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发展的承传与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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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涉及爱情、婚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每时每刻它都在发生变化,要全面更新、涅磐、异变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五四的大冲击是令人震撼的,那是一个怀疑一切又颠覆一切的时代,是一个暴躁凌厉的时代,但激情过尽终归平静,呐喊之后必是彷徨,承传也好,异变也罢,这两种存在是谁也离不开谁,相依相伴的,没有了“爱恨交织”,没有了“两难选择”,后果又能有什么意义,一切精彩尽在过程之中,尽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存在之中,因此,我们不可以任加褒贬,只能写出当时的事实存在,警醒读者去领悟、思辨、认知。 一、自由恋爱的婚姻观与夫唱妇随的伦理观的“爱恨交织” 五四是一个鼓吹自由、民主、博爱的时代,一个青春与个性张扬的时代,五四新文化的矛头是直指传统旧文化、旧道德的,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便是提倡妇女解放与婚姻自主。这一旋律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缓缓进行,这一主题也为众多作家所青睐。 胡适先生的剧本《终身大事》较早提出了婚姻自主的命题,主人公田亚梅是时代的新女性,她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勇气颇佳,虽然这个剧本多少有点理想化,但并未影响作者挚直单纯的思想表达,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开拓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中吉先生和余小姐处于新旧交替的环境中,但他们已流露出对于婚姻的自由追求的思想。吉先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找到所爱,余小姐也喜欢上了吉先生,虽然他们不敢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但是这一切都是符合彼情彼景的。冯沅君的《旅行》中写到:“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1] 这篇作品描写了两位热恋的青年外出旅行梦一般的十天甜蜜生活,最成功之处在于旅行中爱的矛盾心理的刻画与表达,从而反映了“五四”青年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大胆追求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小说以简洁清隽的文笔,细腻动人地展现了他们“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矛盾心理。这一主题不仅仅表现在小知识分子身上,在革命作家与农民作家的笔下也有表现。左翼革命文学青年柔石在他的小说《二月》中写到:“你知道密司脱钱很想娶我底妹妹,当初母亲大有满意的样子。我因为妹妹终身的事情,任妹妹自己做主,我不加入意见。”[2] 言语中流露出作者的婚姻自主的思想。解放区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表明婚姻自主的思想也渗到了农民的观念之中,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代替,虽不是全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说讲述了解放区新一代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小芹与小二黑在传统势力的斗争中完成了自由恋爱,实现了婚姻自主。 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长河中贯穿了自由恋爱的婚姻观,但是结婚之后的青年们怎样看待夫妻关系,如何处理夫妻矛盾又成为一些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作家们也不惜笔墨反映了这些问题。 冰心的《两个家庭》开头与结尾有李博士的关于“家庭的幸福与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3]的讲话。那么冰心理想中的幸福与不幸家庭的定位是怎样的呢?三哥与亚茜的家庭应该是理想的。冰心在小说中是这样描写这个家庭的:我道:“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子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的那一边,还垒着几本也都是亚茜的字迹,是已经翻译完了的。我说:“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诗‘红袖添香对译书’。”[3]这是一个夫唱妇随的家庭,有着更多的传统家庭的因袭与承继,亚茜会教育孩子,会辅助丈夫,是一个贤内助,这便是冰心幸福的家庭的界定,像孟光和梁鸿一样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再来看陈先生的家庭:陈先生冷笑道:“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零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内人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3]无奈陈先生最后酗酒得肺病死掉了,他的才华与胆识因家庭的不和谐随风而去。