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抒写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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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影片《斗牛》虽是管虎的一部新片，但对姜文拍摄的《鬼子来了》却有着传承和借鉴。两部影片都对战争作了全新的诠释，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待和审视战争灾难，均给战争中的人以全新的视角来表现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战争中人的关系和战争中人的心理变化，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探讨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关键词］ 俗韧性;戏仿;战争抒写
影片《斗牛》虽是一部新片，但对影片《鬼子来了》却有着传承和借鉴。两部影片在人物形象设置、价值观念、叙事手法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后现代的美学特征。传统的抗战题材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表达、电影的叙事等美学方面,产生了一种明显的二元对立的特征。情节过于简单浪漫化,人物过于扁平、概念化以及教化意味浓重等问题,使这些影片在艺术成就上难以抵达新的高度,难以展现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而影片《鬼子来了》和《斗牛》都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全新的尝试，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战争、历史和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启了战争抒写的新篇章。
一、张扬人物个性，展现全新视角
《鬼子来了》和《斗牛》片中的主人公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躲避崇高、消解崇高式的人物。后现代主义挑战了现代艺术精英化的路线，提出了艺术与生活的融合。“艺术的日常性叙事摒弃了现代主义的拯救、焦虑、异化等主题而关注原先被大叙事遮蔽的个体价值和自身存在，从社会文化价值而言具有积极意义。”①尊重个体价值和自身存在，是对传统的一种颠覆，即从一个平民的视角看待和审视战争灾难，体现出了“尊重生命，赞美活着”的一种人文理念。两部影片在人物性格设置方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俗韧性②的品质。
“俗”主要是指《鬼子来了》和《斗牛》都打破了往常战争剧等同英雄剧的传统模式，凸显其平常性和卑微性。以往抗战题材电影大部分是主旋律影片，竭力弘扬主人公的内在崇高品质及其战胜困境或困难的必然性，其中更注重主角的高雅、庄严、刚正的特性。战争并非就只意味着战场和英雄，而忽视对那些被迫卷入战争的普通人的关怀。马大三和牛二均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较传统的英雄而言，他们少了一些敢作敢当的英气，少了一些开阔的胸襟，更少了一些忧国忧民的正气，看似只是一批死守乡土、得过且过的人。马大三和牛二作为村中的光棍，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马大三和寡妇渔儿，沉迷于男欢女爱；牛二和寡妇九儿关系朦胧暧昧。打仗是军人的事情，老百姓只管生活和建设，这就是在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环境里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百姓的思维和习惯。“我不是队伍上的人，不掺和你们的事”(马大三语)，“你说过得好好的，谁惹着你们了”(牛二语)。这些人物都不是战争中的主动迎接者，而是被动的承担者。如果这样的百姓在面对侵略时表现出软弱、自私、求存的一面也是人性中最本真的状态，通过刻画这些人物群像把人们在战争面前胆怯、求存的人性中最本真的状态――恐惧、彷徨、自私、苟且偷生展现得淋漓尽致。
“韧”是指《鬼子来了》和《斗牛》更偏重呈现平常或卑微的生存境遇下的坚持和奋争的韧性品质。主要是体现在人物性格的执拗和认死理方面，凸显在马大三和牛二所遵循的“契约意识”上。正如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一个理想而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卑贱地活着。无论是《鬼子来了》里的马大三还是《斗牛》里的牛二，都在及其恶劣和艰难的环境中遵守一个承诺，这正符合了成熟男人的审美哲学。“影片故事的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它脱离特别具体的语境，是一个荒诞的大历史与悲壮的个体生命之间的嫁接。个体总是被忽悠着干一件特别崇高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历史目标本身没有价值或者后来变得没有价值，但是个体生命却因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③无论是马大三还是牛二，他们都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履行着自己曾许下的诺言，而“我”和部队最终却杳无音信以“失约”收场，使得原来的一切都丧失了意义，变得荒诞和无奈，影片借守约和失约这一表征对宏大的政治话语进行了有力的消解和嘲讽。
影片对战争的抒写，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基点的。抗日不再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载体，不再将民族、国家、政府作为行动发出的主体和倡导者，不再是阿尔都塞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召唤”，而是强调一种个体的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是基于世俗情感的复仇渴望，有由被动承担到主动出击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两部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妙。挂甲台和马牧池在“我”和荷兰奶牛没有到来之前，原本是一个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他们基本上是没有介入战争的，村民对日本人的认识仅停留在挨的几个耳光、上交粮食、道听途说的“灌辣椒水儿、坐老虎凳”。或许没有“我”拿着枪顶着马大三脑门送来的两人、或许没有部队送来的荷兰奶牛，或许“我”按约定年三十午夜取走了人，或许部队十天半个月后真的打了回来 ，这里的人们就不会经历这样的血雨腥风，不会遭受全村人被屠杀的厄运。这些突发事件打破了往日生活的平静，这项强制任务的执行过程引起了轩然大波。马大三和牛二最后的奋起反抗，均是为全村人报仇，是基于一种复仇的渴望，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民族大义。无论《鬼子来了》还是《斗牛》，都借对底层百姓的真性情淋漓尽致的展现，使得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探讨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二、喜剧的外核，悲剧的内涵
