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被试,研究了他们的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和对于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做法有效性的偏好。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与他们所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参与回收的个体规范、内控性特质、参与回收的社会规范显著正相关,而与一般环境态度、回收的便利性无关;在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做法中,有效性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加大电子垃圾回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参与回收的经济报酬。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提高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参与度的策略,并在最后指出了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电子垃圾;行为意向;社会规范;个体规范;内控性

中图分类号:C9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2)02-0031-07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Undergraduates’ E-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and Strategies of Enhancing E-waste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YIN Jie-lin1, GE Xin-quan1, GUO Ji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Taking undergraduates as participants,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ir e-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and their preference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ways of enhancing e-waste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ndergraduates’ e-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inten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knowledge on e-waste, their specific attitude towards e-waste recycling, social norm towards e-waste recycling, personal norm towards e-waste recycling and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and is no related to their general environmental belief and convenience of e-waste recycling.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ranks of effectiveness of ways that can enhance e-waste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e-waste recyclin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aise of reward on e-waste recycling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strategies of enhancing e-waste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are given. Finally, limita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pointed out.

Key words:e-waste; behavior intention; social norm; personal norm;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1 引言

随着电子产业技术水平日益快速地不断升级和社会对电子类消费产品需求的不断更新和膨胀,电子产品被废弃和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据有关专家估计,电子垃圾产出量的增加速度是生活垃圾的三倍,已成为城市垃圾中增长最快的一类固体废弃物［1］。电子垃圾由于含有重金属、卤族化合物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焚烧或填埋会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严重的危害［2］;同时,电子垃圾中含有大量铜铁等金属和Au、Ag、Ni等贵重金属,通过回收利用可节约资源,避免原生资源的过度开采［3］。目前,电子垃圾管理已成为全球保护资源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关键课题。而其中的电子垃圾的回收再利用问题日益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焦点。

国外学术界在电子垃圾回收管理的体系设计、运营模式及回收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4~6］。英国学者Davis等人认为,政府或者生产者所制定回收计划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加回收计划的消费者(居民)以及所设置的回收设施的利用率［7］。因而,更好地了解、研究影响居民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因素以及居民的行为方式偏好等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制定与其相匹配的回收计划,从而达到良好的回收效果。然而,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仅有Darby & Obara［8］、Saphores等人［1］、Nixon等人［9］、陆莹莹和赵旭［10］、蓝英和朱庆华［11］关于居民电子垃圾回收意向、偏好以及影响因素的探索性研究。

大学生作为这个社会中思想最活跃、最有知识、最富时尚性和最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群体,相比于其他社会群体,他们对于市场上销售的各类电子产品更加敏感,所以是潜在的最大电子类产品的消费群体。同时,研究发现,人的多数行为习惯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而这些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12］。因此,研究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和行为的相关问题,对于电子垃圾回收工作在全社会的开展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价值。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将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的影响因素以及调查他们对各种提高回收参与度做法的偏好,研究结果对于强化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将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关于消费者回收行为的研究有很多,Mannetti, Pierro, & Livi为这些研究提供了一种大家易于接受的分类视角［13］。他们认为,主要有两个与个体动机相关的理论框架可用来解释人们参与回收的行为。一个框架的观点是,由于个体都是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的,所以他们会根据物质刺激的大小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另外一个框架的观点是,个体的内在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等是其行为的主要激励因素。心理学领域的许多相关研究都是依据后一个框架展开的,比如Bratt的研究［14］、Chu & Chiu的研究［15］等等。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以上两个框架结合起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研究人们从事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比如Valle等人的研究［16］、Michiyo的研究［17］、Saphores等人的研究［1］等等。

由于消费者回收行为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多,我们在这里仅对1995年以后发表的关于消费者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做一个简要回顾。一般环境态度是研究最多的消费者回收行为的预测变量。但是,现有文献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研究结果［18~22］。有一部分学者研究了特定的环境态度对于居民回收行为和回收意向的影响。Tonglet及其合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亲回收态度是回收行为的一个主要预测变量［23］。Corral-Verdugo［24］,Werner & Makela［25］,McCarty & Shrum［26］等分别在各自的研究中证实了特定环境态度对于回收行为的影响。还有少部分研究探索了过去的回收行为经验和回收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Michiyo的研究发现,消费者过去的回收经验对于回收行为的预测比态度变量对于回收行为的预测更加有效［17］。Tonglet等人也发现,过去的回收经验是回收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23］。而另外一些学者从经济性角度考虑,认为回收的便利性会对回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27］。所研究的相关变量包括回收箱的距离［28］、路边回收设施的提供［8］、储存空间的大小［16］等。同时,许多研究调查了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经济学变量与回收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最多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学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收入、居住类型、种族、家庭大小、政治联系等［29~31,8,1］。此外,现有文献中所研究的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还有环境知识［1］、社会规范［17］、个体规范［14］、控制点［32］等变量。

