更远。

而即将公布的中国3G无线频谱规划方案，无疑会在中国3G政策正式出台之前起到相当微妙的作用，因为频谱资源实际上也是政府掌控的最为重要的电信资源之一。

在这份尚未公开的规划方案中，除了按照国际惯例，为WCDMA和CDMA2000标准留出四段共计60MHz的对称FDD频段之外，还为TD－SCDMA和LAS－CDMA等标准留出了2300MHz至2400MHz之间共计100MHz的非对称TDD频段。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已经公布3G频谱规划的国家中，TDD频段远远大于FDD频段，中国还是第一个。

以欧盟为例，根据欧洲无线电通信委员会制定的3G频谱规划，在总计155MHz频段中，留给TD－SCDMA和LAS－CDMA的专用非对称频段只有35MHz（1900MHz至1920MHz以及2010MHz至2025MHz），就连欧洲最早进行TD－SCDMA标准实验的1920MHz至1980MHz频段，也被定义成了WCDMA和TD－SCDMA的共享频段。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为TD－SCDMA留出的空间分别为20MHz和5MHz；日本甚至根本就没有为其预留非对称频段。

如果考虑到WCDMA所需带宽至少为5MHz，而TD－SCDMA所需最小带宽只有1.6MHz左右，即后者对相同宽度频段的利用率远大于前者，上述无线频谱规划中的政策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财经》获知，以支持国内自有的3G标准来带动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已在信息产业部的高层和国家信息化七人领导小组中都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有消息称，为缩小TD－SCDMA与其它两种标准之间的产业化差距，决策层很可能会首先出台TDD频段规划，然后再出台FDD频段规划，以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

无疑，这份频谱规划的出台，虽然很难使得各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彻底改变原有的战略布局，但显然会加大TD－SCDMA和LAS－CDMA的吸引力，从而为进一步缩小与另外两种标准在产业化上的差距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

当然，在技术上此次频谱规划最终的“含金量”如何，仍取决于一个前提：60MHz的对称FDD频段，是否已经足以满足中国未来的3G业务需求？如果答案是不够，则相当于中国在规划上已为TD－SCDMA预留了市场空间。不过业内对此看法不一。

第五张移动牌照

在“深圳会议”上，关于3G牌照的发放数量问题，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在四张以内。中国社科院数量与经济研究所主任张昕竹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从国外发放3G牌照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在2G运营商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张或者两张。

而就中国而言，由于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已经明确承诺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集团都将成为全业务运营商，再加上原有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四张牌照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现在的悬念是，还会有第五张移动牌照吗？在国务院体改办研究员史炜看来，即使给民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组成的投标团这样一个特殊的牌照资源，由于电信作为网络性行业的特殊性，而3G又是一个系统性很强的东西，加上其缺乏市场资源和客户，任何一家民营企业都不具备和上述四大电信公司竞争的实力。比较现实的渠道应该是设法在现有的主运营商里面持股。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吕廷杰和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也是上述观点的支持者。

但不同的声音在业界依然存在。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实际上一直在从事小灵通这种移动业务，所以发四张移动牌照只是把原来的隐性移动运营商显性化而已，并没有增加新的竞争者。这与国际惯例并不相符。

如果以市场容量来看，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容纳五六个甚至更多个移动运营商，而不用担心过度竞争的问题。

“至于民营企业是否具备做好3G业务的实力，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电信行业并没有那么多的特殊性。”他在接受《财经》采访时批评说，“所谓行业的特殊性很多时候只是为了维持超额垄断利润的借口而已。”在他看来，资源是可以调配的，一旦获准进入，很难说已初具规模的民营企业完全没有机会。

按照目前的无线频谱规划，中移动、中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将同时获得15MHz的对称FDD频段以及相当数量的TDD频段应该没有太大疑问。由于15MHz的FDD频段已经让一些运营商抱怨频段太少，因此如果增加新的移动牌照的话，最大的可能就是单独发放TDD频段。知情人士指出，从频段资源上来看，由于TD－SCDMA有着较高的频谱利用率，因此只要有5MHz的频段就可支持一家单独的运营商，在目前预留的100MHz庞大的TDD频段中，切割出来分给第五个，甚至更多的运营商，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

