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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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早已妇孺皆知，流传千古。也正是这绝世美文，引发了人们对“杏花村”地望无休止的考证。及至今日，由此引发的文化争夺和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搜集山西陶瓷资料时，从景德镇寻得两件带有“杏花村用”款的白釉碗底残片标本，为目前仅见，弥足珍贵。遂得拙文一篇，试着对标本的烧造、使用等情况作一初步探讨。
一、两件“杏花村用”款白釉瓷
两件标本皆为碗。
标本一，编号XH：1。器形规整。弧腹，底微塌，圈足，足墙外低内高（俗称“挖足过肩”），外墙竖直，内墙微弧，足沿尖圆，足心有乳状突起。胎体坚致，胎质洁白细腻，有细小气孔。内外施釉，足沿及内墙局部无釉。白釉泛青，呈鹅蛋青色。釉面平滑光洁，偶见“爆釉点”。足底有“火石红”和“粘砂”现象。内外光素无纹，底心用青花书写两行四字楷书款“杏花村用”，字体较规整（见图1）。
标本二，编号XH：2。器形规整。弧腹，底较薄，微塌，圈足，足墙外低内高，外墙竖直，内墙微弧，足沿圆滚，足心有乳状突起。胎体坚致，胎质洁白细腻，可见细小气孔。内外施釉，足沿及内墙局部无釉。白釉泛青，釉面平滑光洁。足底有“火石红”现象，内底落有一块窑砂。底心用青花书写两行四字楷书款“杏花村用”，字体较规整（见图2）。
二、窑口、时代等属性的考证
两件标本皆胎体坚致细腻，釉面光洁平整，制作规整，胎釉特征更符合江西景德镇窑产品的特征。明清时期，生产所谓的“细瓷”的窑口，特别是青花瓷，除江西景德镇的诸多窑场外，还有江西的乐平、吉安，云南的玉溪、建水、禄丰，广东的博罗、揭阳、澄迈、东兴，福建的平和、德化、漳浦、诏安、华安、安溪、屏南，浙江的江山，湖南的益阳，四川的会理窑，香港的大埔碗窑等。但无论是烧造规模还是产品质量都比景德镇要逊色很多。景德镇拥有优质的制瓷原料，元代之后，为了改善瓷器的理化性能，景德镇的窑工们在制备胎料时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坯料配方。高岭土的掺入，使得瓷胎中氧化铝（Al2O3）的含量增高，扩大了瓷器的烧成温度范围，减少了瓷胎的变形率，提高了瓷器的强度和胎的质量。同样，配制釉料的瓷石，采用了相对风化程度较差的一类，含较高的K20和Na2O，减少了釉中CaO的用量，有利于增加高温烧成过程中釉的黏度和增宽烧成温度范围，也有利于釉面白度的提高[1]。胎釉制备技术的提高，对景德镇瓷器质量的突飞猛进和开创新品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超过其他瓷区奠定了物质基础。
明代中期以前，景德镇的优质制瓷原料高岭土以及先进的烧瓷工艺皆被官窑垄断，民窑生a瓷器得不到优质的高岭土。使用的是麻仓附近所产的低等高岭土，胎釉白度不高，青花料呈色暗淡，产品粗糙劣质，少有精美者。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官营瓷业日趋没落，御窑厂的制瓷原料，虽然防范极严，但还是“青色狼藉，有司不能察，流于民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遗诏曰：“诏告天下，烧造等项悉皆停止。”景德镇御窑厂宣告停烧，给民窑制瓷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时民窑瓷器在质量上逐渐提高，甚至能生产出和官窑相媲美的精细制品。明代晚期，民窑中大量出现精细制品也便不足为奇。这两件标本，胎釉比较精细，为明代晚期民窑所烧造的较为细致的日常生活用瓷。
纵观两件标本，胎体较薄，瓷化程度较好。釉薄而色泽光亮，釉色白中微泛青。器形特征为塌底，圈足内弧，足心有乳状突起。装烧工艺遗留的痕迹上，足底有“火石红”和“粘砂（俗称‘米糊底’）”现象。落款方式上比较随意，青花发色灰蓝，收笔处色浓发黑等。这些更符合明代末期天启、崇祯时期的器物特征。
明清时期，景德镇所生产的瓷器，依使用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御窑厂烧造的专供皇室所用官窑瓷器，二是为普通百姓所用民窑瓷器，三是民窑为个人所订烧的高档瓷器，四是供出口贸易的外销瓷。订烧的瓷器一般都有款识，大多记订烧者的堂号、斋号或写有吉言，也有带干支款者。并且一般制作都比较精细，多为民窑为一些达官贵族或文人雅客所烧制。这里的两件标本，为杏花村以集体的名义在景德镇民窑所订烧的产品。这种现象在景德镇制瓷史上十分罕见。因此，这两件标本的出现，为研究景德镇陶瓷的生产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标本中“杏花村”地望的考证
据调查，全国名曰杏花村的地方有80余处。历史上曾产酒的主要有三处，即山西汾阳、安徽贵池和湖北麻城。其中争论最大、冲突最多的当为晋皖两地的杏花村之争，双方各据一词，互不相让。较有影响的考辨见有郎永清先生的“安徽贵池说”[2]和吕世宏先生的“山西汾阳说”[3]。纵观双方所举，无不是从史书典籍出发，通过考证杜牧的生平任职、游历事迹，还有唐代的气候环境等方面来据理力争。文献典籍对研究古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然而，单凭史料所载，其可信度便打了折扣。因此，必须文献结合实物，尤其是田野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历史学方法来进行考证。
1982年秋，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家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杏花村遗址进行了野外调查和试掘，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位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杏花村遗址的堆积形成经历了八个阶段，分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遗址下埋藏的古代遗物相当丰富，从仰韶文化时期的小口尖底瓶，到后来的小⒑、杯等酒器的出土，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这里已经有先民从事酿酒生产活动，且一直延续至夏商未曾中断过[4]。同样，邻近的宏寺、峪道河等遗址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酒器[5]。
进入商周，山西方国林立，吕梁处于鬼方的势力范围，在汾阳及其附近的石楼等地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纹饰精美的青铜酒具，如商代兽面龙首提梁卣、云纹铃觚、雷纹爵、龙形觥、弦纹壶、夔纹械龋说明当时酿酒和饮酒之风在汾阳一带十分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