在对关于消费者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献研究的核心内容都可以整合到Hwang, Kim & Jeng所提出的“关于环境行为的理论框架”模型中。在该模型中,Hwang, Kim & Jeng将影响环境行为的因素分为三类: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情境因素［32］。认知因素和人们对环境的意识、拥有的环境知识相对应,包括个体行动策略的能力、知识等。情感因素更多地涉及到对待环境问题和生态现象的情感,包括态度、个人特质中的控制点、责任感、个人规范等。情境因素和个体或群体的情境相联系,包括经济和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出生地、居住地、居住类型等)、社会限制因素(社会规范)等,这些因素会强化或减弱认知和情感因素对环境行为的作用。由上述分析可知,该框架模型对于研究消费者参与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也是非常有用的。

本研究以Hwang, Kim & Jeng所提出的框架模型为理论基础并考虑大学生群体的特点,选择属于认知因素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属于情感因素的一般环境态度、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个人规范、控制点等,属于情境因素的社会规范、电子垃圾回收的便利性等,作为影响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前因变量,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 大学生所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与其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H2 大学生的一般环境态度与其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H3 大学生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与其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H4 大学生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个体规范与其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H5 大学生的内控性特质与其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H6 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社会规范与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H7 电子垃圾回收的便利性与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

3 研究方法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

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专业、生源地、家庭年收入等;7个影响因素的测量;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的测量;大学生对于各种增加自己和周围同学参与电子垃圾回收做法有效性的偏好。

3.2 研究被试

被试都是在读的大学本科生,来自于北京、上海、大连、武汉、太原、合肥等6个城市的25所普通本科院校。为确保研究被试回答问题的真实性,在问卷的开头有一段说明文字,目的是告诉被访者本问卷采用匿名形式进行,不会给被访者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收到的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580份,回收率72.5%。其中,男性296人,占51%,女性284人,占49%;学理工科专业的348人,占60%,学人文社科专业的232人,占40%;从生源地来看,来自落后农村地区的78人,占13.4%,来自小县城或经济较发达农村地区的197人,占33.9%,来自地级市或经济很发达农村地区的166人,占28.7%,来自二线省会城市的64人,占11%,来自一线大都市的75人,占13%;从家庭年收入来看,远低于平均水平的50人,占8.5%,略低于平均水平的88人,占15.2%,与平均水平相当的302人,占52.1%,略高于平均水平的128人,占22.1%,远高于平均水平的12人,占2.1%。

3.3 变量的测量

电子垃圾相关知识的测量采用由蓝英和朱庆华开发的6条目量表,包括“电子垃圾中含有大量重金属,随意丢弃会污染环境”、“ 电子垃圾是城市固体废弃物中重金属的重要来源”等［11］。一般环境态度的测量采用Valle等人在其研究中曾使用的“新环境范式”量表中的6条目“自然平衡和承受极限”量表,包括“人类正肆意地破坏环境”、“人类必须做到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等［16］。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的测量采用改编自Valle等人在其研究中所使用的6条目量表,包括“电子垃圾回收是减少浪费的一种重要方法”、

“电子垃圾回收是减少固体垃圾的一种重要方法”等［16］。个体规范的测量采用改编自Valle等人在其研究中所使用的5条目量表,包括“我觉得自己对于家里电子垃圾的回收负有很大责任”、“ 如果不去回收家里的电子垃圾,我会很有负罪感”等［16］。内控性特质的测量采用改编自Hwang等人在其研究中所使用的4条目量表,包括“如果我参与电子垃圾回收行动,周围的环境会有所改善”、“我可以为全社会电子垃圾的回收做一些贡献”等［32］。社会规范的测量采用改编自蓝英和朱庆华在其研究中使用的3条目量表,包括“我的家人认为我应该参与电子垃圾回收”、“周围的同学认为我应该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等［11］。电子垃圾回收的便利性用1个条目测量,即“电子垃圾回收点距离我家或我的学校很近”。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用1个条目测量,即“我非常愿意参与到电子垃圾回收行动中去”。关于对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做法有效性评价的问题,采用的方法是:列出可行的5种做法(将在随后的研究结果中展示),让大学生根据自己的看法,对这5种做法的有效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3.4 统计分析方法

对假设的检验,采用层级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以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为因变量,以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一般环境态度、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个体规范、内控性特质、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社会规范、电子垃圾回收的便利性为自变量。由于性别、专业、生源地、家庭年收入等变量有可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所以把他们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其中将性别和专业构建成虚拟变量进入线性回归模型。

