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输出功能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资本输出功能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前的观点主要是强调吸引资金，对资本输出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关系却少有论述。其实，资本输出与资本流入作为同一经济运动的不同方向，对金融中心建设起着同样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资本输出功能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以培育资本输出功能为抓手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并结合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输出；金融中心；上海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1-0014-05
收稿日期:2007-09-03
作者简介:课题组长:郑杨
课题组成员:陈小五，何念如
一､资本输出功能培育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
以往的有关资本输出和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几乎忽视了金融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或忽视了国内金融市场发达与否对资本输出促进母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资本输出与资本输入，作为同一事物(资本)不同方向的运动，都会通过金融市场､金融要素等进行，也许可以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探寻资本输出功能培育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
由于各种金融中介在信用创造过程中或者说在促进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的信贷循环上起着关键作用(Gurley && Shaw，1955，1956)，所以资本输出的实现客观上需要金融中介提供途径。而发达的金融中介具有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和提高投资效率的功能(Jeannine，2000)，因此在两个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中，金融中介发达的国家能将内部多余的资本更有效地转化为外部投资，通过释放过剩的储蓄来解决内外失衡缺口和保持经济增长。Laura等人(2003)从直接投资的角度揭示了金融市场等要素对于资本运动的作用。Chee-Keong Choong， Zulkornain Yusop和Siew-Choo Soo(2004)则强调，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引导资金在短缺和盈余部门之间流动，从而加快资本积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因此，金融因素在资本输出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
从产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产业分工深化(杨小凯，黄有光，1999)及其所伴随的中间需求力量扩张变化(Dixit and Grossman，1982)是引起全球服务业发展的最本质因素。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迅速发展归根到底也来自于分工所引起的中间需求的推动。而资本输出作为金融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可以推动分工所引起的中间需求的发展，从而促进金融业的发展。随着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从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衍生功能的层层深化(白钦先，谭庆华，2006)，一方面增加资源的流动性，减少了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投资增加(Merfon 1995)，另一方面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回报率，从而提高生产率(King and Levine，1993； Beck， Levine and Loayza， 2000)，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不但金融因素能对资本输出的发展和壮大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资本输出能通过反向作用和推动产业发展中的中间需求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和体系的完善。
金融中心作为一个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集群，拥有比较完善的金融系统，是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资金融通和聚散的网络体系，进行着各种金融活动与交易。因此金融中心的建设就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因素作用的发挥。至此，资本输出与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可以描述为:一方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必然会出现资本输出的现象，资本输出需要本国的金融支持，而作为金融要素集聚的金融中心恰好能提供这种支持；另一方面，资本输出的加深和加强反过来会通过刺激金融功能的深化来影响和带动金融要素的发展，从而促进金融中心的建设，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加快和见证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现有的几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印证了这种理论逻辑。17世纪末18世纪初，伦敦是英国的国际贸易中心，贸易的发展引起结算与融资的需要，伦敦货币市场由此兴起，票据贴现活动尤为活跃，到英法战争结束后，伦敦利用国际汇票这一机制发展成为对世界贸易进行融资的一个中心，从而奠定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战前夕，英国的海外投资额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总投资额的一半，英国成为国际资本的供应国，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20世纪60年代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导致在该地区私人部门手中积累了大量外币，主要是美元，当1967-1968年美联储紧缩货币时，欧洲货币市场的利率大幅上升，因此，有必要将分散但充裕的亚洲地区外币资金集中起来，新加坡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促成了亚洲货币市场的成功推出，使该市场成为全球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活动链条上重要一环，也成为将资金引至亚洲国家建设项目､以及将亚洲国家剩余资金引向其他地方的通道，由此造就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资本输出功能和金融中心建设的关系或许还有更深意义，对于这种意义的描述和论证比较少见，然而我们还是能从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某些启示。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区域开发中就引入了所谓的“梯度开发”，即通过尽可能地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和强化，同周围地区形成一个“势差”，从而通过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实现平衡发展。因此，可以认为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培育增长极的过程，而资本输出则可看作是在形成一定“势差”后对周边地区的反哺和辐射，并且“势差”越大，辐射作用越大。
二､以培育资本输出功能为抓手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
借用社会经济网络分析的范式，可以认为，金融中心是网络和制度在空间上的集中体现。而培育资本输出功能对于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协作型竞争关系促进了金融中心作用的发挥和竞争力的提升。资本输出需要金融中心提供支持，金融中心的功能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来完善，并且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为资本输出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对中国而言，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输出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培育资本输出功能将成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机遇和新动力。