《鬼子来了》和《斗牛》都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被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词严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④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地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了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董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
《斗牛》中牛二想为村民报仇雪恨，拿枪爬到树上射杀日本人，却从树上掉下来；拿弓去偷袭大冢，弦断被抓。这些看似搞笑的场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一种无奈和悲哀。让一个素日里没碰过枪、射过箭的普通百姓去和正规日本军人去抗衡，那种面对战争的无奈和无所适从不言而喻。牛二把牛唤作“九儿”，向牛倾诉对九儿的思念。在战争年代，他只是个想过正常生活的普通农民，他没有抱负，也不想当英雄，只是想在社会底层中寻找安静的一隅，过他想要的平静生活――“本打算跟你生个一男半女，好好过日子”，两个人凑合着过，这种假设都不能变成现实，这体现了战争的残酷性。
影片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间离效果，是由于黑色幽默的运用。它使得电影突破单纯的喜剧形式或者悲剧的形式，对苦难开玩笑，用变形和夸张的方式表现个体的遭遇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压迫，促使那些阴暗、丑恶的东西更突出、更可憎、更可笑，在引人发笑的背后是对苦难更深刻的直视和揭示。
三、叙事技巧另辟蹊径――戏仿
在黑色幽默的启发下，影片《鬼子来了》和《斗牛》大量运用后现代艺术的叙事技巧，以游戏的叙事态度，增加了影片的审美趣味。其中最重要的是戏仿，而就本质意义而言，“戏仿就是荒诞和狂欢化”(巴赫金语)在戏仿的基础上相应的产生了“互文性”的文本，我们看到《斗牛》里以抓红豆来决定谁养奶牛的场景时，自然会联想到《鬼子来了》里同样用抓红豆的方式决定活埋花屋和童汉臣的人选的片段。只是《斗牛》里的场景更荒诞和狂欢化，在全村男人们排着长龙，仅靠一颗小小的红豆来决定命运。这种场景的设置在给人一种游戏的同时，也让人解读出命运的无奈和不可预期。游戏的随意和命运的沉重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悲剧的意味更加浓厚。
与传统抗战题材电影不同的是，这两部电影没有采用以往中规中矩的叙事技巧，在这方面作出了创新和突破，采取了后现代艺术的叙事技巧。戏仿的应用，把一种内在的荒诞或恶作剧寄寓到电影的视觉造型之中，体现了浓厚的反沉重、反庄严的当代审美精神。
四、方言的运用
较传统的抗战题材电影而言，《鬼子来了》和《斗牛》均采用了华北地区的方言。“一部影片如果在声音上有机地采用了方言，那么方言――这种乡土文化的无形载体――便能够有效地为作品追加、弥补，凸显镜头所无法企及的地域风情与生活质感。”⑤片中的马大三和牛二都操着浓重的方言，这些话语都保存了民间话语中那些俏皮、诙谐、幽默的气质，给影片注入了喜剧化的元素，使其充满生机和活泼。与牛二那一口胶东话不同，闫妮饰演的从陕西嫁到山东的小寡妇九儿，与牛二的木讷敦厚相映成趣，九儿的泼辣、灵秀，一口脆生生的陕西话既好听又动人，成为影片中的一抹亮色。“姐儿呦，南园呦，摘大桃儿，看见公猫端母猫，一端一哎哟。”这个方言小调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一次是牛二在月圆之夜想念九儿时唱的，一次是牛二给九儿定情物银手镯时九儿唱的，虽然两次的场景不同，却都饱含着一种民间诉求和隐秘欲望。这种欲望的本性因战争的爆发而化为泡影，平淡的生活反倒成为一种奢望，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鬼子来了》里以方言形式出现的话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性格特点。“日本子来咱们村都八年了，八年了咋的，他八年了他敢动我一根汗毛?我行的端!走得正!我走到哪儿他都得高看我一眼!”(八婶子语)这些犀利的民间讽刺和俏皮的插科打诨的方言都体现了农民的自欺欺人和圆滑的处世哲学。比如马大三为说服村民既能“以命换粮”又能避免“当汉奸”之嫌的理论，“帮助日本子杀中国那叫汉奸,找日本子要粮食还叫汉奸? 把日本子白送回去不要粮食的,那才叫汉奸呢!……这叫汉奸? 天底下有这样的汉奸? 要是老百姓都跟咱们似的,把日本子那啥的这个那个都给抠出来,那天下该啥样? 那就该日本子当汉奸了。”这一带有农民特有的狡黠的诡辩将马大三爱贪小便宜的性格一览无遗，使角色的整体形象更加圆融饱满、真实生动。
总之，《鬼子来了》和《斗牛》对战争作了全新的诠释，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待和审视战争灾难。他们给战争中的人以全新的视角来表现他们的一种生存状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战争中人的关系和战争中人的心理变化，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探讨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开启了战争抒写的新篇章。
注释：
① 齐钢：《日常生活、身体和文化鸡尾酒――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李安英雄叙事》，《理论与制作》，2009年第3期。
② 王一川：《主旋律影片的儒学化转向》，《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
③ 管虎、尹鸿、陈旭光等：《斗牛》，《当代电影》，2010 年第1期。
④ 于淼：《论“黑色幽默”的起源与特点》，《教书育人》，2009年第30期。
⑤ 史博公、朱敏：《方言：电影创作的活水源头》，《当代电影》，2007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樊碧博(1986― )，女，山西太原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