从这两个家庭的鲜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冰心女士是这样看待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的:她尊重女性,但不是女权者,她认为女性应永远像大地之母一样紧紧地将男性拴在大地之上,如若不然只能家破人亡,如陈先生那个不幸的家庭一样。在这里,我看到更多的是传统家庭伦理观的因子,仿佛眼前有这样一幅素描:一个古装的女子站在自己的丈夫身旁给他裁纸研墨,那丈夫在宣纸上用毛笔临着字,好一幅人间至爱之景!夫妻间的关系如此,夫妻间矛盾的调和也便可知一二,做妻子的必须对丈夫服服帖帖,这是不争得天理,即使二人并不和谐,离婚这个字眼是万万说不得的。老舍在《离婚》中写道:“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4]他还写道:“至于自由结婚,哼,和离婚是一件事情的两端———根本没有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4]老舍幽默诙谐的笔调传达出的是对旧中国儿女传统心态的批判,但也真实地表达出国人的传统心态不是朝夕之间即可改变的事。自由结婚和离婚在青年们眼中并不新奇,但在老式市民心目中却好比雷池,老舍写道:“离婚?”吴太太似乎没想到过,“你是什么话呀,李先生?这还不够丢人的,再闹离婚?”[4]青年女子丧夫后的改嫁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从一而终的贞节牌坊还是深入人心的。柔石在《二月》中写道:他却向房内走了一圈,忍止不住地说出:“转嫁!我劝你转嫁。”妇人却突然跳起来,似乎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妇人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念头的。她迟疑地似无声的问:“转嫁?”[2]连个念头都没有,实在可怕,可是有了念头又能怎样,也只不过让念头仅是一个念头而已。施蛰存的《春阳》中的婵阿姨有这种心理、这种念头,但是只能是徒增一些心灵的焦躁、内心的挣扎,害怕最后像《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一样被火铲活活烙死也是有可能的,至少应逃脱被人指骂的命运吧?一场五四新文化风暴冲刷走了国人许多旧思想,一些青年开始大胆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渴慕幸福的家庭。中国传统“家文化”中的夫妻两性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变异。但这只是万事之开端,国人心目中更多的是传统因子的一些承传,或有婚姻自主的想法而无那勇气,或遭受非议而中途失败。更为可怕的是对于传统夫妻关系太为看重,承传了太多的旧因子,因此使得夫妻两性间的关系太为凝重,出现了新与旧的“爱恨交织”。一边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的高声呐喊,一边是“彩线慵拈伴伊坐”[5]的传统情怀。一边是青年们婚姻自主的强烈追求,一边是传统民众对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即使新的战胜了旧的,在整个的大文化环境中也还是难逃宿命,像鲁迅笔下的吕纬甫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但是这些苗头的出现已是可喜,我们不再奢望星星之火,因为难能,所以可贵。#p#分页标题#e# 二、代际之间因传统与现代冲突造成的“两难选择” 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代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时代变了思想未变当然会与新的一代产生冲突。五四之后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五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太多太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新青年与老一辈在各个方面都产生摩擦,尤其是在家庭中,传统的孝道等传统伦理道德与一些新思想的冲突之激烈实在是前所未有。新青年们究竟应何去何从,他们在尴尬的境地中面临着“两难选择”。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广泛地涉猎了一些表现这种家庭矛盾代际冲突的篇章,其中也不乏许多优秀之作,让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了我们的“家文化”。 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父子之间是有矛盾冲突的,颖石、颖铭弟兄俩在学校当代表鼓动学生闹触怒了父亲,父亲剥夺了他们继续求学的权利,最后,小说结束于颖铭那低徊欲绝的唐诗之吟:“……满京华,斯人独憔悴!”[6]这个家庭象极了巴金笔下的《家》,父亲与几个姨太太一块儿打牌,把儿子束缚在“家”中,遵从孝道,不准出外惹事,应该说动机不错,但结果是两代之间的隔膜与代沟越来越深,儿子要么像觉新一样忍受家庭煎熬,守着那个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所称道的大家庭,要么像觉民、觉慧一样彻底反叛,弃家而去,冰心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家庭中儿子一辈的悲悯情怀,同时对父辈的做法是有所批判的。 老舍在他的《离婚》中通过小赵之口写道:“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们的家庭都是旧式的,咱们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们就得设法调和这个,该浪漫的浪漫,该谨慎的谨慎,这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乐。”[4]诚然这都是事实,但真正的快乐又有几多,更多的是徘徊在旧家庭与新思想的十字街头,在两难选择中忍受着冰与火的考验,留还是去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不然怎会有巴金的《家》的经典名篇。