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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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其实是走在原来的大海里，”周海翔老师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从事鸟类保护和摄影，他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们介绍这条沿着海岸边刚刚建成的滨海大道：“现在是方便多了，记得2003年我们做黑脸琵鹭觅食地调查时，跑完庄河海岸线，整整用了三天时间，现在有两三个小时就能跑完，效率提高了很多，人也不累。”
据悉滨海大道贯通后，既促进了临港工业和特色规模工业园区的第二产业建设，又能推动旅游资源的开发，形成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合的旅游观光经济带。
在滨海大道上奔驰，仿佛走进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时光隧道之中，体验文明的进程，收集历史的碎片。向右走，是离海洋越来越远的渔村和老百姓浇灌在这片土壤上的回忆；朝左望，是无边的养殖圈，规模宏大的工业园以及挖开的山头、忙碌的吊车和已经填平了的滨海湿地。
回忆之一：骑着自行车卖鱼去
海洋村，在滨海路边，一侧的山丘上有一些村民自己的耕地。山丘后面一座废弃的桥下，一排排铁锈斑驳的渔船横躺着，仿佛能隐隐听见昔日码头的汽笛声……
“这里的山山水水，哪个地方没留过我的汗水和脚印?”邵大娘一打小就长在海边，以前一涨潮水全都涌到山墙根，她家房子下面就是沙滩，潮直涨到她家住的那块地。那时候一推开家门，眼前就有一溜大沙滩，停泊着各种渔船。
她一边说着，一边继续在山坡上的地里干着活，两手一直没有停歇，这双手曾经抓过鱼，也卖过鱼。而眼前的山坡其实只是原来大山的一个小山脚，没有的部分都已经填到海里去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那条120马力的大船，都上‘半拉山’那边的新港码头卸货。鱼可多了，有大鸦片鱼，黄花鱼、刀鱼、鲅鱼……船开到新港的码头，我就骑自行车上船去买鱼，想拿到庄河去卖。第一次去买鱼没钱，俺儿就上孩子他姥姥家(她的娘家)拿了40块钱，俺姑借了10块钱，就拿了这50块钱上新港了。一块多钱一斤的鱼，就买了四五十斤。下船直奔庄河水产大铺那去卖，哎呀妈呀，卖了一百来块钱，去了本钱还剩一半呗。还有一次上船买那个大石(鱼将)鱼，挣了一百多块钱回来，去了水产铺那儿，小贩们都抢着买呢。赶这一秋天卖鱼，就觉得经济来源有了，当时好多亲戚们还上俺家里借钱呢!”
回忆之二：沙滩上的渔号
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子生产活动由村集体管理，分农业队、渔业队和渔民后勤队。而貂厂、机械厂、纺绳厂、木匠、铁匠、黏匠(木壳船要粘，防止漏水)等，都属于渔业队的后勤队。
“俺就是纺绳厂的，不会做农活，但很会纺绳。纺的绳啊都拿去做网用，比如大流网，锚网，梢网等。要是到纺绳的时候，一个冬天要纺好多，都要打夜班。”
与后勤队的邵大娘不同，刘大爷是当时村里渔业队上的，他干渔民十多年，对海洋再熟悉不过了。
“那时候在山上一望风景好啊，屋前面就是大海，潮水大浪就这么打上来。俺十八九岁的时候就上金州打鱼。那时候的帆船就一根桅杆，主要是靠风靠帆前进，没风了就去摇橹。大浪顶不住了就抛锚，把帆降下来。现在这些帆船都看不见了，都用机动船了。”
人跟船走，刘大爷记得最深的就是大伙一块喊渔号。冬天不打鱼了，要拉船上岸修理――“来呦，嘿呦!再来呦，嘿呦!”
