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教育艺术思想与实践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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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学者身体力行，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蕴含教育艺术思想与实践的富矿，孔子建立了以“启发式教学”为核心的教育艺术思想体系并勤于实践，是第一个伟大的教育艺术家；孟子的“教亦多术”和“不屑之教”体现了教育艺术的辩证思考；荀子“适时而教”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教育艺术的启发式原则，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阐发；《学记》进一步发展孔子的“诗教”、“乐教”思想，是最早的教育艺术论专著。

关键词：启发式不屑之教适时而教诗教乐教

中国古代没有明确提出教育艺术的概念，但是，闪烁着教育艺术思想光辉的言论比比皆是，而先秦儒家学者更是身体力行，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蕴含教育艺术思想与实践的富矿。开掘并利用这种富矿，学习古代教育艺术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传承古代教育家的智慧，并能为突破今天的教育网境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孔子，是第一个伟大的教育艺术家

在《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关于教育艺术的言论和实践的记载，构成了一个以“启发式教学”为核心的教育艺术思想体系，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艺术的灵魂，循循善诱则体现了孔子教育艺术的魅力。“诗教”、“乐教”的主张和实践则是对教育无痕的教育艺术境界的完美诠释。

《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首先关注的是人伤着了没有。在儒家看来，这就是圣人以民生为本的真实体现。如果将这个作为一个教育案例来看待的话，不难发现，孔子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故意隐匿了自己的教育意图，这其实是注重“身教”，主张教育无痕的教育艺术的体现。

在《论语》中，这样的案例其实是很多的。《论语・阳货》中记载：“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段记载中的孺悲是鲁国人。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孔子这次为何不愿见孺悲，原因不明。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求教者，孔子表现的行为很不同。《论语》记载这样的行为，似乎正是让后人感悟孔子的教育艺术，这一点后文将进一步说明。此外，著名的案例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据《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人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人太庙“每事问”的行为，被人认为是不知礼的表现，而孔子却认为，“每事问”正是“礼”的表现。正如此，后世将“每事问”视为孔子的圣人风范的体现，其实，何尝不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艺术家的身教重于青教的风范体现呢？

《论语・公冶长》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在《论语》中，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对于大白天睡觉的弟子，孔子的态度鲜明，言辞激烈。先斥宰予为朽木、粪土之墙；次之更进一层，生发议论，指出宰予的言行不一，不可信任。在今天看来，孔子的言辞确实显得过激，不仅对学生挖苦、讽刺，而且大有孺子不可再教的架势。那么，孔子对宰我采取这样的教育方式，最终的教育效果怎样呢？怎么看待孔子对宰予的教育呢？其实，孔子的挖苦、讽刺，严词斥责，就是因材施教的教育艺术的体现。据史书记载，宰予，字子我，也称宰我，鲁国人。一宰予口齿伶俐，能说善辩，后来成为和颜回、子路等齐名的孔门“四科十哲”之一。孔子常派遣他出使各国，如“使于齐”、“使于楚”，等等。宰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缩短丧期，遭到孔子的指责。不难看出，孔子应该是深知对于宰予的行为，采用和风细雨的教诲，作用不会很大，所以就采取疾风暴雨的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这个案例。是孔子众多注重因材施教、尊重学生个性的教育艺术案例之一。在很多时候，孔子的教育艺术更多的体现为启发诱导，而且方式多种多样，注重身教，强化人格魅力对学生的潜移默化，是孔子教育艺术的显著特征。孔子在陈绝粮，而“弦歌不衰”就是一个例证。

《孔子家语・在厄》记载：“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礼拜焉。路出于陈蔡……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藿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穷途末路，粮食缺乏，从者皆病，孔子肯定也病了，但是，孔子正是以一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感化了处于困厄之中、濒于绝望之境的门人，并坚持到了楚昭王派人来迎，最终战胜困难。可见，孔子“身教”所展示的教育艺术魅力。

除了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体现了孔子强调身教的教育艺术特征之外，孔子的言语交际实践，同样体现出“丰富的教育艺术色彩。在《论语》中，有着大量的关于言语交际的论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言语作为教学科目的教育家。他不仅是言语教育的大师，培养了像宰我、子贡等以擅长辞令被后世称道的杰出人才，他本人也是一名杰出的言语艺术大师。孔子许多关于言语交际的论述、观点今天仍然是我们应该信守的规范。他清楚地看到，说话不看对象，就会有失言或失信的危险。他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并进而提出了慎言的主张，对后世言语实践影响深远。