由此推断，如果有第五张牌照，这张牌照就很可能将成为事实上的"TD－SCDMA牌照"，对于大唐来说，极有可能成为扭转整个战局的转折点。

明争暗斗

回到电信制造商和运营商层面，虽然都力推3G，但在对待TD－SCDMA的问题上却显然各有算盘，与决策者已经透露出的倾向并不一致。

在推动中国3G决策的诸多力量中，有两股力量是最为清晰的，一个是电信设备制造商，一个是尚未取得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网通集团。

从国内几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公布的今年上半年财报来看，熊猫电子（600775）的净利润从7911万元跌至了2029万元；中兴通信（000063）和东方通信（600776）净利润的下降幅度也达到27％和47％；，大唐电信（600198）净利润更是下降了94％。国内电信设备制造业的老大华为没有公开上市，因此无法知悉其具体的经营状况，但从近日10％的裁员幅度来判断，显然也正面临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3G进程被正式启动，新增至少两个移动运营商所需要的设备投资，加上现有的两大运营商对新设备的采购需求，将能够使中国电信设备市场短期内实现强劲反弹。

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动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固定电话业务的收入增长趋缓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因此，尽快拿到3G牌照，切入移动市场，比拿到什么样的牌照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标准更为重要。实际上，据“深圳会议”经济组的专家透露，促进移动市场的充分竞争，打破目前双寡头垄断的局面，也被决策层看成尽快启动3G决策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令人费解的是现有两大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推动3G决策。一般来说，作为既得利益者，应该更愿意充分享受2.5G可能带来的市场收益，而延缓3G发牌在中国实际上就是延缓新进入者入场的速度。

但事实上，正是由于未来竞争的不可逆转迫使这两大移动运营商不得不未雨绸缪。据悉，联通为推出CDMA2000 1X以对撼中移动，已与韩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SK电信达成协议，将组建一家无线互联网公司，年底正式挂牌，其股权比例为70：30。

SK电信已经于今年一月份启动了全球第一个属于3G范畴的商用CDMA2000 1X EV－DO网络，而根据中国的政策，在3G牌照没有发放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开展基于3G的业务的。有消息人士透露，中移动已就合资一事向信息产业部抗议，指责中联通是希望通过和SK电信的合作，在即将启动的CDMA2000 1X这个2.5G平台秘密试验3G业务,从而取得在3G竞争中的先发优势。这显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中移动不想看到的。仅仅是因为来自更高层的直接干预，联通的合资项目才没有被叫停。

由此以来，早发牌照就变成了双方心照不宣的选择，联通可以避免业务撞线的潜在政策性风险，而中移动也能够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政策的阳光下开始3G业务试验。

而在标准的选择上，华为、中兴与大唐都存在不小的分歧。华为目前已经和爱立信就WCDMA标准开展了合作，据透露，实际上从1996年开始华为就致力于CDMA标准的研发，目前拥有的相关专利已经超过了百项。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份报告指出，华为具备在45天内提供CDMA产品的实力，在紧急情况下供货周期可以压缩到30天之内。而中兴通讯则是国内惟一具有提供CDMA 2000 1X EV－DO系统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杨培芳、吕延杰等专家指出，一旦中国决定采用TD－SCDMA标准，大唐基于技术优势，将有可能一举建立国内电信制造的领先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市场与全球其它市场的分隔，这是华为与中兴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以现有实力来看，如果中国选择WCDMA或者CDMA2000标准的话，这些国内厂商不仅有望瓜分到国内50％左右的3G市场份额，还可在全球庞大的3G市场中分一杯羹。

有消息称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网通都对WCDMA标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中国电信企业发展部负责人否认了放弃TD－SCDMA的传言。他指出，只要TD－SCDMA能够实现良好的网间漫游，设备采购以及综合使用成本得以大幅降低，如果政府能够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的话，中国电信仍不排除采用TD－SCDMA组网的可能性。

许多专家曾经希望中国3G政策能够成为WTO约束下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平衡产业格局的“样板戏”，但现在来看，这种看法仍然有些过于乐观。纵观截止到目前为止的3G政策进程，虽然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已经扩大到多个利益主体，并且开始吸收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的专家的意见，但对于最后决策却影响甚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的情况以日本为例，早在1998年7月，政府就面向公众公布了日本引入3G的指导方针并征求意见；同年11月，日本邮电部正式公布了此次征求意见的结果。2000年2月，也就是在正式发放三张3G牌照前四个月，日本政府又再次向社会公布了3G许可政策的草稿并征求意见。或许，中国的公共政策真正脱离“小众政策”的过程比我们想像的要漫长得多，3G政策可能只是一块试图寻找突破口的试金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