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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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缩略词“BRIC”（金砖四国）问世的第十个年头。它已成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群雄崛起的代名词，同时也昭示了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八年前，高盛全球经济、商品和策略研究部 (GS Global ECS Research) 首次公布2050年前景展望。在展望中高盛表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大国家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越美国，与美国一起傲居世界五大强国（基于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

2005年，高盛又推出大家熟知的“新钻11国”或“N-11”的概念。这一简单概括包括了11个人口众多、综合或个体发展潜力堪比金砖四国的国家。

在这两个缩略词推出几年后，令人欣慰的是，当今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正来自这15大国家中的一些国家。它们的成功发展跨越国界，为全球65亿人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我们也许正在见证几代人以来最大规模和最快速度的脱困，但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远远不止于此。因此，再将这些国家称为“新兴市场”似乎已不太贴切。

全球势力转换

全球经济正如我们预期的稳步转变中，但其转变的步伐之快着实令人惊讶。高盛全球经济、商品和策略研究部于2003年公布的长期预测对现状估计不足，实际上，金砖四国早已在许多方面成为主宰。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比起初预测的时间提前了五年。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约为6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金砖四国其他三国的总和。金砖四国的综合GDP约为11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80％。2010年，金砖四国的平均增长率约为8.5％。2009年，全球经济陷入几十年来的最低谷，金砖四国的综合增长率依然保持在5.5％ 左右。

如今，巴西的经济实力几乎与意大利并驾齐驱。但在我们起初的预测中，这要到21世纪20年代中期才能实现。印度和俄罗斯的发展也毫不逊色。在“新钻11国”中，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发展速度之快，已经有人认为它们应列入金砖成员国的行列。

在这个十年的某个阶段，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与美国不相上下，仅中国一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就有望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

到2020年，金砖四国将为全球GDP的增长贡献50％。除金砖四国，在这个十年及以后更长的时间，对全球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十个国家还可能包括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后面提到的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及金砖四国，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重要。

金砖四国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更加令人刮目相看――其2010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在中国，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砖四国目前的消费值超过4万亿美元，很可能更接近于5万亿美元。美国的消费值约为10.5万亿美元，是金砖四国消费值的两倍多。但以当前的发展速度，金砖四国的消费值有望在这个十年结束时达到美国水平，并在未来10年到15年中，每年平均为世界经济贡献8000亿美元。

有鉴于此，我们还能将这些国家合情合理地称之为“新兴市场”吗？或者，更通俗地说，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新兴市场”这一称谓？

成长型市场与框架

简单地说，“成长型市场”应该是人口结构合理、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市场。但这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尤其是考虑到商业理念和投资理念时。成长型经济体还需有充足的市场规模和深度，不仅使投资者及企业有充分的规模和流动性以进行投资和发展，而且在决策适当时退出市场。

从这一框架出发，我们对金砖四国和新钻11国的一些成员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其经济规模、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增长率，到其生产力的表现和特性。

作为结论，我们决定把那些在发达国家以外的、在全球当前GDP份额中至少占1％的经济体定义为“成长型市场”。以此划界的话，“成长型市场”的规模约为6000 亿美元，这一规模应已足够大，能支持投资者和企业按较成熟经济体中商业运作的一般原则开展业务。

根据这一定义，目前有八个国家满足“成长型市场”的标准。它们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新钻11国中的前四个国家：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对于那些不属于发达经济体，又未达到这个GDP临界值的所有其他国家，我们依然将其称为“新兴市场”。我们将世界划分为“发达经济体”“成长型市场”和“新兴市场”。

并非所有的新兴经济体都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和强大的生产力发展趋势。此外，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规模依然很小。有一些国家，从其成长和发展来看，我们可能会认为它们的地位和价值与“成长型市场”不相上下。

因此，以GDP份额1％的划分标准重新定义传统意义上的“新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标准是有一些任意性。但是，在未来十年及以后，这八个“成长型市场”仍将是对全球GDP贡献最大的市场。

随时间推移，会有更多其他国家加入“成长型市场”的行列。根据高盛全球经济、商品和策略研究部的预测，最有可能从“新兴市场”发展为“成长型市场”的国家是新钻11国目前的成员国，尤其是尼日利亚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可能在本世纪40年代中期跨越1％的门槛；埃及则可能在2050年达到1％的标准。

这些国家相对年轻的人口将是推动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生产力则是将上述预测变为现实的另一关键因素；要强调的是，确保发展条件得到持续改善的政府政策也至关重要。

在不太远的将来，有望突破这一门槛的另一个国家是伊朗。根据预测，伊朗占全球GDP的份额将于本世纪30年代末达到顶峰――0.95％。当然，要招商引资，伊朗需要改变其治理方式。

