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彦 《TA生活家》资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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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贼

艺术品是艺术家们穷尽毕生才华的精华产物，自然会让普罗大众倾心观赏，抑或觊觎。艺术品盗窃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盗窃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对自己所不曾拥有的物件——这里可理解为因天赋才气而造就的更无价珍贵造物——产生了欣赏认同乃至要据为己有的念头。

去年在荷兰鹿特丹当代美术馆的七幅名画重大盗窃案在最近终于有了惨绝人寰的侦查进展。罗马尼亚检察部门在近日向外界透露，这七幅顶级名画可能已经被其中一名疑犯的母亲焚毁。这件堪称荷兰10年以来最大一起艺术品盗窃案的整个案发过程极其荒诞，现年29岁的瑞杜·多加鲁（Radu Dogaru）与两名从犯尤金·达列（Eugen Darie）和阿德里安·普罗科普（Adrian Procop）是在看到博物馆展览的招贴广告后动了贼心。在下手之前，他们多次探访博物馆暗中查看安保系统，最终于2012年10月16日的雨夜直接潜入博物馆从墙上摘走画作并迅速撤离，全程仅有1个警报响起。大半年过后，盗窃团伙的全部6个人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接受审判。检察官表示：“整起盗窃案，他们全部花费的时间就是2分零48秒。”

这些杰作包括了毕加索的《小丑》（1971）、莫奈的《滑铁卢桥，伦敦》（1901）、马蒂斯的《穿白黄上衣的读书女孩》（1919年）、高更的《窗前的女孩》（1898年）、梅耶·德汉的《自画像》（1890年前后）以及卢奇安·弗洛伊德的《闭眼的女人》（2002年）。保守估计这些艺术珍品的总估在千万英镑以上。然而，艺术品盗窃面临的局面就是销赃困难，越是出名的作品越无人敢接手。在辗转多方仍未能脱手的情况下，盗窃案主谋Dogaru遂将画作藏在母亲的寓所中。年初Dogaru被捕，在警方大规模搜查下，被逼急的Dogaru母亲将画作丢进壁炉付之一炬。也许她认为这个销毁证据的举动可以为她的儿子减轻罪责，但最终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罗马尼亚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对壁炉里残余的灰烬进行取样了分析，其底漆碎屑、画布颜料的残留物都表明是20世纪以前的。“这对于每一个艺术爱好者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损失”。

无独有偶，今年6月，在位于黄浦区陕西南路39弄93号艺术家丰子恺的旧居处，同样发生了艺术品盗窃案。失窃品是三册十分珍贵的民国时期版本的《护生画集》。《护生画集》是丰子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源于1927年丰子恺皈依弘一法师之后合作的作品，丰子恺作画，法师写诗。《护生画集》从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6集，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没有间断，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丰子恺的孙女杨朝婴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盗窃展品了。除了这三册半个多世纪前的护生画集、挂在三楼另一间的丰子恺的书法作品、读库出品的线装版护生画集第一册，连样品书签也被偷掉几十套。杨朝婴表示，观者或许也是出于喜爱之心，“我外公一向也是这样的态度，你喜欢，就拿去看吧，不太会计较；但后来发生的玻璃被撬，珍本丢失，性质就不一样了。”

盗窃艺术品只有两种结果——要么为牟利，要么为自赏。就前者而言，虽然艺术品本身能够兑换相当的价值，但艺术品到底不同于的市场流通中的货币概念，它是独一无二的。虽然盗窃艺术品的目的是为了在地下黑市交易获取暴利，但其最终的归宿一定是某个特别爱好的金主将其秘密私藏起来，再不予示人。比起前者，也许此举颇为雅贼之范，就如同孔乙己的观念，“窃书不算偷”。但无论盗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唯一不能改变的事实就是这些凝聚着人类文明成果的珍品会因各种缘故再无缘于公众，被消失在地下和历史中，无论如何这都是发乎私心，而与文明遗产本身具备的共享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最为悲剧的结果，就是像荷兰这桩大案，因为人的私欲，最终将人创造的美好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