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的“美国乡愁”和“美国乡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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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对于我们这代人（其实又何止）来说，美国是迈不过去的坎。它不仅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存在，是专业的标准和追赶的对象，甚至是个人人生规划的界标――“出国还是不出国”是多少追求前途的“有为青年”不曾考虑过的问题呢？在我们这代知识精英的思想中，美国还是超越实际存在的精神家园：它是照见我们现实中丑陋、挫折和愤恨的想象中的镜子。美国，我们这代知识精英遥不可及却又不可分离的共同“乡愁”。美国，一代知识精英美好而又哀怨的“乡愿”。

“乡愁”要发酵，“乡愿”会击碎。于是，我们要不断构造、更新、再更新我们的“美国叙述”。而在这个“美国叙述”中，虚构的文学化叙述与文化思想性的学术化叙述是互为表里和互相推进的。

中国模式的较早讨论者潘维曾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那儿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他认为，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人从向往美国，到赴美了解，经历了羡慕崇拜、学习理解、批评对比三个阶段，现在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而主要由中国旅美学者构成的对美国的阐述，也由原来的学院式精英描述为主，逐渐转为学院派与民间派共同参与，非学院派的草根描述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市场支持，林达等人“美国书写”的多年畅销可资为证。“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虚构故事里的“美国书写”虽然一开始即深入普通人的故事，但其背后的“悲情”和哀怨，无论是《丛林下的冰河》中的茫然和无措，还是《北京人在纽约》等中基于个人奋斗之上的“美国梦”的具象化，后面支撑的还是那个浓浓的“美国乡愁”和欲说还休的“美国乡愿”。

《口袋里的美国》是走在背离中国式的“美国乡愁”之路上的美国叙述，是将中国式的“美国乡愿”打碎了给你看。如果沿用潘维的三阶段分法，它已经到了文学中“美国书写”的第三阶段。在这个《秋菊打官司》的美国版中，赵大卫的“美国故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深入了美国社会的肌理，已基本祛除了“乡愁”的悲情和“乡愿”的一厢情愿。赵大卫刚到美国时，虽也有惶恐和无力感，但更多的是奋斗的意志，一开始，他的同学就告诉他，这辈子想成为纯正的老美是不可能的。进入到跨国公司高层后，他透析了公司高层“凝聚”的秘密，那就是：基于信仰、亲疏和人种基础上的“小圈子”，尤其是突出了的因素。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观察和分析，也是赵大卫最后走向打种族歧视官司的经验基础。有了这样实际的经验和切近的观察，小说也带出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关于法庭调解员的描述，那个不讲案子，不讲谁对谁错，好像对案子本身毫不感兴趣，只讲价钱，跟掮客似的老调解员；开庭前对陪审员的选择和审定等，不仅丰富了故事，而且是真正深入观察美国社会的独特视角。

其二，主人公赵大卫穷追不舍，一直讨要“说法”的背后，首先是他一贯的个性使然。但个性背后，还是对尊严的维护和追求。当公司方以施舍的态度答应给他部分赔偿时，他觉得受到了侮辱，所以，即使处于绝对弱势，他仍鼓起了打官司的“意志和决心”。应该说，他的这种个性和对尊严的追求，既超越了文化和国界，又是特有文化支撑的结果。当然，最有意思的是法庭审理最后赵大卫的个人陈述，那简直是对一代人“美国乡愁”的最好注脚：那样的充满美好想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追求美梦，然后是遭遇不公，满腹悲情，作为一个已经入籍的美国华人，他在回答对方律师是否爱美国的追问时回答，“我用120万分的真心向你保证我想要爱这个国家，可是我在金海岸的遭遇正在摧毁我的爱！”

这是在美国土地上的华人告别“美国乡愁”的告白，所以，美国被装进了“口袋”。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们的“美国乡愁”何时才能回家，我们的一厢情愿的“美国梦”何时才能真正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