(一)资本输出的实现需要金融中心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成为现阶段的突出矛盾。在不断加剧的压力面前，促进资本有序输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有力手段。而现实的情况是，截至2006年，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只有733亿美元，不但明显小于同期的利用外资额，且对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起作用有限。所以，当前迫切需要拓展资本输出，以此化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
我国的资本输出起步较晚，发展较为缓慢。资本输出的困境突出地表现为渠道或是过程的不畅通。究其原因，除去审批和程序的问题，金融支持的低效以及本身的发展不完善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相关的促进措施较少且力度不足。以中资金融机构为例，由于国际化经验普遍不足，缺乏海外并购及管理经验，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机构布局和业务经营，导致了输出渠道的不畅通。在目前国外政策限制和国内金融管制的背景下，金融中心或许能创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市场环境，在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作用下，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首先，金融中心能拓宽资本输出的渠道。资本输出包括输出方和输入方两个主体，需要交易通道来进行连接。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和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将这些以资金为表现形式的输出资本集合起来，分发给所需主体，发挥其资金血液循环的心脏作用。具体表现为运用金融中心的金融体制和机制来输出资本，发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高效性；依靠金融体系来整合输出资本，利用体系覆盖的广泛性。
其次，金融中心能提高资本输出的效率。金融中心具有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金融集团化的性质，无论是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还是聚散和融通资金数量都占周边地区的相当比重。既可通过规模效益减少资本输出的成本，也通过增加整体对资金的吞吐量来提高资本输出的效率。
再次，金融中心能弥补单个金融机构的缺陷。目前，我国的资本输出迫切需要金融手段的支持，而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在汇率风险控制､信用评估方面能力较弱，综合金融服务实力无法与外资银行匹敌；信息技术落后，全球网络系统不够发达，无法满足跨国企业的日常管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中心作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集聚的场所，无论是在输出资本的技术含量，还是在运作管理等方面都较之单个金融机构有更高的素质。
(二)金融中心功能的完善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来实现
第一，从理论上看，资本输出具有完善金融中心功能的作用。研究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来源和流动方式有四种:一是内移(内部转移)式(in-in)，即资金在境内金融市场的存入和贷出；二是贷放(in-out)，即资金由境内经中心向境外流动；三是筹资式(out-in)，即资金来自境外经中心向境内流动；四是外移(外部移动)式(out-out)，即资金来自境外经中心向境外需求地流动。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资金流动都离不开入(in)和出(out)的两个通道，任何一种渠道的缺失都会导致资金流动的失败，因此国际金融中心只有在同时具备这两者的前提下，才能保障资金流动的畅通。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中心就像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演化系统，资本集聚､资金流入如同其演化的形成过程，奠定了整个系统的基础，而资本输出就是其演化过程的作用体现，虽然作用的发挥依托于系统的建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资本输出作为金融中心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与资本集聚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具有完善金融中心功能的作用。
第二，从实践上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迫切需要资本输出的拉动作用。必须认识到，完全依靠集聚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不现实的，原因在于:一是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在地域上接近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而言，要通过吸引境外资本来加快自身金融中心的建设无疑是困难的，或者说是竞争激烈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以及金融中心内部系统的自我强化作用(self-reinforce)必然会促使这些城市和上海争夺外部资本，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不利局面还会延续较长时间，而且目前我国尚未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境外资本的流入相对于其他金融中心会遇到较多限制。二是即便退而求其次，完全通过吸引境内资本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也不现实。上海不同于新加坡､香港这些独立的经济体，不可能完全通过制定政策来为资本运动､机构集聚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仅靠出台特殊政策来吸引资本集聚从而帮助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应抓住有利时机，以培育资本输出功能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方面是因为资本输出的实现需要国内强大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中心功能的完善需要资本输出来完成资本运动的整个循环，而与此同时，现有的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奠定了相当的基础。随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及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大幅提高，上海或许能从资本运动所需的金融服务增量中寻求最大份额和最优收益，进而通过市场力量来对存量进行调整，突破金融中心建设的瓶颈，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总体水平和效率的同时，早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三､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应高度重视资本输出功能培育的作用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多地强调集聚的作用，金融中心建设的另一面，辐射功能的发挥与作用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金融中心是一个完整的资金运动循环，不但要有集聚的存在，而且也要发挥辐射的作用，通过对内辐射服务全国，通过对外辐射在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有必要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认识，并转变发展理念和定位。
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显著地表现在为需要的经济体和经济区域提供所需的资本，即资本输出。虽然目前上海无法像纽约､伦敦等城市那样为全世界提供融资需要，然而相对于国内的其他城市而言，上海至少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全国各地的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尤其是在以西部开发和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心的新一轮国内经济启动急需金融大力支持的今天，更需要充分发挥其资金融通和辐射功能。所以，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定位应是在现有基础上，发挥资本输出的功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融资的金融中心，也就是说，要使得国内､国外的资金都通过上海来进行融通，发挥和强化上海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心脏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上海金融中心的辐射范围会越来越广，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也就渐行渐近了。
(二)加强资本输出主体的培育
1.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主体作用。
