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自由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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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埃里希・弗洛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通过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研究，分析了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根源所在。弗洛姆以马克思自由观为基础，提出了自己认为的自由的理想形式。他认为现代人真正实现自由的途径在于：通过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来实现人们真正的自由。

【关键词】 弗洛姆；自由；马克思主义；健全的社会

一、现代人自由困境的根源

现代社会中人虽然在不断追寻自由，但却在追寻自由的过程中无法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开始逃避自由、放弃自由。现代人追求自由却又逃避自由的原因是什么？弗洛姆在精神分析的层面对以上问题做出了解答。

首先，他从社会根源上分析，认为人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个人主义及孤独感增加是一个无可辩护的事实。”[1] 20世纪中，生产力的大发展，劳资双方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逐步形成了貌似合理的雇佣关系。人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自由，但是他们为了适应现存的社会发展，逐渐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人的性格特征在20世纪缺乏独立性，并集中表现为一种顺从的态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却对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阻碍。工人甘愿受到资本家的压榨，人在这里是一个个消极的个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人的种种压抑势必会激发人们反抗。“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界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利、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2]这不是个好现象，这意味着人必须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来求得生存，从而丧失了真正的人的本质。

其次，从人的心理根源上分析，人在适应社会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人的性格结构，它形成的基础是社会现有的体制。其中最直接的是经济制度对人的性格结构的影响。在特殊的社会体制中形成的性格结构不仅应该对作为生物机体的人有提供生理需求的属性，而且也要对人的性格结构中较灵活的部分，比如爱、欲望、情绪等等，提供发展的条件。如果人的某些需要长时间得不到满足与发展时，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受阻和压抑，即形成人的变态心理和畸形人格。所以，当异化的社会开始对人的活动产生束缚，人本该灵活发展的性格结构得不到实现，并且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最后便会导致人们因得不到满足而倍感压抑。因而人开始消极地逃避现实，放弃追寻真正的自由。

二、弗洛姆关于自由的理想形式

马克思的自由观与以往自由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基础，并将实践作为人们追寻自由立足点。以往的哲学家在探讨人的自由时，多是在意识、观念、神等领域对自由做出形而上的判定，马克思则认为自由的基础与立足点应该是实践，表明他的哲学目的是改变世界。从这个观点可以看出，人类真正的自由解放的实现，必须依靠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而不是依赖于经验或意识形态来探讨自由的实现。弗洛姆认椋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人们解决现实的自由困境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弗洛姆在分析与批判了现实社会的自由现状之后，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对于人的自由的理想形式。弗洛姆指出，积极的自由呼吁人们可以自由自觉地支配自身的所有行为，并使自身的个性和潜能得到发展，使自身的情感和理性得到发挥。终有一天，人类会达到既自由又不会孤独，既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立性又不失去与外界建立完善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使自身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是弗洛姆所认为的人类真正自由的最终归属。

那到底怎样的社会才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呢？对此，弗洛姆认为，应该通过健全的人去建立健全的社会。在这里，健全的人指的是在心理和精神上健康的人。健全的社会主要指以人为中心，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健康的社会能够团结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并帮助社会成员建立相互友爱的关系，这样的社会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生活、工作中的积极性，并促使他们能够利用集体的艺术去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

三、现代人真正实现自由的途径

在积极探索人走向自由的道路上，弗洛姆认为应该依靠人们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去实现，但他也认为仅仅依靠创造性的实践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他指出，人应该用健康的社会来保护健康的人，只有人格结构和社会产业，政治和文化的融合，人们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

经济方面，弗洛姆认为应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来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生产资料和分配的社会化，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所以，弗洛姆倡导一种人本主义的公有制。就是在马克思所提出的公有制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劳动境遇，人在这里可以为他认为有意义的事物献出毕生精力，人在这里可以知道他在做什么，人在这里可以控制他所做的一切，人在这里感到与他人的统一而不是分离。”[3]

政治方面，弗洛姆认为应该发展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为了改变这种民主现状，弗洛姆提出将市民会议的原则引进到社会的政治领域中，并将高度分权的民主与中央集权形式的民主有效结合起来。他认为，具体措施是缩小现在选民的单位规模，如按照居民区或工作地点把人组织成小型团体，每个团体应该由不同的社会成员组成，并且这些团体要定期开会，讨论地方和国家的重要问题。在弗洛姆眼里，这种方式可以使每个公民的意愿得到民主表达，并能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人的政治方面的异化也会随之改观。

文化方面，弗洛姆主要针对的是教育。在他看来，教育的任务本来是延承人类文明的理想和准则，培育学生批判思维的能力，塑造学生为实现理想所需的性格，但“我们的教育制度，似乎没有使学生具备批判思维的能力，也没有培育出我们文明的公开理想所需要的性格特征。”[4]这样通过现代教育培育出来的学生没有合作精神，他们只会尊重权威，却与他人和世界相隔离；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相脱节，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为对所从事的工作漠不关心。现代教育方式造就出的是符合社会机器需要的、异化了的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弗洛姆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出具有为远大理想、具有批判的思维能力、人性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而不是培养出具有符合市场要求的性格、和竞争性十足、讨好权威、与世界疏远、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分裂的异化人。

除此之外，弗洛姆还提出了通过爱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实现人们真正的自由，以及需要健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适当的社会资源、社会条件以及文化制度作为保障自我实现、保障自由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引导人们追求一种积极的自由，这才是人倡导的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1][2] 埃里希・弗洛姆. 冯川主编.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57.

[3][4] 埃里希・弗洛姆.欧阳谦译，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29.

【作者简介】

刘 梦，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