对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做法有效性的评价,依据大学生对于五种做法排序的结果,将统计后排在第一、二位之和最多的做法作为有效性最高的做法,次多的做法作为有效性次高的做法,以此类推。

4 研究结果

4.1 各量表信度的检验

在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之前,需要先检验各量表的信度。信度指标主要考察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系数),“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一般环境态度”、“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参与回收的社会规范”、“参与回收的个体规范”、“内控性特质”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15、0.894、0.927、0.930、0.907、0.866。由此可见,所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80以上,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很好,因此,问卷通过了信度检验。

4.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论文中涉及到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包括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等。

从表1可以看出,被试在“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一般环境态度”、“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内控性特质”、“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等变量上的得分都比较高,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有关;从表1还可以看出,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与其他变量之间的正相关程度都较高(回收的便利性除外),各假设是否能够真正得到验证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层级线性回归来证明。

4.3 假设检验的结果

以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回归模型中第一步先将性别、专业、生源地、家庭年收入等控制变量放入,第二步再将研究的自变量放入。层级线性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大学生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对于电子垃圾回收的特定态度、参与回收的个体规范、内控性特质、参与回收的社会规范等都

对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H3、H4、H5和H6得到了证实;而大学生所持有的一般环境态度和回收的便利性对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没有显著影响,因此H2和H7没有得到证实。

4.4 对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做法的评价结果

根据现有文献和广泛调研,笔者总结出5种可以增加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做法,分别是:(1)学校定期开展关于回收电子垃圾的倡议活动;(2)必修课中加入关于电子垃圾回收的讲座课程;(3)各种媒体对电子垃圾回收行为进行大力宣扬;(4)完善电子垃圾回收设施,以使电子垃圾回收更加便利;(5)增加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经济报酬。被试大学生对以上5种做法有效性的排序如表3所示。

4.5 对研究结果中问题的讨论

这里将对研究结果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假设2,即“大学生的一般环境态度与其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正相关”没有得到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不相关。该研究结果与Bamberg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可以用Ajzen & Fishbein的关于态度和行为关系的理论来解释,即当测量的态度非常笼统(大学生的一般环境态度)而行为非常具体(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时,无法得出言行之间有紧密的联系［33］。

再次,研究中有两个结论看似矛盾:表2显示,回收的便利性对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而表3却显示,“完善电子垃圾回收设施,以使电子垃圾回收更加便利”是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做法中有效性最高的。以上两个结论看似矛盾,但经过认真分析之后,是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的。回收的便利性之所以对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由于目前电子垃圾回收设施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和普及开来,所以大学生对其还不了解,甚至比较陌生,因此在回答有关便利性的问题时打分均偏低。两个看似矛盾的结论恰好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我国电子垃圾回收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的现状,另一方面反映了大学生对其强烈需求的愿望。上述研究结论带给相关部门如下启示,即应当大力加快电子垃圾回收设施的建设。

5 研究启示及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如何有效提高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参与度具有重要启示。

由于从研究中得出,内控性特质对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意向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所以可以通过培养大学生的内控性来提高他们电子垃圾回收参与度。大学期间是大学生们性格不断完善的重要时期,教师们可以通过案例讨论、游戏参与、拓展训练等方式让他们深刻感受到自己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以及自身的行为能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以此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内控性,从而提高他们电子垃圾回收参与度。

由于“完善电子垃圾回收设施,以使电子垃圾回收更加便利”是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做法中有效性最高的,所以政府应该大力完善电子垃圾回收设施,通过合理布点使电子垃圾回收更加便利。具体到大学生群体,各个学校可以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在校园内设立电子垃圾回收点,以方便大学生电子垃圾的回收,从而提高他们电子垃圾回收的参与度。

由于中国的大学生们大多都是全职用来学习的,没有什么收入,在生活花销方面基本上都依附于父母,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渴望能够赚钱自食其力,因此某种程度上说,经济或物质刺激对于激发他们的行为作用是很大的。本研究的结论――“增加参与电子垃圾回收的经济报酬” 是各种增加电子垃圾回收行为的做法中有效性次高的,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要提高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的参与度,另外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经济刺激,即制定电子垃圾回收的付费标准,以鼓励大学生参与电子垃圾的回收。

我们从研究中还得出,大学生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对于他们的电子垃圾回收行为意向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仅次于内控性特质。所以增加大学生拥有的电子垃圾相关知识是提高他们电子垃圾回收参与度的一种有效方法。由于研究显示,媒体的作用较学校开展的倡议活动、讲座课程等要大,所以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比如互联网、校园网、校园广播、校报、学生喜爱的电视广播栏目等,向大家传播电子垃圾的相关知识、宣传并鼓励各种电子垃圾回收行为,以提高大学生电子垃圾回收的参与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1)横截面的研究设计,这使得研究不能断言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2)实证数据来源涵盖的地区有限,这使得研究结论的推广尚需谨慎。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参 考 文 献:

［1］Saphores J-D M, Nixon H, Ogunseitan O A, et al.. Household willingness to recycle electronic waste: an application to california［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6, 38(2): 183-208.

