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海顿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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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弗兰茨・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于1732年3月31日出生在奥地利的罗劳（Rohrau），爸爸是一位车匠兼镇长，妈妈是公爵府上的厨娘。我们的家庭热爱音乐，经常聚在一起唱歌。虽然没人识谱，但妈妈的歌声像夜莺，爸爸自学了竖琴。父母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儿子将被后世誉为“交响乐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

我家的远亲，海恩堡的校长、教会合唱指挥弗兰克发现了我天使般的嗓音，说服了父母把我送到他家寄养，给我专业的音乐训练。于是，五岁的我离开了父母，一个人来到了海恩堡。小小年纪便寄人篱下的日子很不好过，常常挨饿，也遭受家里其他小孩的欺负。但在音乐上，我的收获满满，不仅参加了教堂唱诗班，还学会了羽管键琴和小提琴。

七岁的时候，维也纳著名的教堂音乐总监、指挥家、作曲家乔治・冯・鲁特（Georg von Reutter）来到海恩堡招收童声合唱队员，我的歌声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亲自训练我，第二年便把我招进了维也纳最著名的圣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唱诗班。

八岁开始，我就和四个队友一起住在鲁特先生家里，学习声乐、小提琴、键盘乐器、拉丁文和其他学科，但我最最好奇的乐理和作曲法却没有得到指引。依然经常饿肚子，我只有努力歌唱，时时盼望能入选到贵族家里演出，好吃到美味的点心。

五年后，我的六弟米歇尔（Michael）也被选进唱诗班，他出生的时候我刚五岁，已经离家到海恩堡寄宿。现在我们兄弟在这里相聚，我一定要尽力照顾他，做个好哥哥。米歇尔告诉我，鲁特先生第一次发现我的时候，曾这样告诉爸爸：“你多生些儿子吧，我愿意把他们全部收进我的唱诗班！”米歇尔觉得他能来到这个世界，并到鲁特先生家里和我团聚，都是因为我。但我倒是觉得米歇尔的声音比我更有灵气，他能被苛刻的鲁特先生选中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条件优越，和我这个当哥哥的没有直接关联。 海顿的出生地：奥地利的罗劳

十五岁时，合唱团的队员们都开始变声。鲁特先生一直用焦虑的眼神关注着我，有一天刚唱完诗，看见爸爸踉跄地向我跑来，一把抱住我，哽咽着说：“儿子，你真的要为你的嗓子而放弃做男人的权利吗？”原来，鲁特先生写信给爸爸，说为了让我天使般的嗓子能一直在教堂里歌唱，他建议我做手术，把我变成阉伶歌手。我的天，我确实热爱音乐，也喜欢歌唱，但为了唱歌而去做一个阉人，却是万万不能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爸爸，让他放了心，但这个决定可能惹恼了鲁特先生。十七岁时，在为特蕾莎（Teresa）女王大帝演唱时，我突然变声。女王被惊吓到了，对鲁特先生说：“他不是在唱歌，而是在打鸣！”一个队员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嘲笑我，让我恼羞成怒，当晚就把他的辫子给剪了！结果，我被当众鞭打，并被赶出了教堂。

不过，这突如其来的自由却让我感到窃喜，暗想：“从五岁开始，我的命运就被自己的天赋所左右，现在我终于不必再寄人篱下，看人眼色了，赚了钱也可以饱饱地吃一顿了！”

但天真的理想很快就被现实所击碎――没有了天使般的嗓音，凭我的资历，找工作处处碰壁，我只好流落在街头卖唱。我十分感谢曾经的室友约翰（Johann Michael Spangler）收留我住进他狭小的家，让我不至于在维也纳的街头露宿。

1752年，我正在街头自弹自唱，有人过来给我传话，说著名意大利歌剧作家、声乐大师尼古拉・波波拉（Nicola Porpora）想请我做他的贴身男仆兼声乐伴奏。Nicola Porpora是大名鼎鼎的阉伶歌手法里内利（Farinelli）的声乐老师，早年曾经在伦敦和亨德尔齐名。这样的好事我怎能拒绝，立刻拜见了大师，从此伴随在他左右――打理他的起居，上课时为他伴奏，跟他到王公贵族家授课。在实践中，我学习了很多作曲知识和技法，尤其是正统意大利歌剧的创作。与此同时，我还刻苦研究了对位法，翻烂了音乐大神Johann Joseph Fux 所著的对位法作曲秘籍《艺术津梁》（Gradus ad Parnassum），彻底消化了巴洛克时代的作曲精髓。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学习了巴赫的儿子卡尔・菲利普・艾曼纽埃尔（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的全部作品，非常欣赏他在同一首乐曲中展现不同音乐情绪的对比。在他之前，同一首乐曲一般只能表达同一种情绪。