孔子不仅重视言语交际艺术，倡导“慎言”，他自己也是“慎言”主张的忠实践行者，是一个言语交际艺术大师。《论语・乡党》里记载：“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青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朝与下大夫青，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躇如也，与与如也。朝，与下大夫肓，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跛躇如也，与与如也。”在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孔子在不同的言语情境中，展现了不同的言语交际艺术风格：“恂恂”，是“温和恭敬的样子”。这里说孔子在乡党中，与故旧相接，常温和恭敬，“恂恂”然像不能言语的人，意在说明其非常地谦恭。其他只要是说“……如也”的，都是说孔子在不同言语情境中能根据言语交际对象自觉调适自己的仪态，以实现最佳言语交际效果。教育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就是教师的语言艺术，优秀的教师也是语言艺术家。《论语》中的这段记载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孔子言语实践方面的炉火纯青的修为，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领略到一个伟大的教育艺术家在言语交际中体现出的精深造诣。除了启发式教学，孔子还将诗歌、音乐等艺术门类运用于教育之中，时常以音乐、诗歇来感染、熏陶学生，提出了“诗教”和“乐教”的主张，并积极实践。可以说，孔子的教育艺术理论和实践，揭开了古代教育艺术探索的先河。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重要的教育艺术主张者和实践者。

二、孟子的“教亦多术”和“不屑之教”体现了教育艺术的辩证思考

战国时期的大教育家孟子（前372―前289）将“教亦多术”与“不屑之教”的主张对举，体现了对教育艺术的辩证思考，是孔子的教育艺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孟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多个方面，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有以学识风范感化他人使之成为私淑弟子的。这五种，就是君子教育人的方式。

教育有多种方式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孟子还谈到一种“不屑之教”的主张，则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不屑于教诲他，本身就是对他的教诲。其实，前面叙述的孔子对孺悲和宰予的教育中已经可以看出，孔子正是“不屑之教”的老手。除了《论语・阳货》所记载他对孺悲的态度是典型的“不屑之教”而外，他斥责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也是一种典型的“不屑之教”。而且，孔子的“不屑之教”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见，“不屑之教”本质上就是因材施教原则的巧妙运用。不屑于教诲，并不等于不教诲，只是注重从反面激发学乍的自尊心，不从正面启发诱导而已。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屑之教”的行为背后体现出古代儒家先贤的教育实践是有着教育心理学原理的合理因素的，所以能够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孟子主张“镦亦多术”和“不屑之教”并举，体现的是古代教育家对教育艺术充满辩证法色彩的一种认识。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也很重视言教的艺术和身教的艺术，在《孟子・尽心下》里面，孟子对“善言”和“善道”进行的解释，指出“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意思是言语浅近而意义深远的，是善言；操守简约而施与广博的，是善道。并进而指出言教的艺术和身教的艺术，“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意思是说，君子的言语，讲的虽然是平常的事情，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君子的操守。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才使天下太平。孟子接着指出，“人病舍其田而苦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人的毛病往往在于放弃自己的田地不耕种，却跑到别人的田里去除草――要求别人很多很严格，要求自己却很少很轻松。所以，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批评“好为人师”之人，指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的这个思想，是讲人的修养的，但从教师的角度来解读，孟子其实很重视教育者自身修养在教育过程中潜移默化、熏陶渐染的作用。

孟子重视身教，还有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孟子很重视反躬自省。身教的艺术，要求教师必须时时反躬自省，《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已而已矣。”《孟子・离娄章句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在这两处论述中，前者孟子主要是以射箭为喻，阐述要“反求诸己”的道理；后者则扩大到一切行为，“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说的虽然是个人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其实小到班级管理，班级教学，何尝没有“其身正”的要求呢？这与孔子主张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政治，强调从自身做起，从身边事做起，所以，多与个人品质紧紧连在一起。而自我批评则是其手段之一，其相关论述，在《论语》和《孟子》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从教育的角度讲，反躬自省，反求诸己确实是教师自我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

