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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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傻子”已经不多了，连议论“傻子”的人也不多了。

到处都是“聪明人”的匆匆脚步，到处都能听到“聪明人”志得意满的高谈阔论。在这样的“聪明人”面前，我们自愧不如。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看到马云的公司作为企业精神的诤言是“很傻很天真”，我一下子觉得有点晕。

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对要求做“革命的傻子”的时代有些印象。后来，这个革命因为演变为“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让社会抛弃了，于是，“革命的傻子”便也无人做了。令人遗憾的是，在与“革命的傻子”告别的时候，“天真的傻子”也无人做了，“聪明人”趁势繁衍。

无论是“革命的傻子”还是“天真的傻子”，其精神内核其实是相近的，那就是轻利重义、轻私重公、有价值操守、有理想追求。无非提倡“革命”时，让人走错了方向。但是，当整个社会即使“天真的傻子”也少有人愿做的时候，社会的价值标准便出现混乱了。

其实，社会上出现的每个“傻子”，都为这个社会点燃了道德的亮光。

上世纪三十年代，教育家陶行知放弃高薪，拒绝仕途，为教育理想，“要饭办学”，面对“傻子”奚落，他写诗明志：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能救中华。他的无私献教，执着建校，吸引了很多同道者与之共同奋斗，给贫弱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温暖的、有希望的圣洁之所。

再往前看，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有很多“傻子”，坚持操守，不为利益所惑，成为一时楷模。东汉杨震去荆州任刺史，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为感谢当年杨震提携之恩，怀金十斤悄送杨震，杨震不受，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这种心天一体的“傻行”，“聪明人”见了，一定嗤笑不已。可如果没这类的“傻行”，中国历史的延续不知会呈现怎样的面目。

放眼当今，官员中也有“傻官”与“聪明官”之别。

这样，我们可以说，“傻子”并不傻，他们无非比“聪明人”多了一点远见，少了一点私利；高了一点境界，少了一点糜俗。看到这样的“傻子”，那些惯于见机行事的“聪明人”真要安静下来，理一理“聪明人”与“傻子”之间的关系了。

【原载2011年12月15日《解放日报・朝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