回忆之三：海里一点杂质都没有
邵大娘的一番讲述，将我们带回到了她所成长的那个年代，她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滨海生态的丰富和多样。
“俺那时候下海，海里一点杂质都没有，你挖完了，水上来，滩涂上全躺着蚬子，没有壳。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蛏子都是自然生，后来人工蚬子苗下了，逼得它们都往深水里走，偶尔才能碰到。那时候蚬子不是买苗，都是自然生，可厚了。放学没事，就跟着大人一块去钓。俺就这样纺半天绳，下半天海。有时候一潮几个小时，一个人能挖一千来斤的蚬子，用扒子挖了再捡。”
“小时候我就光屁股在海上玩，掏蚬子，一有浪了，就哗地向前一扑，可带劲了。”说话的是磨石房村的王大哥。
再长大一些的他，一放学，潮水还没涨上来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下海去捡大乌鱼(乌贼)。在他们妙趣横生的童年记忆里，还有一段关于可怜的乌贼朋友的描述：
“海风一刮，它们就撞上了石头，有的给撞昏了，有的给撞死了，有的连身体上面的大盖子都给撞掉了，这时候我们就下海去一个个捡了，背到城里当药材卖。那时候卖其实也不值几个钱，主要就是刮风的时候下去捡着玩。”
当我们问起当时这里啥最好吃?
邵大娘肯定地说：“就属沙蚬子和海肠了。海肠它没长壳，就跟猪小肠一样子，雪白雪白的，炒菜吃可鲜嫩了，可好吃了。小时候我一天只逮(吃)2两6的粮，那是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都是这些东西救了我们的命啊。”
回忆之四：海鸭子集会
在渔村很多村民的小院子里，搭一个小棚，自养鸭子，最平常不过了。当年的海鸭蛋，渐渐变成了普通鸭蛋。
十多年前的小盐场村里有十来多户养着海鸭子，最多的时候每家能养30来只，一个村子就有几百来只。一大清早，大伙儿都把鸭子全放出来，米色的，白色的，煞是好看。
中午，潮水退了，鸭子们吃饱了也不回来，就在海滩挑一处较高的地方蹲着，潮水一来，它们就下水去。潮水再一走，他们吃饱了就又在那蹲着，赶晚上就各自回窝了。村里的一位曾经养过海鸭子的大娘告诉我们：
“鸭子吃小蚬子、泥螺、小螃蟹、小鱼小虾什么的，连壳都一起吃了。吃海货的鸭子爱下蛋，一个月差不多每天都下。只有冬天最冷的两个月不下。春天下的多，秋天下的少，赶七、八月时就下秋蛋了。海里养出来的鸭蛋不管春蛋秋蛋都好吃，现在家里养的味道就差多了。那时养鸭子很少喂饲料，基本上靠大海。”
“以前俺这门口就能挖海蛆(沙蚕)，赶个海，养个鸭子什么的都很方便，就怕来台风，那年一涨潮水都淹到家门口了，俺家猪圈也给淹了，里头的猪都得仰着脖儿呢。”
变迁之一：天然的少了，污染物多了
前面提到的磨石房村的王大哥，承包了蛤蜊岛前的数千亩天然海滩，他也曾经是赶海人，对这里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感受。
“这片海滩以前主要出产过沙蚬子(菲律宾蛤仔)，最红火的是1993年前后的那几年，有一天就那一潮海，6000多亩海滩，就能有60多万的收益。那时候蚬子都是自然生的，特别多。那个蝼蛄虾也多，一天一潮水上来一个人下去能钓五六十斤。现在很难找。”
对于这种变化，养殖户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海岸的水质正在下降，天然海洋生物越来越少了。
“现在污染太厉害了!看那边那个厂子，排出来的水几乎全是高温的。多数天然滩涂上的贝类，一接触到这些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就全都死光光。在我承包的那块滩涂就发生过养殖的贝类产量莫名其妙地大幅下降的情况，你还没有办法去告状，因为排污水的地方太多了，你无法证明是谁家的污水影响的。”
“近几年，随着海参圈越来越多，由它们中换出的 污水也越来越多，海参池和参苗池大小不一，有一两千立方米的，也有上万立方米的，换水周期一般是半个月，平时还要坚持循环换水，否则海参就养不好。”
“一来死汛(指潮差比较小的潮汐，涨得不太高落得不太低，故此带不走岸边的脏水)，更要命，十来天里这些脏水就在这一个劲儿卷(来回往复，流不出去的意思)。等潮水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海参圈都整个大换水，那是多大的一个量啊，附近的海水都给染红了。在加上周边的造纸厂、养鸡场、电厂、生活污水，一起都排到海里去了。一退潮，许许多多没被海水带走的杂质就沉淀在滩涂上，使得滩涂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差了。”王大哥说。
变迁之二：一片连一片的海参国
小盐场村的对面，原本村民家门口放养海鸭子的海滩，已是成片成片的海参圈。在海参育苗厂边偶遇一位老人，他指着远处说道，“再往那边走，海参圈更多更大，老了(方言，指特别多)!”