我的第一部歌剧《诡诈的新恶魔》（Der krumme Teufel）在1753年大获成功。二十一岁起，我开始渐渐成名。1758年，莫尔新（Morzin）公爵请我到他波西米亚的王府担任宫廷乐师，主管一个由十六位演奏者组成的乐队。在这里，我有了自己的房间、稳定的三餐以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心中充满感恩，连续为乐队写了十一首交响曲。我每年冬天都随公爵到维也纳表演，成为一个著名的宫廷乐队。

1760年，我被失恋冲昏头脑，迎娶了我的初恋特蕾莎（Therese）的姐姐安娜・特蕾西亚（Anna Theresia）。这段婚姻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败笔，给我带来无尽的痛苦。我的妻子既不漂亮，也不贤惠，脑子里只有钱。婚姻把两颗冰冷的心拴在一起，无法逃离。幸好，我有音乐，她有我用音乐挣得的钱。 海顿 圣史蒂芬大教堂

1761年，莫尔新公爵王府无力承担巨大的开销，解散了乐队。我来到富有的埃斯特哈齐家族在匈牙利境内新建的宫殿埃斯特哈扎（Eszterháza），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服务。在这与世隔绝的豪华宫殿里，我在生活上非常舒适，精神上却非常孤独。

宫殿的主人尼古拉斯（Nicolas）酷爱音乐。他先是对古低音提琴情有独钟，让我为他写了一百二十六首古低音提琴三重奏（baryton trios），后来他把兴趣转向歌剧，让我负责每年招收、训练演员并定时演出。在选排的意大利正歌剧中，某些咏叹调难度太高，让我们水平有限的演员们相当烦恼。这时，我就会原创一些相对简易的咏叹调去偷梁换柱，既能让演出顺利进行，也不影响原歌剧高大上的格调，让台上台下皆大欢喜。在1779年的第二个合同中，王子允许我在为宫廷服务的同时出版自己的作品，于是，我的交响曲、钢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等开始风靡欧洲。我，一个隐居在匈牙利宫殿里的谦卑的乐师，成为驰名奥地利、德国甚至是英国的音乐名家。

1789年，我随王子到维也纳就医，结识了王子的私人医生根金格（Genzinger）。根金格夫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她改写了我的一部交响曲的慢板，用很隽秀的笔迹给我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的指教。后来，我成为他们府上的常客，经常在周末来到他们家的客厅，聆听维也纳最优秀的音乐家们的演奏。根金格夫人夫人举止优雅，弹琴、唱歌都很有造诣，将我的每一首乐曲都视作珍品。只要我来到维也纳，她一定会请我到她家，品尝故乡的美食，让孩子们与我绕膝交谈。每一次踏出他们无比温馨的家门，我就更深地被孤独所笼罩，不想回到那遥远的宫殿里，那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冷冰冰的妻子的牢笼。在那里，我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除了怀念聚会上那众人一心在音乐中陶醉的感觉和女主人的曼妙身姿，我一无所有。

1790年，我的老雇主尼古拉斯王子去世，他的儿子安东（Anton）王子继位后立即解散了宫廷乐队，只保留了我一个人的职位和薪俸。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回到维也纳，到根金格府上做客，和维也纳的神童莫扎特相聚。 埃斯特哈齐家族在匈牙利境内新建的宫殿埃斯特哈扎 莫尔新公爵王府

莫扎特的才华横溢，他的作品中洋溢的天真快乐简直就是他纯洁心灵的写照，是无法模仿和超越的。我们相聚在英国作曲家史蒂芬・斯图拉齐（Stephen Storace）的家里，一起演奏我们两人的弦乐四重奏，我拉第一小提琴，他拉中提琴。1785年，莫扎特曾献给我一套弦乐四重奏，取名《海顿四重奏》，说是受了我的影响而作。

