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言说:逃遁或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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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坚韧之中,一直生活在南昌郊县的陶江,默默地耕耘:从大量的散文到中篇小说集《平手》,再到长篇小说《轿谱》……也许,一方土地给予我们的有困惑、烦恼,这袅袅的地气从我们的脚心,缓缓地传递到我们的内心,给予生长的力量、前行的勇气。”这是两年前,我读了陶江《轿谱》之后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话。时隔两年多,我这样的判断仍不过时,他尝试了又一种文学样式――长篇儿童小说《水边的仙茅草》出版了,这仍是一部扎根在自己土地上的精心之作。
陶江深谙创作之根就在自己这块土地上。《轿谱》讲述了发生在鄱阳湖边江南土库里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作为江西2007年度唯一一部入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的《水边的仙茅草》,依然将视角放在鄱阳湖边一个叫仙茅村的土地上。所不同的是,陶江这次将目光投射于深厚的现实――关注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从而产生了留守儿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1.3亿人,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儿童约4000多万人。生活抚育、教育监护、安全保护等问题,深深困扰着他们。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有的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在此境遇下,作者自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敏锐、独到的艺术关注是具有深刻、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小说里,仙茅草和仙茅村这两个命名意味深长。我们知道,茅草又叫白茅,俗称“茅茅根”,它耐干旱和瘠薄,根茎蔓延能力强,不易被铲除。我不妨可以这样解读,茅草象征着仙茅村人百折不挠、坚强拼搏的品质。而作者在“茅草”前加以“仙”字修饰,似乎又透露出仙茅村人洒脱、乐观的生活观念与处世态度。
作者善于讲述故事,总是在一个个矛盾冲突中推动小说的发展。《水边的仙茅草》有两条线索互相交织,一条是仙茅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经历,一条是孩子家长在外地拼搏的打拼历程。在城乡文化的对接过程中,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发生了强烈的碰撞。一方面,仙茅村人企望在城市的天空下奋斗一番以换来富足的生活。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在充满物欲、诱惑的现实面前仓惶败退。我以为,逃遁或追寻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旨意义。
仙茅村的这些孩子,仅轻轻读出他们的名字就让人觉得憨厚十足、天真可爱,童真之态跃然纸上。鲶鱼、水顺、芦花、泥塔、春草、文竹、柳花……而这些孩子中,前三者无疑是小说中的主角。在鲶鱼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农村孩子的个性:张扬、勇敢、顽皮、智慧、天真、正直。他在开河节上的大胆表演、进城寻找抛弃家庭的母亲聂道子、挽救芦花母亲可兰而不幸被害等情节,都传递出留守儿童的优秀品质。水顺尽管和鲶鱼有过争执和隔阂,但得知鲶鱼走失后,他仍然想方设法去寻找鲶鱼。而芦花,是一个善良、细腻、体贴、孝顺的女孩。在这些孩子身上,即使是狡黠,也是孩子式的狡黠;即使是自私,也仅是孩子式的自私。他们渴望过上如城市孩子一样的生活,但他们一旦接触或者了解到另外一方天空下的生活时,又选择了退回到仙茅村。文竹在父亲强生的努力下,被送进了贵族小学。而她在睡梦中都渴望回到仙茅村的伙伴们身边。还有春草,发迹了的父亲沓子把她送到省城贵族小学,然而她却偷偷溜回鲶鱼他们中间。
