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与城镇发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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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居民幸福感，追求居民生活满意度，建设幸福城市，让居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已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发展的共同诉求。本文对幸福指数的主观和客观研究方法进行了述评，并探讨了幸福指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幸福指数新型城镇化幸福悖论

近年来，“幸福江阴”、“幸福莱州”、“幸福江山”、“幸福娄底”等幸福城市提法日渐增多，一些地方还明确将提高幸福指数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幸福指数的相关研究和探索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幸福指数主要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幸福指数开展了大量研究，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对幸福感测算进行了探讨，但当前并未有一套公认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心理学对幸福感的考察基于微观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经济学侧重于以福利和效用观来衡量幸福，社会学强调社会支持、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等因素的作用，环境社会学则着力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C共处（丘海雄、李敢，2012）。

（一）主观指数：微观个体的观测

主观幸福感被认为是人们情感反映和对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判，具体的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以及对个人生活的主观认知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主要采用单项问题或多项问题调查的方式（佩沃特，2009）。由于单项问卷调查方法仅考虑单个变量要素，存在难以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综合测量等缺陷，因而相关研究往往采用多项目工具，并尝试构建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

一些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也尝试对主观幸福进行测量。美国卫生统计中心采用的“总体幸福感量表”，通过33项对幸福的相关陈述评价受试者的总体幸福感，并将幸福感划分为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意和兴趣、抑郁或愉快的心情、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及松弛与紧张等六个因子（Fazio，1977）。经合组织（OECD）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超出了“快乐”的概念，主要涵盖三个纬度：生活评价，反映对个人生活或其定方面的评估；情绪，个人的情感状态，通常测量较短时期内的情绪；幸福，对生活意义和目的的感知或良好的心理（OECD，2013）。

国内相关研究中，邢占君（2006）设计了包含10个纬度、40个项目在内的“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并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度进行了追踪测量，这10个纬度包括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2012年起，《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其评价指标包括了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和社会环境满意度等5个方面。

从主观幸福指数的相关研究来看，其注重对微观个体的幸福感知的测量，一般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于主观幸福感的测度评价很大程度上以来调查问卷数据的能否真是反映受访者的主观感受，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效性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可比性等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

（二）客观指数：宏观总体的考察

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客观社会指标对客观生活质量的衡量也是幸福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微观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之外，以传统经济学研究为代表，大量研究还通过客观指数侧重对宏观总体幸福程度的度量。

经济学认为幸福同样具有数量概念，是可测量的。Paul Samuelson提出幸福=效用/欲望，其中，物质财富、健康长寿、自尊、环境改善、社会公正是影响效用的五大因素。周四军等（2008）从经济因子、环境因子、人口因子、社会引资四个层面建构了国民幸福指数。

广东省政府2011年印发的《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包括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人居环境等10个一级指标以及47项二级指标在内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

尽管客观指标易于观测，可反映一个地区居民整体的生活质量情况，并能直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但不可忽视的是，其难以充分体现群体中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受。

（三）主观和客观相结合

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家对幸福指数的构建则综合考虑到了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的优缺点，在指数的设计中更多的采用了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方式。

联合国世界幸福指数。自2012年4月首部全球幸福报告以来，联合国累计公布了4期报告，《全球幸福报告2016》利用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相关数据，对157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幸福程度进行了排序，时间跨度从2005―2015年，幸福指数具体包括六大关键指标，分别为人均GDP、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社会自由、慷慨度、廉洁程度等。

OECD美好生活指数。2011年起，OECD发起美好生活行动，对34个成员国和新兴国家生活幸福程度进行测量并年度报告，其美好生活指数由2大类11大项指标组成，即物质生活条件类（包括住房、收入、工作）和生活质量类（包括社区、教育、环境、治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工作生活平衡），每大项指标又分别由1―4项具体的指标加以衡量。例如，对工作指标具体的由就业率、工资、长期失业率和工作安全度四个指标组成。

Gallup-Healthways全球幸福指数。2008年，盖洛普咨询公司和Healthways健康机构通过每天1000次电话调查（重大节假日除外）发起Gallup-Healthways幸福指数调查。2014年基于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14.6万份调查了2014全球幸福指数排名，GWI将幸福概括为五类元素，即目标、社交、经济状况、社区、身体状况，并将幸福程度分为积极向上、勉强维持和痛苦三种。