我曾对莫扎特的父亲说：“我向上帝发誓，你的儿子是我今生所见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最可爱的人。他的品位和作曲技法都堪称一流。”记得我在出发去伦敦前和他道别，莫扎特哽咽着对我说：“海顿爸爸，您年纪太大，又不懂英语，到英国会很辛苦吧。我怕此次一别，就再也见不到您了！”我宽慰他说：“不用担心，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很好。而且，我的音乐是世界通用语，在伦敦已经出版了很多作品，不会很辛苦的。”那一天，这位世间最可爱的天才还在担忧我的年迈而或将不久于世，没想到，一年后，比我年轻二十四岁的他却先我一步，被上帝带走！他的死让我心痛，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知音，我的快乐也被他带走了。

1791年12月15日，五十九岁的我接受了著名的音乐经理人所罗门（Johann Peter Salomon）的邀请，漂洋过海来到英国。早在1782年，所罗门就曾向我发出同类邀请，但那时我碍于对尼古拉斯王子的忠心，婉言拒绝了。这次来到英国，我发现自己的很多作品已经成为伦敦音乐会上的必演曲目。当地出版商争先恐后地宣传、印刷、销售着我的的钢琴奏鸣曲，人们蜂拥到我的音乐会一睹我的尊荣。我在这里广交朋友，四处游历，牛津大学还赐予我荣誉博士学位。

从英国回到维也纳的1792年，当我路过德国时，遇见了二十二岁的贝多芬。他那挣脱枷锁、向往自由的音乐语言给我一种强大的震慑力。以他的才华和个性，一定能写出颠覆时代的伟大作品。但现在，他在作曲技法上还需要打些基础。我邀请他到维也纳跟我学习作曲，并用曾经让我受益匪浅的《艺术津梁》作为教材。个性羁傲的他总是低着头，每天早上准时到我家学习，手上端着一杯为我买的咖啡。当他写出了作品第一号的钢琴三重奏时，我觉得虽然音乐中处处闪现着作曲家年轻的智慧和妙笔，但他的这种风格未必能被大众接受。为了助他一臂之力，我请他在出版时在他的名字前写上“海顿的学生”，以扩大本曲的影响。但他对此却似乎并无感激，反而觉得我是在妒忌他的才华。他错了，我是真的爱惜他的才华，不仅把他介绍给科隆选帝侯马克西米连・弗朗西斯（Maximilian Francis），还邀请他与我一同访问伦敦，处处为他创造机会。

1795年，我回到维也纳，得知老东家埃斯特哈齐家族又更新换代了，新王子尼古拉斯二世从小听着我的音乐长大，继位后立即向我发出邀请，请我重新回到埃斯特哈扎宫廷复职。我十分感激他的盛情，但因为年事已高，而且在维也纳也有很多社交应酬，我只答应在夏天来到宫殿作曲。几年中，我为王子写了六部弥撒曲。

我接连完成了清唱剧《创世记》和《四季》以及四首弦乐四重奏（Op.76），其中的第三首被昵称为“皇帝”四重奏，因为在第二乐章，我采用了受到英国国歌《天佑吾王》的启发而为奥地利国王写的《上帝保佑弗朗茨皇帝》的旋律，后来这个旋律被用为奥地利国歌。 海顿的下葬地

从1803年起，我的身体开始日益衰退，头晕、腿肿，很难再集中精神创作或表演。埃斯特哈齐家族依然供养着我，全欧洲的音乐家和艺术赞助人都到我的府上来敬拜、探望，但这一点都没有让我快乐起来。独坐在钢琴旁，我经常弹奏《皇帝协奏曲》的主题来消磨时光。

1808年， 为庆祝我的七十六岁生日，维也纳的贵族和著名的音乐家们汇聚一堂，上演我的清唱剧《创世记》。萨列里指挥的合唱气势辉煌，已近不惑之年的贝多芬前来吻了我的额头。可能是岁月赋予他感恩之心，他凝望着我的眼神中再也不见年轻时的那股叛逆和轻狂。因为身体太虚弱，我不得不中场退席。次年，拿破仑攻占维也纳。知道我腿脚不便，他派了警卫到我家守护我的安全。能得到敌军首领的尊重和保护，虽然有些受宠若惊，但也说明我的音乐已经跨越了政治和战争，能够让所有的灵魂都肃然起敬。

躺在病床上的我依然乐思不断。快板让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无法入睡，如果是慢板，那我还可以找到平静。我被自己的心所弹奏，像是一架活着的钢琴！

1809年5月31日，我在睡梦中走进天堂。临终前，我要求在自己的葬礼上演奏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庆贺我们两个忘年交的灵魂在上帝的宝座前最终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