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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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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元朝末连年战争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明朝初年时中原人口稀少,百废待兴,而表里山河的山西却十分安定,因此明朝政府于洪武年间便实施了山西人口迁移的政策。这一时期的山西移民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移民自觉的遵守和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和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促进了礼教的普及,对于重塑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明朝;洪武年间;山西人口迁移;汉文化;正统地位

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类型主要有四种,明代亦然。《明史・食货志》云:“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就明代而言,逃户、年饥流民、附籍贯穿始终,避兵流民主要在明初和明末,移徙则主要在明初。而明初的人口迁移中,山西向中原及两淮地区移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

一、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基本概况及特点

(一)山西移民概况

明朝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迫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压力而自发出现的流民,另一种是统治者基于某些需要而主动安排或经官方允许的移民。前者往往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故对国家的消极影响较大;后者则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的定向流动。而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徙以政府组织为主导。主要成员是参加开荒的贫苦农民和屯垦的军队,流动的去向,大部分是由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到地多人少的“宽乡”,少数用来充实京都。

“洪武二十一年(1388)……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广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将山西人由狭乡迁往宽乡,屯垦开荒,以恢复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就明初山西人口分布态势而言,平阳府、太原府、潞州府、泽州府是当时人口相对密集之区,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重点区域。由于明初移民的官方性质,选择一个对于各府州县民众距离相对适中且方便的集结地点就显得很重要。洪洞县标志性的大槐树成为山西移民出发前的聚集地。

(二)山西移民特点

1、规模大,分军屯、民屯、商屯,以民屯为主。

明朝立国后大规模地移民屯垦以迅速激活农村经济,“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大规模的民屯主要是把农民从地少人多的狭乡移往地多人少的宽乡进行垦荒,也有一部分人是招募来的或者是罪徙者。《明史?食货志》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为解决卫所的军粮供应,也让卫所士兵屯耕自给,称为“军屯”,政府供给军屯所需的耕牛、种子及农具等。除民屯和军屯外,还有商屯。为了解决边军粮饷不足的问题,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谓之“开中”。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

2、数量多,以洪洞大槐树移民为最。

明初,山西移民数量猛增,洪洞大槐树由于距离适中方便集结,成为山西移民的聚集地。“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间俗语在各地移民子孙中广泛流传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或许淡忘了祖籍,而洪洞大槐树这一先辈外迁时的聚集地却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家也认可它为家乡的标志。

《明史・食货志》记载:“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由政府组织的洪洞大槐树移民屯田便有十余次。除洪洞外,山西移民在当时的聚集地还有太原、平阳二府、泽州、潞州、沁州、汾州、辽州、朔州等地。

3、分布广,以中原及两淮地区为主。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北京、山东、江苏、湖北、安徽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也有的移民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二、明朝洪武年间山西移民对于汉文化正统地位重塑的影响

人口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因素,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必然造成种种影响,而就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而言,社会影响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种种社会影响中,重塑汉文化的正统地位无疑是最重要最深远的方面。葛剑雄先生在《中国移民史》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福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洪洞大槐树了。”

(一)元朝统治期间,汉文化被破坏殆尽。

元朝在当时被视作夷狄,是为中原民族所轻视的野蛮民族,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蛮夷”,却能入主中原,这对一向自视高尚的中原民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的统治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就这样写道:“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

宋朝灭亡之后,陆秀夫背负幼帝在崖山跳海,至此元朝统治全中国。所谓“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传统的社会纲常伦理道德不再是唯一的主流文化。

(二)移民重塑汉文化正统地位。

山西拥有悠久醇厚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晋南作为尧舜故地,是汉民族文化、伦理道德的发源地。山西移民必定将儒家传统文化随着他们的足迹传播到中国的大江南北。

1、移民促进了公共伦理道德的传播。在当时战乱情况下,迁入地大多原居民稀少,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使当地人反而成为少数人,移民文化很难被当地文化同化,并且和当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公共伦理道德。先进的完善的儒家伦理道德会逐步影响当地相对落后的伦理道德,融合当地民俗,规范统一化公共伦理道德,使其符合社会的要求。大规模移民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移民会自觉的遵守和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规劝和制止违反儒家公共伦理道德的行为,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形成规范化的伦理道德的社会风气。

2、移民促进礼教的普及。在与当地居民共同生活中,移民将汉文化中的礼教也渗透到当地人中。礼教即“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礼教以道德来教育人们,通过“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不去犯法不是因为畏惧,而是因为羞耻心。礼教提高了个人的道德素质,人人都自觉地维护社会公德,也提高了社会公德的水平,使儒家纲常伦理深入人心。

三、小结

明初山西移民特别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除在恢复明初经济上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外,在重塑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上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历史让我们更加明白:构建先进文化必须基于对历史的认识,立足现实,尊重过去和未来,积极看待自己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民族性格。同时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用科学的方法,深刻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价值,重建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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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董伦、解缙、胡广撰:《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明军奉天讨虏北伐檄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12]葛剑雄主编,葛剑雄、曹树基、昊松弟:《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