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窑的剔刻诗文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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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古称平阳，平阳窑在今临汾龙祠、峪里一带，窑区范围较大。平阳窑在早期文献资料中未见记载，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记述：“平阳窑，在山西平阳，宋时所建。其胎与釉皆白中闪黄，微具土色，而制皆仿北定居多，故又称日土定。平阳真者，其胎之色纯似黄土，其质在半瓷半瓦之间，其釉光而且润，细而发黄，多有蛇纹开片。”许氏所说平阳窑白瓷的胎釉之色和今天的考古发现相近，实属不易。许氏并没有言明平阳窑的烧造地点，想必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但他又是如何得出有关平阳窑器物的结论呢?可能是因为这类来自于平阳的器物在当时较多见到。

从积累的考古资料看，平阳窑烧造的器物多为粗瓷，以碗、盘、罐、枕等日常生活器皿为多，虽然窑址中有细瓷发现，但基本上可以确认为霍州窑产品。平阳窑烧造器物以白瓷、黑瓷为主，兼烧钧釉器物和青黄釉类器物。瓷器多粗胎。白釉多泛黄，确如许氏所言。装饰沿用了宋金以来常见手法，有刻、划、绘画等方法。戳印黑花，应是这时期新出现的装饰法。装饰手法总体上还是比较草率粗糙，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几次调查仅是在已知的小范围内进行的，发现遗物皆为元代，虽然如此，一些发现已经是较有意义了。其中借瓷枕一项，就可以对以往人们大量划归为金代的器物进行重新认定。在考古发现和文物市场中诗书枕较多见，地域特征明确，为我们了解该窑的生产和人文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多年来，山西霍山以南地区经常出土一些宋至明代的瓷器，有的可以确认产地，但多数为当地的不明窑口烧造，临汾、侯马和运或动物的图案。该件瓷片，无论从其器形、瓷质、施釉还是釉下彩绘方式以及图案表现技法，均与南京出土的东吴釉下彩绘瓷器如出一辙，只是图案略有区别，瓷胎也似乎比南京出土之器略薄些。

常熟之地，据《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等史籍载，在东汉时沿虞山一带东南境内为吴县虞乡，沿长江一带西北境为吴县南沙乡。南沙曾设司盐都尉署，至孙吴黄武中，孙权在虞乡又置虞农都尉署。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和东晋成康七年(341年)，虞乡、南沙乡分别升格为海虞县和南沙县。梁大同六年(540年)，始名常熟县。司马炎虽自公元265年自立为帝，创立西晋，但西晋灭吴是在公元280年的太康元年。该年三月，晋帝以舟师入石头城(南京)，孙皓降，吴亡。而虞乡仅在吴亡3年后即撤所置虞农都尉署，立为海虞县，故此种瓷器进入常熟境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原系孙吴虞农都尉署官用器物；二是由西晋政权委派的近臣或将领担任海虞县令时自建业携入。出土该瓷片之处正是今虞山脚下原东吴虞农都尉署及西晋海虞县署遗址范围内，当时共出土有绳纹陶井圈、陶罐、扑满、铁削、铁锸等十余件汉代器物(图4)，以及大量六朝至唐宋元明时期的陶瓷器残片，此片即夹杂于其中。

该瓷片在常熟的出土，无疑为研究孙吴釉下彩瓷的分布和用途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编后此件瓷片是目前南京之外发现的唯一东吴釉下彩绘瓷，虽属残件，却弥足珍贵。对南京出土的东吴釉下彩绘瓷器，目前很多专家倾向于它们并非越窑产品，而是东吴境内的其他窑场所烧造。常熟出土残件的胎质明显较南京出土的杂质多，揭示出东吴彩绘瓷的胎质存在着多样性。

责编　耕　生城等地的出土和流散文物中经常可以见到。外地较为集中的是杨永德优俪捐赠给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的一批瓷枕，捐赠图录中收入的100多件瓷枕中，标出窑口_为晋南的达30多件，其中有的就是平阳窑产品。该书把这些枕的时代都界定在金代，但从平阳窑的发现资料看定为元代更为确切。