刘经理原来开过饭店、跑过运输、卖过汽车，6年前经朋友介绍，兄弟几个一起承包下200多亩的海参圈。“这几年我们养海参的大多数都发爆了(赚了非常地多)”显示出了东北人的豪爽和霸气，怕我们不相信，还掰着手指算给我们听，“从2006年开始，海参价格年年大涨，市场供不应求，2006年一斤40元到了2009年就翻了一番一斤80元，今年(2010年)一斤110元，海参一般亩产为一两百斤，你们自己可以算一算这一年能赚多少!对于我们本钱少、路子少的百姓来说没有比养海参更好的生意了，只要你有钱投，两三年就能收回成本。”
他很得意地接着说“现在是有价无市，好的参圈不会有人卖的，谁也不会和钱过不去啊”，“另外如果你管理的好一点，换水勤一点，像我这样，别人多用药物来让海参不得病，我是用管理来保证它们的健康，所以我不投药，既省了一大笔药钱，养殖的参还是最好的，根本就不够卖的。”
刘经理的得意来自于海参价格的一路高涨，然而繁荣的背后却有代价一滨海湿地的污染与破坏。不过一位当地的海洋专家向我们指出：滩涂养殖并不是当前滨海湿地破坏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养殖圈毕竟都还有水和泥滩。至少也算是人工湿地。它们或多或少还是能为水鸟和其他生物提供一些生存的空间；如果能加强管理，提高养殖技术，实现唐启升院士所提倡的“以海水养殖业为主体的碳汇渔业”，就能使我国养殖渔业的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的方向转变；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养殖自身的污染，同时还可以生产出多种有营养价值的养殖产品。
当然，这还要全社会的参与，否则到处都在排污，海水都是污水，再好的科学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变迁之三：那边来了一个更强的，工业园
无边的海参圈已经让我们惊讶，但在另一项更加浩大的工程一工业园区面前，海参圈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了。路边的一个工业园区的一块指示牌，就让人感到了它的巨大，牌子上写道“某电机产业园A区，启动区面积为5.19平方公里，电机园面积为12.11平方公里”。仅从面积的计量单位上，海参圈用的都是“亩”，工业园用的都是“平方公里”，就能感觉到两者所分别代表的经济形式和生产方式，暗合了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生产”的巨变。
越往南，所见到的海参圈越少，工业园越多，村民中流传的一个故事，先不说真假，却能说明在人们心中对两者力量的看法和对比。“一个大老板听说养海参赚钱，就投资数亿元，围出了万亩海参圈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来了一个更强的，要在此建工业园区，以每亩10万元收购。”对此，上面所提到的那位海洋专家不以为然，他介绍说，目前许多滨海工业园区的入门槛都是每亩一两百万人民币。现今沿海地区为了获得新的地皮用于建造码头、工业园、房地产，大量的滨海湿地被填，使得大片的滩涂成为了陆地，这是沿海地区所面临最大的生态危机，比污染还严重，因为不可逆。主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贵的城市地皮与相对便宜的填海成本带来的巨大的开发动力，同时对当地GDP的拉动更是惊人。
唐府村，一个曾经世代靠海生活的村落，如今已寻觅不到踪迹了。全村人正处在动迁之中。两辆老式的28自行车，和两位老爷爷一起静静站在滨海公路边上，他们目光注视着的，正是他们曾经生产生活的家园，现已变成了一个大工地。
“现在通了路，看个病、进趟城都方便多了；原来村子的平房没了，给换成了楼房，上面规定按一平方米平房换一平米楼房，有机灵的早就多盖了一些平房就分得多了。像我们这样的就分得少了，可是俺们房前的院子都不计算在内不给补，实在是想不通，现在住在大楼里，还能到哪去弄一个院子呢?”
