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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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七十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这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师四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红军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过草地战友遗体成为悲壮“路标”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

“那草丛间呈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去救，也被拉了进去。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老红军袁美义回忆说。

进入草地两三天，红军的干粮就基本上吃完了。

“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老红军彭永清说，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两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掉队的人太多，每天能收容掉队者上百人。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曾负责过收容掉队战友的老红军袁林说，“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曾经三过草地的刘洪才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二军团四师十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二、六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2000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16年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生命无言。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

(刘鸿摘自《党建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