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吐有方 善化己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吞吐有方 善化己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西夏王朝是我国古代与宋、辽、金并存的政权，佛教是其国教。西夏王室的崇佛，促使佛教艺术成为西夏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西夏佛教的艺术遗存，涵盖了西夏艺术的所有形式，通过对其发展概要的梳理可以清楚地发现，西夏佛教艺术的发展是不断吸收汉传、藏传佛教艺术，同时融合本民族特色的一个过程。

关键词：西夏 佛教艺术 汉传 藏传 敦煌石窟

西夏王朝（1038――1227年）与宋、辽、金并存，并长期对峙。所辖国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邻萧关、北抵大漠，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几十州府，其面积拥有今宁夏、甘肃大部和青海、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自称大夏国，历十代皇帝，备一代典章制度，创西夏文字，崇尚佛教，最后亡于蒙古，立国190年。

西夏建国前，党项羌曾经历过两次历史大迁徙，第一次是唐朝初年被吐蕃所逼，由松潘草原东北迁散居于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安史之乱后又迁至银州（今内蒙鄂尔多斯南、陕西靖边北部）。

佛教的偶像崇拜和神权至上的思想对在经历大迁徙基础上建立集权的西夏王室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西夏王室极力推崇佛教。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记载，在西夏地域内，“浮屠梵刹、遍满天下”，成为西夏建筑的一大景观。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西夏王室的崇佛、兴佛，对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播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其佛教艺术也就成为西夏艺术之中成就最高、最为典型的代表，包含了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所有发现的西夏艺术形式，并且其中无不显现着党项羌的民族特色以及汉传佛教艺术、敦煌石窟艺术和藏传佛教艺术对它的影响。

党项羌经历两次历史大迁徙，最直接的作用是党项羌逐步与汉人杂居，由比较落后的草原地区进入农耕区；开始广泛地接触汉族的先进文化，由游牧文化逐步转向定居的农耕文化。汉传佛教也开始在西夏各地传播开来。据史载，唐朝时贺兰山佛教已经很发达，西夏时，贺兰山中就有五台山寺，或称“北五台山”。汉传佛教艺术随着汉传佛教的传播，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西夏佛教艺术乃至整个西夏艺术的发展。

五代战乱后，党项羌占有河西之地，西起敦煌、东到黄河河套两岸，控扼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繁华地段，各民族聚居，中西文化在此交流、融合，曾经有过隋唐石窟艺术的顶峰时期。河西走廊的佛教艺术又一次为西夏的佛教艺术注入大量新鲜血液，特别是河西走廊的石窟艺术，对西夏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1世纪前后，约在西夏仁宗时，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宁夏。12世纪西夏乾顺与青唐联姻，更打通了西夏与吐蕃腹地的联系。因此仁孝时期藏传佛教各派高僧纷纷北上。天盛十一年（1159年）左右，西夏国主迎请噶玛噶举派僧人都松钦巴（1110――1193年）的弟子格索哇，奉为上师（刺麻）。稍后，祥仁波切的弟子藏巴东沽哇等7人北上，先至蒙古，后至宁夏，讲授三宝密咒。另一位上师税蜕格也曾往西夏修行，做过夏主的上师。高僧们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密宗仪轨画像和建佛塔的范本，反映密宗仪轨的绘画等艺术作品在西夏各地广泛传播开来。总之，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兴盛而在西夏艺术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大量的西夏晚期藏传佛教文物可见一斑。

西夏领有敦煌近二百年，所以西夏佛教绘画艺术大量体现在由千佛洞、东千佛洞、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组成的敦煌石窟群里面。

就敦煌石窟中西夏绘画的画风而论，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承袭宋画，人物公式化，眼眶晕染，只有两条土红线勾出眼眶。面部表情显出一种苦涩的笑容；色彩则以绿色为底，单调清冷，缺乏生气。第二种是与西州伯孜克里克回鹘高昌时代壁画相似，人体肥壮，脸型条长而丰满，直鼻、小嘴、立眉、竖眼。线描则出现了棱角毕露、挺拔结实的折芦描，与中原梁楷、李公麟一派的线描法一脉相承。第三种则是上述风格的发展，线描密集有力，着色简单清淡，与西夏版画风格形似，富有装饰性。

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洞窟11个，其中第29窟的《西夏男供养人》和《西夏女供养人》，形象、服饰、官戴，尤其是其随行侍从的秃发形象，便是党项羌族现实题材的真实写照，展现了西夏的民俗风貌。

第2窟中的《水月观音》，其背景是山水画，占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一，有天界、山川、楼阁、庙宇，将山水画艺术引入佛教画，其画风同宋朝水墨画。《文殊山宫阙图》是一幅弥勒上生经变画，图中以线描绘制建筑，把复杂的大殿、庭院描绘得层次分明，建筑内人物的衣纹、头饰完全是宋装，线条精致流畅。版刻佛经的人物插图，人物线条受宋白描人物画的影响，绘画的技法是汉族传统的线描、皴擦、晕染手法。

榆林窟第29窟、内蒙古阿尔寨石窟、贺兰山山嘴石窟均有按密宗仪轨绘制的护法金刚、金刚双身等宗教人物画像。莫高窟第326窟的金刚杵藻井，井心石绿色圆形内有赭红色垂直相交金刚杵图案，冷暖色彩对比强烈。这些绘画内容、形式以及用色，都具有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而在西夏各地，尤其是在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和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出土了大量的具有藏传佛教艺术特色的曼陀罗形式彩墨绢画和藏传唐卡。

在雕刻中，西夏也努力创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品。西夏陵出土的人像石碑座，艺术造型夸张与写实结合，质朴而具有魅力；马、牛、狗、驼等动物艺术形象的创造，生动而传神，突出表现了与本民族生活有关的艺术形象，这些都是西夏艺术民族特色的表现。

佛教艺术中的笑口弥勒佛形象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的江浙一带，以契此和尚的形象塑造。五代以后，弥勒佛为广大民众所信奉，形象多为盘腿、大肚、右手捧腹、左手置于布袋之上，布袋内装满化缘之钱财，笑容可掬，表现了大肚弥勒佛达观的性格。从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出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的笑口弥勒佛，以及在榆林窟的西夏时期壁画中频频出现的笑口弥勒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到内地佛教艺术对西夏艺术的影响。

崇信佛教相信来世的西夏王室，把自己的陵墓修建得如同佛国宫殿一般，屋脊兽、摩竭、迦陵频伽等都是佛国的神灵。

寺塔建筑遍布西夏各地，其中尤其以青铜峡一百零八塔最为典型。据《元史――释老志》载，“尝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据此可知，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即是为镇压黄河水灾做法事而造，青铜峡有一百零八塔，黄河水中也应投过一百零八塔。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单体塔都是藏传覆钵式喇嘛塔，但在布局上排12行呈三角形（在腹地，一百零八塔是排成一行的），将塔的雄伟和整体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西夏佛塔遗址中出土的“擦擦”的造型，在继承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特点时，又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从西夏佛教艺术的发展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不断吸收各民族艺术成分以充实本民族艺术的过程。党项羌之所以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创造独特而灿烂的文化艺术，开放和兼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概括地说就是“吞吐有方、善化己用”，这也是西夏佛教艺术的最大优点。这一点，也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