《家》如一面大穿衣镜,折射出了代际间的方方面面。它展现了一个四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衰亡过程,“五四”运动猛烈冲击着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秩序,动摇着封建专制的根基,封建宗法制家庭的瓦解势不可挡,这文化思想也已影响到高家的第三代,但家庭内部仍是一个黑暗的专制王国。高老太爷是大家庭的家长,虽然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他的文化心理有微妙的变化,例如为了子孙前途的着想,不像一般封建卫道士那样死抱住“华夏优越”、“天朝中心”观念不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不情愿接受的东西。 他送儿子克明到日本留学,让长房长孙觉新进新学堂,允许觉民、觉慧进外语专科学校学习“夷狄”语言,购买商业公司股票,让中学毕业的觉新从商业寻求发展而不走读书做官读书的老路。但他从根本上还是顽固地维护封建文化,克安、克定等人是高老太爷造就出来的蛀虫,由此可见,高老爷与克字辈的儿子们还没有太大的冲突,但与觉字辈的孙子们已是不可调和。我愿把觉新看作“家文化”的承传,而把觉民、觉慧看作“家文化”的异变。 三兄弟都受到新文化的影响,但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命运。觉新是长房长孙,承担着家族的重任,他要听爷爷的还要听父亲叔叔的话,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从封建伦理与封建迷信,“包办婚姻”拆散了他与梅表姐的姻缘,“血光之灾”埋葬了他的贤妻,“中医神圣”夺走了他的爱儿,面对这么多的“遵命”,他心中有千百个不愿意而只能如此。我不认为他懦弱,只有这样写才能写出当时的真实。老一代的传统思想与新一代的现代感知必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符合觉新的身份,也符合时代的潮流,在亦新亦旧的时代,他是一个存在两重人格的人,一个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之人。 无独有偶,老舍的《四世同堂》也涉及了代际之间的冲突。《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检讨书!祁老太爷是典型的旧市民,传统文化的极力维护者,“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存粮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了石头的破缸顶上,便是认定消灾避难。”[7]祁瑞宣虽然最后觉醒抗日给整个人物带来一丝光亮,但他主要的还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瑞宣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且负载着忠孝节义、礼教廉耻的传统大道,但他一向“不大习惯中国诗词”、“他心中觉得他阅读过的中国诗词似乎都象鸦片烟,诗人消沉懒散”[8]。 老舍通过他的描写告诉人们:瑞宣就是在这种文化空气中长大的消沉者,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挣不开传统文化的索绊,只能囿于四世同堂的家庭堡垒,惶惑、苟安、自责!子一辈的痛苦大都来自婚姻,这是老舍与其他作家的共识,也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病。但老舍写他们婚姻痛苦的目的不是像巴金那样批判旧式婚姻扼杀爱情、摧残个性;他只是表现这一社会存在,如果说有所非议的话,也只是觉得父辈的越俎代庖有些不对,但随即又因出以爱心为由宽谅了他们。瑞宣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没有反抗,因此,我们读不出像觉新一样撕心裂肺心痛的感觉,但这不能否认代际间的冲突,不然为何瑞宣对瑞全说:“只好你去尽忠,我去尽孝了!”这说明他本也有心抗日,但忠孝不能两全,传统孝道把他束缚太紧,他也因传统文化的遵守而自由于此。瑞全的尽忠在这里与尽孝发生冲突,但他还是毅然的离家抗日,这是难能可贵的。瑞宣与瑞全是同胞兄弟,其性格和命运却有很大差别。在老舍看来,差别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的文化知识不同,瑞宣读的是中国线装书,接受的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知识,接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制约,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只能背负着千年文化重负惶惑偷生;而瑞全更喜欢读外国书,接受外国文化知识的熏陶,头脑中没有瑞宣那些思想观念,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桎梏,投身民族抗战洪流中成为抗日英雄。对于瑞宣,老舍表示理解和同情,但并不放弃他的批判;对于瑞全则给予热情歌颂。“瑞全读线装书,字都印得很清楚,可是仿佛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残旧的衣冠……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8]两兄弟代表着忠、孝两种文化,忠、孝不能两全,只好尽忠的尽忠,尽孝的尽孝了。#p#分页标题#e# 五四是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在全面转折的时代文化氛围中,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两种文化观念、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性格心理构成中也都具有现代和传统两种不同的观念意识,碰撞的结果便是两难的选择、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