无论是对于金融中心本身而言，还是对于单纯的资本输出，金融机构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在希望通过发挥资本输出功能来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定位和理念下，现阶段对于金融机构的培养主要立足于以下两点:
一是推进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心落户上海。金融中心原本就应该是金融机构的聚集之地，而且资本输出功能的发挥也必然是建立在有一定金融要素集聚规模的基础上的。因为资本的集聚和辐射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来完成，即资本这一载体必须依靠金融机构这一主体的作用。从这一角度出发，现阶段应该把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业务中心上，即凭借上海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积极吸引大型金融机构的集约化运营总部､金融机构的营运中心和后援服务中心落户上海，通过金融业增量的发展，逐步确立上海作为资金供应和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业的增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对存量进行调整。这时即使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不在上海，资金流量也会向上海靠拢。二是加大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力度。在巨额储蓄､庞大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中国的资本输出将迎来较快发展阶段，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都迫切需要金融机构“走出去”。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显示，跨国公司的业务开展到哪里，其国内的金融机构几乎就会在相应的东道国就地提供金融服务支持，良好的互动关系促使本国金融业和跨国公司都获得了很好的国际市场发展机遇。因此，和单纯地促进金融机构走出去不同的是，要立足于金融中心建设的实际，把金融机构的走出去和企业跨国经营结合起来，真正把促进资本输出和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落到实处。即利用金融中心已有平台，充分发掘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推动金融机构在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跟随企业到相应的东道国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从而如影随形地国际化发展，不断增强各自的竞争力。
2.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主体作用。
为提高资金运作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营运成本，跨国公司往往会通过设立地区总部来集中负责所辖分支机构的资金调度和管理。因此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作为大部分金融服务的需求方，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极其重要，具体来看，一方面，地区总部所形成的总部经济可通过不断的拉动金融需求来进一步促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强化其地位；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中心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外资跨国公司在此设立地区总部的诱因。因此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跨国公司的重要性，积极吸引其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早日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资本运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其对内能通过地区总部来调剂内部资金的余缺，对外则能发挥资金的集中和辐射作用，从而围绕跨国公司实现资本运动的完整循环。
3.逐步培育非居民群体的作用。
非居民群体是国际金融中心活动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因此从需求拉动供给的角度出发，培育非居民这一主体能够促进资本输出的发展。由于目前国内资本项目管制，所以对非居民这一主体的培育工作或多或少被忽视。其实即使在目前的状况下，对该主体的培育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一是可以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境外机构在上海发行人民币或外币债券，实现非居民在境内市场的融资，从而推动资本的输出。二是可以让非居民机构在境内设立投资基金，满足其借助国内市场融资并投资海外目的。三是可以向非居民机构发行一定数量的外汇贷款，达到资本输出目的。
(三)推动离岸金融业务发展
离岸金融的发展和在岸金融业务的开放，共同构成了当代金融全球化的两大基石。尤其是在一国全面开放在岸金融业务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可以通过提供离岸金融业务来实现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同时对于一些本币尚未国际化或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来说，它也为之提供了在境内开展国际性金融业务､发展跨国外币金融市场的机会。历史经验表明，离岸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离岸金融中心对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强竞争力必不可少，部分金融中心的建成主要是基于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壮大，通过对国际资金融通活动提供中介服务，从而跳出国内､地区和全球的地理分类范畴，将金融服务的辐射层面变广变大。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和拓展资本输出功能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在依托特殊经济区域的贸易､物流发展和总部经济的推动下，上海要顺应需求，积极启动离岸金融市场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争取让更多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开展离岸业务､让有迫切需求和符合条件的企业设立离岸账户的同时，建议在原有基础上适时推出有限渗透型的离岸金融业务，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客户层面上的有限渗透。可先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境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入离岸金融市场。二是实现业务和资金层面上的有限渗透。允许离岸金融业务适度混业经营。从而，离岸金融业务经营主体可以面向在岸市场发行证券以募集资金，也可由在岸市场经营主体面向离岸市场发行证券来募集资金。
参考文献:
[1] Charles P. Kindleberger.， 1974. 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Chee-Keong Choong， Zulkornain Yusop and Siew-Choo Soo， 2004.“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21， No.3:278-289
[3]Dixit Avinash K.， Grossman Gene M.. Trade and protection with multi-stage production. NBER， 1982， No.794
[4]Dunning， John H.， 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5]Goldsmith，R.W.，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6]Gurley， J. G. and Shaw， E. S.， 1955， “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September):516―522
[7]Gurley， J. G. and Shaw， E. S.， 1956，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 Journal of Finance， 11 (2，May): 257―276
[8]Gunter Dufey and Ian H. Gibby， 1978. Financial centers and external financial centers. Appendix 2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5-47
[9]Howard Curtis Reed， 1981. The preemin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New York: Praeger
[10]Jeannine N. Bailliu.， 2000. “Private Capital Flow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