［2］Townsend T G, Musson S E. Assessing the landfill disposal implication of discarded electronic equipment［A］. Proceedings of the 2006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s & the Environment［C］. Piscataway, NJ: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2006. 298-301.

［3］刘小丽,杨建新.电子废物管理体系研究［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5,18(4):30-33.

［4］Sinha-Khetriwal D, Kraeuchi P, Schwaninger M. A comparison of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in Switzerland and in India［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5, 25(5): 492-504.

［5］Gottberg A, Morris J, Pollard S, et al..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waste minimization and the WEEE directive case studies in eco-design from the european lighting sector［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6, 359(1): 38-56.

［6］Cui J, Forssberg E. Mechanical recycling o f waste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 review［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3, 99(3): 243-263.

［7］Davis G, Paul S P, Adam D R, et al.. Demonstrating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research capacity: understanding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West Oxfordshire, UK［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06, 46: 115-127.

［8］Darby L, Obara L. Household recycling behavior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disposal of small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J］.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05, 44: 17-35.

［9］Nixon H, Saphores J-D M, Ogunseitan O A, et al.. Understanding preferences for recycling electronic waste in California: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liefs on willingness to pa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1(1): 101-124.

［10］陆莹莹,赵旭.基于TPB理论的居民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行为研究:以上海为例［J］.资源与环境管理,2009,21(8):85-94.

［11］蓝英,朱庆华.用户废旧家电处置行为意向影响因素分析及实证研究［J］.预测,2009,28(1):65-70.

［12］Ojala M. Recycling and ambivalenc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household recycling among young adult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8, 40(6): 777-797.

［13］Mannetti L, Pierro A, Livi S. Recycling: planned and self-expressive behavio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 227-236.

［14］Bratt C. The impact of norms and assumed consequences on recycling behavior［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9, 31(5): 630-656.

［15］Chu P Y, Chiu J F. Factors influencing household waste recycling behavior: test of an integrated model［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33: 604-626.

［16］Valle P O D, Reis E, Menezes J, et al.. Behavioral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ecycling participation: the portuguese case［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4, 36(5): 505-540.

［17］Michiyo A. An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s recycling behavior［A］. Asia Pacific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C］. Seoul, Korea: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Research Conference, 2005. 322-325.

［18］Schultz P W, Oskamp S, Mainieri T. Who recycles and when? A review of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5, 15: 105-121.

［19］Oskamp S, Burkhardt R, Schultz P W, et al.. Predicting thre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curbside recycling: an observational stud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98, 29(2): 37-42.

［20］Guerin D, Crete J, Mercier J.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cycling behavior in the European countrie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1, 30: 195-218.

［21］Bamberg S. How does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fluence specific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behaviors? A new answer to an old ques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 21-32.

［22］Thogersen J, Olander F. To what degree are environmentally beneficial choices reflective of a general conservation stance［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6, 38: 550-569.

［23］Tonglet M, Phillips P S, Adam R A D.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of recycl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from Brixworth, UK［J］. Resource Conservation Recycling, 2004, 41(3): 191-214.

［24］Corral-Verdugo V. Dual realities of conservation behavior: self-reports vs. observations of re-use and recycling behavio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7, 17: 135-145.

［25］Werner C, Makela E.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s that support recycl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8, 18: 373-386.

［26］McCarty J, Shrum L.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environmental beliefs and behavior［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2001, 20: 93-104.

［27］Jenkins R R, Martinez S A, Palmer K,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recycling: a material-specific analysis of recycling program features and unit pric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3, 45: 294-318.

［28］Ludwig T, Gray T, Rowell A. Increasing recycling in academic buildings: a systematic replic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1998, 31: 683-686.

［29］McQuaid R W, Murdoch A R. Recycling policy in areas of low income and multistory-hous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96, 39: 545-562.

［30］Li S C. Recycling behavior under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ase of metropolitan Wuha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3, 35(6): 784-801.

［31］Johnson C Y, Bowker J M, Cordell H K. Ethnic variation in environmental belief and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in a social psychological context［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4, 36: 157-186.

［32］Hwang Y H, Kim S I, Jeng J M. Examin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selected antecedent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0, 31(4): 19-25.

［33］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第8版.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9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