幸福星球指数。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和英国地球之友组织联合了幸福星球指数，HPI由主观指标生活满意度和客观指标预期寿命以及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指标构成，HPI=生活满意度×预期生命/生态足迹。

英国国民幸福指数。2010年，英国首相发起了国民幸福项目，“以测量国家整体的发展状况，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生活改善情况；不仅仅是生活标准，而是生活质量的提升”。英国国家统计局制定并定期的英国国民幸福指数由个人幸福感、与亲友关系、健康状况、工作状况、居住状况、个人财务、经济情况、教育培训、政府治理、自然环境等10个领域41个指标组成。

加拿大幸福指数。2011年，加拿大首次了《加拿大幸福指数报告》，加拿大幸福指数（CIW）由包含主客观指标在内共7个纬度组成，即生活水平、健康、时间分配、生态健康、受教育情况、社区活力、善治。

（四）小结

对幸福感的评估，主观指数法侧重于个体的幸福感度量，有助于体现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测量方法容易问卷设计的影响，测量结果的信度、效度和可靠性尤为重要，且不利于不同地区间横向比较；客观指数法有利于体现群体总的幸福满意程度，并为公共政策提供有效决策信息，且易于进行横向对比，但又难以反映出群体中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观指捣ê涂凸壑甘法各有其优缺点，对幸福感的全面评估，既需要有主观性指标，也需要有客观性指标，以衡量个体幸福感和总体的幸福程度。

二、幸福指数对城镇发展的意义

（一）幸福感与城镇发展的目标：幸福指数的争论

随着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幸福指数的关注日渐增多，对衡量社会幸福的争议也随之而来，应该以什么指标来衡量城市的发展？GDP增长意味着人们更加幸福么？是否应该由幸福指数替代GDP指标？

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发展的观念正在发生转变，与过去仅注重经济发展相比，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识正日益加强。在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城市的幸福感指数也开始作为重要的指标被纳入城市竞争力指数的评估体系之中。有学者指出，各国政府呈现由专注经济领域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向兼顾“国民幸福账户”体系演化的发展趋势（丘海雄等，2012）。而在实践领域，一些国家甚至以幸福发展观取代经济发展成为政府首要发展目标，如不丹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代替GDP指标。尽管幸福指数为城市发展引入了新的视角，但也引起了相关争议，孔塞桑等（2013）指出幸福是生活的重要方面，但非唯一终极目标。还有学者认为应审慎看待幸福指数，防止形式化、异化，成为政绩指数（王志平，2008）。

（二）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幸福悖论的探讨

居民幸福感是否随着城镇经济水平的增长而提升？相关研究则表明GDP并不足以完全测量人们的幸福感。Easterlin对美国的研究发现，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的提升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财富的增加并未能带来更多的幸福，这也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与之相似的还有黄有光提出的“东亚幸福缺口”，即东亚国家和地区尽管有着高收入和经济高增长率，但整体上幸福水平并不高。此外，国内相关调查研究也印证了相关结论，《t望东方周刊》举办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位居前列的也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三）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幸福指数的启示

2014年，中国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开启新一轮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理。与以往片面强调拓展城镇区域的“土地城镇化”所不同，新型城镇化突出“人的城镇化”，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这也是未来中国城镇发展的重要路径。幸福与否正越来越多的被认为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公共政策的有效工具（Helliwell et al.，2016）。尽管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和应用还存在诸多争议，但对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来说，城镇的发展中在经济发展指标以外，更多的还需要考虑体现和衡量城镇居民的全面发展的相关指标，通过居民幸福感的变化来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动政策的实施和评估。

参考文献：

[1]OECD. Hows Life？ 2015： Measuring Well-being[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2]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6， Update（Vol. I）[R].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16.

[3]Sachs， J.， Becchetti， L.， & Annett， A.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6， Special Rome Edition（Vol. II）[R]. New York：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2016.

[4]Fazio，A.F. AConcurrent Validational Study of the NCHS 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J].Vital and Health Statistics， 1977.

[5]OECD. OECD Guidelines o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R]. OECD Publishing， 2013.

[6]丘海雄，李敢.国外多元视野“幸福”观研析[J].社会学研究，2012（2）.

[7]威廉・佩沃特.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09（6）.

[8]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卢艳华.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3（7）.

[9]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

[10]康君.幸福指数研究的不同视角及国际比较[J].数据，2011（6）.

[11]周四军.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的统计测度与评价[J].消费经济，2008（4）.

[12]王志平.应慎用“幸福指数”的概念[J].学习与探索，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