尽管新钻11国中也有其他国家具有发展为“成长型市场”的潜力，但这在不久的将来恐难以实现。这取决于国家本身能够确保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些经济体能够出人意料地快速崛起，那么“成长型市场”成员国的列表很快就会越来越长。

值得注意的是，到2050年，韩国将超越“成长型市场”的行列。考虑到其当前较高的发展水平，这一点不足为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韩国划分为发达经济体，其他一些国际机构也将其视为发达市场。

当然，对过渡至发达市场的界定也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我们仍然认为韩国现在应属于“成长型市场”。随着其持续发展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韩国很有可能在未来自然过渡至完全意义上的发达市场。

“成长型市场”地图

虽然目前GDP份额是用来确定“成长型市场”的唯一标准，但在这一筛选过程中也同时隐含了其他标准，本国的发展环境是其中之一。只有具备健康的发展条件，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为跟踪调查生产力和潜在可持续发展，高盛全球经济、商品和策略研究部每年都对约180个国家进行分析计算，发现这八个“成长型市场”的确具备至关重要的发展条件，根据结果，为发展环境 (GES)打分。除印度，所有这些国家的排名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或与其相当。

各国“成长型市场”的得分仍然相当多元化。

韩国的“发展环境”得分很高，已经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旗鼓相当，进一步增强了其从“成长型市场”过渡到发达市场的潜力。

印度的“发展环境”低于平均水平，看起来最弱，但印度在全球GDP中的大份额，足以归入到“成长型市场”中。

不过，印度如此低的“发展环境”给印度政府和投资者也发出了意味深长的警告。要将巨大的发展潜力变为现实，印度必须克服其未来发展条件中的薄弱环节。

自1997年以来，印度在所有“成长型市场”中取得的进展最小。其政治条件（特别是稳定）、宏观经济条件（主要是政府赤字）和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都需要引起关注。

其他国家的得分也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趣的视角。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是最新符合“成长型市场”标准的国家――2010年3月刚刚跨过份额1％的门槛，其得分恰好在平均值以下，而这与“发展环境”水平并无太大关联。在未来几年，印度尼西亚必须要改善发展条件才能保持不断发展。自1997年以来，印度尼西亚在“发展环境”方面取得的进展仅仅强达印度。

以更快的步伐改善“发展环境”，才会确保印度尼西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突破我们的长期预测，成为经济腾飞的一匹黑马。

俄罗斯的“发展环境”勉强高于平均水平，虽然自1997年以来俄罗斯一直表现强劲，但在过去两年中却有所下滑。如果俄罗斯在未来不着手改善其发展环境，那么到2050年，其成为前五大经济体的潜力可能会受到威胁。

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就是国家规模还太小。情况的确如此。有几个国家，其“发展环境”的得分高于“成长型市场”的平均水平，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一些成员国。它们是否应当被视为“成长型市场”？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它们的规模太小。

虽然好的发展环境得分意味着良好的发展趋势和投资机遇，但我们认为，它们的规模不够大，不足以像“成长型市场”那样，能够为全球经济和投资机遇带来意义深远的转变。

还有许多国家，它们不仅“发展环境”水平较低，而且规模也相当小。我们认为还是应该明确它们继续被称为“新兴市场”。虽然它们有可能获得显著发展，但它们当下的环境使其应对来自发达市场的经济冲击或金融市场动荡时显得脆弱。要摆脱困境，“发展环境”水平较低的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政策以推动发展，并摆脱对发达市场商业周期的依赖。

尼日利亚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之前我们提到尼日利亚在未来20年有望成为“成长型市场”。虽然尼日利亚当前的“发展环境”（3.9 分）水平远远低于金砖四国和新钻11国的平均水平，但在过去13年中，这一数字几乎已经翻了一倍。

而且，如果尼日利亚能保持这样发展下去，它将在2030年之前从“新兴市场”的行列中升级出去。尼日利亚占非洲总人口的20％，考虑到这一点，尼日利亚的发展对整个非洲大陆来说都颇令人振奋。

在思考“成长型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区别时，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该国金融市场对投资者的可发展性和可进入性。一个国家拥有开放、透明的市场，而且在金融工具方面也相对领先，其释放潜力的机会也将大大地提升。

很自然地，与封闭或欠发达市场相比，这样的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机遇。换句话说，“可投资性”属于更普遍适用的发展条件。

虽然八个“成长型市场”内部在投资上各自存在一定问题和限制，但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相比，它们更加成熟、更容易进入。除非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否则，其发展为“成长型市场”的愿景可能会难以实现。

作者为高盛集团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本文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供本刊专稿，本文同时刊发于《财经》杂志独家编辑制作的中英文双语“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