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上的博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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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石石刻始于西汉晚期，东汉为鼎盛阶段。汉代京师贵戚、官宦豪强盛行厚葬，砌墓雕石成时尚。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各地已发掘出土大量汉代画像石。这些汉画像石不仅题材丰富多样，内容广博深厚，展现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是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而且就其艺术成就而言，也当在世界艺术殿堂上占有显赫地位。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汉画像石，除了它的艺术价值外，又为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形象依据。
汉画像石是通过石刻艺术画面，充分展现出汉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画面生动形象，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汉画像石通过栩栩如生的画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各种社会生活。在这些汉画像石中，保存了汉代政治思想、科学、军事、艺术以及民间习俗的许多重要资料及墓主生前的生活场景。
博弈游戏是汉代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在汉代非常盛行，贵族王室对其迷恋程度已达到“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的程度，汉画像石中就有许多博戏形象。汉画像石上的“博弈图”常为榻上二人对坐，中间置博局和箸枰。箸枰上方刻一只鸟，应为博局的“枭棋”，枭棋是众棋之首，在投箸行棋的过程中，棋子是可以变成枭棋的。根据博的规则，凡已成枭棋，就要竖起来，即所谓的“博立枭棋”。如果棋成枭后，就得到了获胜的关键，往往要高兴地喊起来。博弈图画常以夸张的手法刻画枭棋，表现出博弈的取胜方法。汉代博弈行棋还要饮酒助兴，输者罚酒，当后来转为“意钱”之战时，就称其为赌博了。
在汉画像石中，浮雕有高浮雕、中浮雕、浅浮雕，同时伴有线雕，这些技法在商周青铜器中早已有之，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雕刻中，汉代则将这些手法相结合，这在出土的汉画像石博弈图上表现尤为突出。汉画像石博弈图造像技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除阴线刻外，还包揽了浅浮雕、中浮雕和高浮雕。有的在同一画面中，几种方法同时使用。汉画像石博弈图为了充分表现不同场景不同内容，作者先用中浮雕做出棋台，具体内容分离表现，给人以时空感；人物面部及棋盘均用阴线刻，广袖宽衣，流畅逼真。整幅画面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给人较强的艺术感受。作者在内容表现上大胆采用多种艺术手法，有的画面细腻，造型生动。为充分表达对弈的趣味性，作者将下棋者刻划成一胜一负形态，胜者手舞足蹈，面容喜悦，似在称快，负者神情茫然，双手摊开，表现得无可奈何。
作者在表现博弈这一活动时，往往打破正常的视觉关系，把只能从侧面才能看到的棋盘有意立起来，使观看者对棋盘上的战况一览无余，这就在一张画面上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觉关系，并使看似对立的视觉关系统一于画面所强调的内容上，显示了汉画作者在探索画面视觉关系上所作的探索。汉画像石博弈图的表现手法同当时的帛画、壁画一样，都是采取从古代青铜等器物上发展起来的平置法。这种手法就是将画面形象根据构图需要都组织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平面上，它绝少讲究画面形象在三度空间中的关系。它没有形象之间的相互遮掩，亦不强调画面中心与观者视线的角度。博弈图在沿用“平置法”的同时，却又在一些画面中露出了作者力图改变视觉关系的探索，人物形象显示了作者对四维空间的追求，在以人物活动为主的景物上也表现出一种从某一特殊需要出发而改变观者视觉的努力。汉画像石博弈图视觉革命最核心的问题是观察世界方式的改变，是原有物体中新的形式组合，这一点在汉画像石博弈图中已有了肯定的尝试。汉画像石博弈图内容表现直接、平铺直叙，很少有复杂的情节，给人以质朴之感，从结构上追求形式美，充分显示了其个性特征。
汉画像石博弈图的表现手法是以刀，镂刻方法有阴刻、阳刻，以及阴刻与阳刻相结合。石刻画像，必然有其特殊性，但就造型和画面处理上与帛画和壁画有其共同性。汉画像石博弈图表现人物形象简练朴实，从画像上看明显地感到博弈的人物棋艺精湛。画面采取立体表现手法，增加了人物的形象性，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在处理形与神关系方面是自有其匠心。它注重整体的简洁性，并且不以工细或形的准确性为其标准，它在意的是如何表现物象的内在神韵。博弈图并不在乎如何在真实性方面接近实物，它只要物象具备最基本的“形似”，最主要还是物象是否具有一种内在神韵。博弈图大胆的夸张、变形、铺陈，恣意刻绘，结果是把最具形象神韵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因此博弈图造型拙重却显得很有气势。这正是汉代艺术匠师超越简单形式追求内在神韵的结果。我们祖先的聪明和智慧，足以使我们骄傲。
汉画像石博弈图是汉代民间艺术的体现，首先画师具备高超的写生技艺和较强的变形能力，能以简练概括的线条，把握整体形象，进而变形夸张，既写实，又不拘泥于写实，既求形似，又求神似。博弈中的人物，变形大胆，动作优美，惟妙惟肖，有极强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娱乐活动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从出土的汉画像石博弈图中可看出汉代娱乐的一般情形。
博弈图4 江苏徐州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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