我们也看到,不少乡村人物在城市的面前最终几乎败下阵来:强生凭获得原始财富的积累后,和权力勾结,与黑势力为伍,以攫取最大利益的财富,最终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而城市天空下的生活历程与精神体验,在可兰身上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可兰因为不满贫困的生活,不满丈夫陈水与柳花娘帽子的过密关系而赌气来到省城。然而,没有文化的可兰受困于尴尬现实,无奈在强生、劲风、捞子三个男人之间周旋。面对物质的诱惑和强生、劲风等人情感的攻势,颇有几分姿色的可兰心里留存的底线纷纷溃退。我们无意用道德的标准去判定可兰感情取舍的正确与否,而是去感受和体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个外乡弱女子的选择无多:要么回到乡村,要么通过交易继续寄居在城市。但是,可兰身上仍然没有失去仙茅村人淳朴、善良的品质。在情感的迷茫之后,可兰也充满着自责。这种自我拷问,其实是个人精神的超越与救赎。评论家李洁非曾经这样判断物化对人性诱惑之后的回归:“……亦即遭到践踏、搁置的心之存在,势必从人的自我内部起而抗争,结果,在裸的物化现实里,反而最有可能出现骄傲、高贵和真正纯澈的心灵。”(见《物的挤压――我们的文学现实》,载1993年第11期《上海文学》)可兰对鲶鱼全家的照顾,将她善良、体贴的个性展示得十分充分。后来,她的丈夫陈水因为成了救火英雄,她抛开对丈夫的猜疑而回归家庭。可兰由当初的逃遁,最后回到了对自己生活的重新追寻中。作者从深层的人性层面,道出了处于物化中的人对于精神道德的渴望。还有沓子,既有仙茅草人敢闯敢干的个性,也沾染了市侩之气。他由开始的处处显摆而受到村里人的鄙夷,到邀请村里人去他开的公司就业而受到尊重。沓子这样的心路历程,我认为也是逃遁和追寻的主旨言说。
这些诘问与思考,显示了作者关注现实的勇气与艺术构造能力。何虹由于支教活动而甘愿坚守在鄱阳湖边的教育岗位,就连城里的未婚夫沈坚也要陪她服务于仙茅村的教育。无疑,这样的刻画与描述蕴藏着作者意味深长的含义。是的,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乡村文化常常处于尴尬、困窘之境,但是,抗拒与退缩不是乡村文化最后的结局。两者应该互相接纳、互为包容。城市文化有其特有的世俗性、消费性、流行性、大众性,这些特性与乡村文明有着激烈的冲突。但是,城市文化也有着独到的一面:多元兼容性。何虹的坚守和沈坚的选择很可能暗含作者对乡村明天美好的期许:城乡文化的融合才是最终流向。小说结尾,沓子为乡村小学捐款,从这里走出去的胡以群带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湿地保护基地。这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结尾,寄寓了作者对改变农村现状的良好愿望。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全社会尤其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政绩观,努力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在小说里,作者始终在努力构造仙茅村儿女独特的精神世界――“崇尚耕读传家,讲究安分守己、安求本分”。但是,作者在城乡文化的把握上似乎怀着复杂的心情,甚至有些犹疑。比如,小说里有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城市夜晚的灯光,有时折射出来的是美好,是多彩多姿;有时也折射了丑恶和道德沦丧。”如果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恰当的话,那么通过水顺之口得出以下结论就有失客观和公允:“每个人的不经意都让他感受到了城市的冰冷和无助。早就听说城里人六亲不认,邻里间不闻不问,老死不相往来,还真是不假。”事实上,当水顺流落街头,城市人纷纷捐款给他,不就是用事实了开始的结论吗?也许,我抓住以上这些只言片语作如上的推测可能也有失公允。
在《轿谱》里,陶江让我们沉浸在土库风云之中,用散文化的语言展示着鄱阳湖边的民俗风情、旖旎风光。而在《水边的仙茅草》里,陶江同样让我们领略到了鄱阳湖边的乡村风情、淳朴民情。比如,三月桃花盛开时的“开河节”,整个仪式写得历历如绘;从孩子口中传诵出来的歌谣,使小说平添几分绮丽与浪漫;人物的对话运用了大量的俚语,形象地烘托出了人物性格。还有小说中鄱阳湖早晨、黄昏,春天、秋天等不同时间与季节的景色描写,辞彩绚烂、舒人心脾。在一次次审美体验和艺术享受中,我们不仅领悟到浓郁的地域风貌,而且感受到作者对故乡土地的赤子情怀。通过反复的阅读,我感觉《水边的仙茅草》写得更为从容、开阔。他在探索人性和表达人性之外,还承担起了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职责。陶江的每一次沉潜之后的跃起,总是给我们留下厚实的背影。那么,当某一天鄱阳湖边又一轮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他又会划出何等美丽的弧度呢?
(《水边的仙茅草》,淘江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定价2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