同重视言教与身教的主张相一致，孟子本人是一个特别“善言”之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语言艺术大师。孟子善于用类比法进行论证，或用简单的比喻来解疑释惑。比如在论述“不为”与“不能”区别，盂子就用的“为长者折枝”和“挟太山以超北海”为喻，使他的语言极具说服力。据统计在《孟子》全书总共使用了159个生动、确切的比喻。再加上其排比的气势和逻辑的力量，使孟子的说理体现出一种鲜明的思辨性教育艺术风格。

三、荀子“适时而教”体现了教育艺术的启发式原则

战国时期的另一位教育家荀子（公元前313一前238），也是先秦儒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其教育名篇《劝学》中，曾谈到掌握最佳时机、适时而教的艺术。对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育艺术作了更加具体的阐述。他说：“问者，勿告也；告者，勿问也；说者，勿听也。有争气者，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意思是如果有人前来向你请教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回答；前来诉说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追问；在你面前谈论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参与；态度野蛮好争意气的，别与他争辩。所以，一定要是合乎礼义之道的，才给予接待；不合乎礼义之道的，就回避他。）从今天的角度讲，就是当面对不同的教育情境时，如何灵活应对的教育艺术。荀子对于不适时而教，忽略教育情境的教育行为予以否定，指出：“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所以，跟不可与之交谈的交谈，那叫做浮躁；跟可与交谈的不谈那叫怠慢；不看对方回应而随便谈话的叫盲目。因此，君子不可浮躁，也不可怠慢，更不可盲目，要谨慎地对待每位前来求教的人。只有掌握最佳时机，才能取得最好效果。）“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反之，则不然。荀子还引用《诗经》上的话说：“‘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谓也。”（这才是《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里还可以看到，荀子同样是主张“诗教”并自觉实践“诗教”的教育艺术家。

《论语・季氏》中孔子则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对照荀子的观点，虽然孔子就学者言，荀子就教者言，本来就有区别。但是，联系起来看，孔子和荀子都很重视君子朋友讲习，必须诚心相待，方能获致切磋之益。更重要的是要讲究适时而教、适时而言的教育艺术。就先秦儒家教育艺术的目标而言，应该说重视人伦教育、重视道德是教育的重要目标。荀子和孔子都有许多关于知行关系的精辟言论，荀子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大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嘴里能讲出来，又能身体力行，这是国家的珍宝；嘴不能讲，但有实际行动，这是国家的重器；嘴上讲得好，而行动上做不到，还能为国家所用；嘴上说得漂亮，而行动上则为非作歹，这种人，是国家的妖孽。这说明为善去恶、知行合一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此外，荀子有着丰富的教育艺术理论和实践，他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晚年从事教学和著述，荀子的文章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铺陈扬厉，说理透辟；行文简洁，精练有味；警句迭出，耐人咀嚼，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教育艺术风格。

四、《学记》是最早的教育艺术论专著。

《学记》，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论著。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教育艺术论专著。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

《学记》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的教育艺术主张，把孔子的“诗教”、“乐教”思想进一步发展，继承孟子“善言”、“善道”的主张，把“善教”的“诲人之术”和“善歌”的艺术技巧相提并论，指出：“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礼记・学记》）意思是会唱歌的人，要使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会教人的人，要诱导学生自觉地跟着他学。教师讲课，要简单明确，精练而完善，举例不多，但能说明问题。这样，才可以达到使学生自觉地跟着他学的目的。《学记》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乐学”的主张。这与孔子倡导“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关注学生学习兴趣的思想一致，与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的观点一致，1632年，夸美纽斯在其《大教学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教学论是指教学的艺术。”“《大教学论》它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

《学记》还对先秦教育家的启发式教学艺术进行了理论的概括，指出：“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将师生关系和谐融洽、学生学习轻松愉快和有效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看作是启发式教育艺术所要达到的目的。还特别对教师的提问、答疑艺术做具体的解说：“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呜，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大意是说，教师的提问应该先易后难，循着问题内在的逻辑；而答疑则应据问点拨，适可而止。

可以说，《学记》里面关于教学中提问与答疑的探讨，体现了对理想教育艺术境界的探寻，已经和现代教育艺术有着相同的要素。《学记》的教育艺术思想对后世历代教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近人梁启超誉为“乃专标诲人之术，以告天下之为人师者”。

总之，先秦儒家的教育家们有着丰富的教育艺术理论与实践探索，形成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育艺术原则，在教育过程中倡导以熏陶渐染、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学生，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注重身教、主张教育无痕的教育艺术传统，是人类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教育艺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