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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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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七十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这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师四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红军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过草地战友遗体成为悲壮“路标”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

“那草丛间呈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去救,也被拉了进去。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老红军袁美义回忆说。

进入草地两三天,红军的干粮就基本上吃完了。

“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老红军彭永清说,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两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掉队的人太多,每天能收容掉队者上百人。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曾负责过收容掉队战友的老红军袁林说,“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曾经三过草地的刘洪才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二军团四师十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二、六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2000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生命无言。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

(刘鸿摘自《党建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