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有义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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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6日，北京的南护城河广渠门桥至东便门桥河段进行清淤工作，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与志愿者、市民代表、部队官兵等300余人一起挥锹铲泥，共同清理南护城河内积了9年的淤泥，拉开水环境治理清淤志愿义务劳动的序幕。

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北京市领导参加义务劳动的时间是星期六。在以前，我们也看到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劳动，但很多是在工作日占用了工作时间。这次北京市领导利用休息时间参加社会劳动，让人感到是一次真正的义务劳动。

近些年来，义务劳动在一些地方有所淡化，所做的大多是发动性工作，处在较低的层面，不能做到很持久。这一方面受到经济利益至上的思想影响，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公务员没有发挥带头作用。在很多地方，虽然有义工组织，但很少有干部参加。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很多干部把义工组织看成是群众参加的组织，公务员、领导干部，做任何事情都只能政府安排的或落实的事情，义工组织做的是社会的事情，公务员怎么能参加义工组织呢？

不错，公务员在工作的时候，是代表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在工作闲暇之余，走向社会，就应该和社会普通群众一样。因此，公务员参加义工组织没有什么不对，作为公务员，更应该为社会做出榜样。

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注重公务员的义工精神了，如上海市普陀区前几年就试点公务员义工制度，倡导公务员每人每年参加义工服务不少于40小时，并作为公务员年终述职考核的参考。其实将义工服务纳入公务员考核并非普陀区政府的首创。在香港，公务员参与义工活动不仅有实施计划，还配有相应的激励措施和奖励政策。特区政府60多个部门成立了70多个志愿者组织。在美国、法国、墨西哥等国家，报考大学及大学毕业后就业，都要求有志愿服务的记录。

香港目前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市民多达100万人之众，占香港总人口的15%，为什么香港义工这么发达，恐怕就在于公务员带头发挥很大的作用。香港经常组织公务员参加义务劳动，如2007年推行“公务义工传爱心”活动。在香港公务员和社会名流参加义工的很多。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很早以前就和丈夫成立了一个义工团，经常织些衣服、围巾等物品送给老人院。2004年，香港赛马会举行了一个颁奖典礼，获奖的50名杰出年长义工，包括前特首董建华的夫人董赵洪娉女士。

公务员参加义务劳动的好处不仅仅在于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改善公共环境，还能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到一起，他们中间没有白领和蓝领之分，没有老板和工人之分，没有干部和群众之分，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这样的义务劳动，可以使干部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增加与群众交流的机会。

公务员是社会的一分子，除了在公务上为群众服务，也要乐意贡献出自己的工余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士，给他们带来希望、欢乐和温暖，这样的公务员更能体现人民公仆的品质。如果一个公务员只是在公务上为群众服务，在工余时间，做的还不如普通群众，这样的公务员如何让人相信他们是人民的公仆。

当前，在我国义工和一些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公务员应该发挥好积极的作用，唤醒更多的人加入到义工中来。北京市委书记、市长与志愿者、市民代表、部队官兵等一起参加义务劳动，体现了一个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作为公务员，就应当学习这样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