“搬进楼房后最大的感受是钱太重要了，没钱就没法活了。过去有钱没钱都能活，柴火可以上山弄，吃的可以自己种、下海里捞。现在往楼房里一住，什么都要花钱买。海是集体的，所以没给补偿，我们的地都在山上，现在山填到海里去了，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也就是几万块，实在是禁不起花啊，希望能再多给一点。我七十多，他八十多，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了。”
变迁之四：封死在桥下出海口的渔船
随着码头的汽笛声远去，小渔船和小渔村一样，也面临着被迁走的命运。北海大桥下，夕阳里，整整一个河口滩上躺满了废弃的木船。
渔村没有了，出海口封死了，渔民也早不再出海打鱼了，他们的渔船也就这么报废了，一列列跟排队似的搁浅在桥下的泥滩上。动迁的时候废船将被运走，一条船按三千到五千元的标准由房地产开发商赔偿给渔船的主人们。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在桥的另一边养殖圈边，一位给自家亲戚看圈的村民告诉我们：“这圈子里养过虾，现在里面的东西全清出去了，就是两块废弃的养殖圈有100来亩，当时我家姑爷买下的时候也就花了100多万，现在要动迁就能给他补偿三四百万呢。”
因为征地动迁引起渔民生活的改变，在不同的地点上演着不同的结局。
变迁之五：选择的矛盾
“传统”我所欲，“现代”我所欲，两者可否兼得?
在滨海大道边上的一个工业园区边缘，还剩着几座山头，树已经被砍没了，在推土机大吊车下，却还有守着几亩地和一片果园的大伯一家――三间破烂的小平房里唯一的家电就是一台老掉牙的彩电，果园里却是苹果树、枣树、桃树、山楂树、柿子树，种类繁多。开始我们以为大伯一家非常的穷困，还想着怎么帮他们一把，尽一点微薄之力。一聊才知道，他一家都是征地拆迁补偿的获利者。
“我有自己的楼房，6年前拆迁补偿因为我家的面积大，包括院子有300多平方米，当时政府都给了补偿，分给了我们大大小小6套房子，我们老两口是从外省农区移民过来的，一辈子种地，住不惯楼房，也吃不惯城里的饭，就把分的房子全租出去了。我又花了4万块在这山上买了四亩果园地，自己种自己吃，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不过现在可能又要搬迁了，旁边这个工业园区觉得面积不够用了，想把这山炸了，填到海里去，他们正在和我协商赔钱的事，说是能给七八十万呢，我就同意了，咱不能不讲理，差不多就行，要支持国家建设嘛。”
在滨海湿地的大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围填海拉动了GDP的高速增长，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沿海企业通过围填海快速、方便、便宜地获得了宝贵的土地，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当地百姓有的成为了征地拆迁的直接受益者，有的则通过找政府、找法院、找媒体等方法，最后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些补偿，实在不行也可以换一个地方，另想他法。
然而，这里天然贝类等底栖生物的家园一滨海湿地没有了，对它们来说家园没了就是死，谁能替他们做主，替他们说话?
迁徙到此的水鸟栖息地(繁殖地、觅食地、休息地等)一滨海湿地没有了，对它们来说栖息地没了就是死，谁能替他们做主，替他们说话?
还有滨海湿地本身，这一地球上生产力最大的生态系统正在被围填、被蚕食，谁能替他们做主，替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