可以确认的平阳窑诗书瓷枕有腰形、八角形、长方形等几种。施半釉，釉下施化妆土。胎质较粗。釉色白中泛黄。长腰形的枕特征明确，方形枕较长，分长方或长方抹角两种。

曲沃县曲村编号为M6047的墓葬中曾出土一件墨书纪年款枕，高13厘米，长46厘米，方弧形，面前左右两端抹角，前低后高，后壁上部有一圆气孔。灰色胎，施白色化妆土，釉白中泛黄。枕面、前壁满施釉，左右后壁半釉。枕面双线框内刻诗一首：“龙出海时千尺浪，凤栖山处万条假。诗书不入愚人目，金玉难藏好人家。”枕底墨书“至顺三年(1332年)仲夏中旬后四日张宅置到瓷枕一个”。这件枕是经过正式发掘出土的，收录在大型考古报告《天马一曲村》中，该枕在胎质、胎色、釉色等方面都与平阳窑产品一致，可以确认为平阳窑产品。另一件纪年枕藏于日本岗山的林原美术馆，长方形，高11.4厘米，长32.8厘米。枕面为双线边框，两侧再作对称壶门式开光。开光内刻划“流水绕人家，远山当(挡)客路”。四侧和底部墨书“大德陆年四月初二日置～到清家～枕壹面口店那里寺”(图1)。日本的出版物中也推测其为山西产品，但没有确认具体窑口。

从《杨永德伉俪捐赠瓷枕》图录看，南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平阳窑器物，可以认定的有3件，时代都定在北宋或金。事实上这些枕的烧造时间应在元代。其中的白地划“忍”字腰形枕(图2)，长32.6厘米、宽16.8厘米、高10.8厘米，枕面施釉，釉下施化妆土。侧身及底施酱釉，釉下不施化妆土。气孔在背面左上部。图3是山西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收藏的一件枕，八角形，枕面边线内刻划“朝朝长是醉，每日醒来迟”，字字潇洒。其枕面施白釉，枕侧与刻“忍”枕相同，施酱黑釉至底。另一件收藏在侯马工作站的八角枕枕面刻“长江风送客，孤管(馆)雨留人”，枕侧施化妆土，满覆白釉(图4)。一件长方形枕在枕面方形双边框内刻划出壶门形开光，开光肩部刻划折枝花卉。壶门内刻。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枕侧施半釉(图5)，也收藏于侯马工作站。以上三枕皆与平阳窑枕风格相若。

私人藏品中，同样有很多平阳窑的诗书枕，简要列举几例；

1.　腰形枕(图6)，长33.5厘米、高11.5厘米，前低后高。土黄胎。枕面和四壁上部施釉，釉下施化妆土，枕侧下半及底露胎。气孔在枕后右侧偏上。枕面双框线内刻划：“不求金玉重重有，则愿儿孙个个贤”。图7和图6形制相同，高33厘米，长11.2厘米，釉面蛇纹开片。枕面刻“能铺粉面佳人发，善衬朱颜秀士头”。另一件腰形枕(图8)长33厘米、高11厘米。枕侧均施极少的釉，枕面单边线内刻“莫问染手一掷梭，花前有酒且高歌，命中有将终须有，新衣无时没紫何”(笔者按：该诗文个别字或厘定有误)。

2.　长方形枕(图9)，长30.6厘米，高10厘米，前低后高。枕面和四壁上部施釉，釉下施化妆土，枕侧下半及底露胎。土黄胎。枕面双线框内刻“子不可次分争于父，臣不可次分争于君”。另有两件，枕面双边线内还刻划对称壶门开光，开光内刻文，其他特征和图9一致。一件枕面刻“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图10)；另一件双线勾勒，仅刻“福禄“二字(图11)。

3.　长方形抹角枕(图12)，长44厘米，高13.5厘米，前低后高。土黄胎。枕面六角。挂化妆土，施釉至底。枕面双框线内刻“安乐窝中好辟车，都堂有客记书来。多应只是名和利，放在床头不展开”。器形较大，特征明确。

平阳窑烧造的瓷枕数量较多，胎质为土黄色，个别灰黄者可能与烧成气氛有关。釉色都呈白中泛黄，釉下施化妆土，施釉多不满釉，器身下半露胎者占半数以上，有的刷酱釉。造型以腰形枕最具特色，抹角枕也风格别致，方形枕也较多。出土和流散文物中，应当还有其他一些在造型、装饰上有别于前面介绍的器物，目前还缺少直接的证据，需要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对比和厘清。平阳窑诗书枕上的文字都是刻划而成，或古拙或洒脱，不拘一格。文字枕中目前还未发现用毛笔书写的例子，是否与时代或地域有关，还缺少足够的资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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