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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尼特草原牧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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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夏天,作为下乡知青的我,被派到苏尼特左旗巴彦宝力道公社红光大队海焦浩特插包放羊。我骑着马,驮着行李和粮食来到海焦浩特,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牧羊生活。

我被安排在老爱德布家,也是浩特中最干净、蒙古包最大最好的一家。老爱德布家中只有哥俩,大哥老爱德布快50岁了,身高1.80米,膀宽腰细,以放牛为职,他放着红光大队的160多头牛。他过去曾是草原博克手,“”期间,草原没有了那达慕,博克手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当时,老爱德布除每天早晨例行公事似的伸腿,扭腰,搓脸,摆臂外,就是骑马放牛,家中的活儿很少干,都由他的弟弟额尔敦来完成。额尔敦,当年17岁,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一条腿又瘦又短,上下马时非常吃力,没有上过学,自学蒙古文,思维敏捷,是家里的一把好手。

给头羊上绊子

我到海焦浩特时,那里刚刚剪完羊毛,有600多只还没有分群的羊羔和900多只大羊。当时,我的任务是每天早晨把羊群赶到5里外的井旁,我与牛倌一起用手提水,把牛羊饮饱。然后,我赶着羊群往南或往西南方向走,到与无水草场交界的地方去放羊,单程有十五六里。我放羊时骑着一匹叫嘎幸哈拉的老黑马,骑着它永远追不上头羊,可是它离开羊群回家的速度却非常可观。

夏天的草原,天气瞬息万变,早晨晴空万里,说不定中午就有一场大雨,我每天放羊都带着雨衣。头羊是一只十几岁的老青山羊,长着大大的角,白白的胡子,体格特大,能驮着我走十几步,每天它回到浩特就成了朝鲁家几个孩子的坐骑,孩子们一边喂它炒米,一边轮番骑着它围着几家的蒙古包乱跑,别有一番情趣。开始它好像知道我是放羊生手,每天领着羊群走得飞快,但走到一定距离就开始压住阵脚,不让其他的羊走到它前面。开始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以为羊群要跑,就用力打马去追,可总也追不到它,几天后我换了一匹马,拿着套马杆,像马倌套马一样在羊群里追着去套它,可当我套住它后,它却回过头来,钻到马肚子底下,吓得马一蹶子把我尥下马来。这下我可生气了,马也不去抓,徒步围着羊群跑起了马拉松,直到把它追得跑不动才抓住,我给它做了一个绊子,把它绊在那里,这下可好了,羊群几乎半天没离开那块地方。连着几天,我每天走到那一带,就设法抓住头羊,把它绊在那里,羊群也就稳定下来,我则骑马到前面山顶上的三脚架附近,爬上三脚架坐在上面中间的圆盘上,用雨衣搭个小棚,边看书,边观察着羊群的动向及远处草原上过往人马的动静。

学蒙古语

有一天晚上,我放羊回来,一进门老爱德布就对我大发雷霆,说得都是蒙古语,搞得我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一点儿也不懂蒙古语。正在这时,额尔敦出现在门口,他了解情况后,说清了情况,原来是接连几天人们发现羊群走得很慢,后来有人发现我给头羊带了绊子的事儿,并转告了浩特长。那时没有手机,草原上的消息都是人们来回串门时互相转告的。

额尔敦给我解释,羊群把浩特附近的草都吃光了,明年春天附近没有草,羊群就得往远走,而怀孕的母羊走得太远很容易流产或没奶。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头羊也有环保意识呀!由于语言不通,老爱德布发了一通火,也没能与我沟通,从此我下决心学好蒙古语。

由于没有教材,也没有老师,我和额尔敦达成了每天晚上睡觉前互学蒙古语汉语的协议。那时红光大队是个穷队,工分很低,一个劳动日才1元多钱,人们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晚间点蜡也受老爱德布的限制。我和额尔敦先从吃饭喝水学起。他指着碗说“阿依格”,我告诉他“碗”,我用汉字注音在笔记本上,他用蒙古文写在小本上,后来还加上了汉字。白天我把羊群赶到草场后就爬上附近的三角架或坐在山头上背单词。额尔敦比我决心大,除干好家务活儿外,就是学汉字。1个月后,我们俩可以用蒙古语或汉语进行简单交谈,主要是牧业生产及日常用语,由于他的胃口大,不仅学汉语、汉字,还学了加减乘除等数学知识。我虽然是高中毕业,但是在“”中并没学到多少知识,几乎把能记住的都教给了他,这为他后来当队长起了一定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他当上了红光大队队长,带领全队近500名牧民开展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与一位上海孤儿结成伉俪,生有一双儿女,只可惜,由于他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腿脚不便,1984年骑三轮摩托车去公社开会时,不慎翻下山沟,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我特别怀念他――我的蒙古语老师。

由于我的语言沟通能力不断增强,我从牧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放牧知识,也逐渐融入到牧民群体,每当我在三脚架上看到远处小伙子们抓生个子马时,我便冲下山帮着抓马,我很快就学会了套马,有时也骑朝鲁的马一显身手。在大伙的鼓励下,我也开始学着调教生个子马,下乡的第二年,我名下已有16匹我自己调教出来的坐骑了。

羊群掺群了

一天下午,我到附近牧民家帮助杀羊,吃饱了羊肉,还喝了不少草原白酒,看看天色,太阳快下山了,才想起羊群还在山坡上,急忙上马到山上去找。我到山顶往下一看,可把我给急坏了,山下的三群羊就要掺群了,好在我的头羊领着中间一群开始往回掉头了。我骑着刚调了两三天的生个子马飞快冲了过去,把羊群分开,等我掉转马头,看着我的头羊领着羊群往家走,我才放下心来,可跟着羊群走了一段路,总觉得左面相应位置上缺几只我所熟悉的羊,心想可能是掺群了,掉转马头在后面的那群羊里还真发现了那几只羊。为了减少损失,我把三群羊干脆合在一起赶回了浩特。羊群还没进浩特,我就怀着负罪的心情向浩特长汇报掺群的事儿。这可把全浩特的人都惊动了,大家全体出动,准备往开分羊。大家绕着羊群看了几圈后,都来到我们蒙古包,说我喝醉了连自己的羊群也不认识了。原来那两群羊并不是掺群的羊,都是我放的羊,当时散开吃草,分散的面积太大,加之天快黑了,我着急,当然也有草原白酒的功劳。1500多只羊的羊群,像我这样心不在焉的牧人是不可能记住全部羊的。这件事后来成了牧人与我开玩笑的笑料。

摔跤手的故事

语言的沟通拉近了我和老爱德布的距离,虽然岁数相差很大,但我们之间的话逐渐多了起来,从牧羊、放牛到草原历史和红光大队各家各户的小故事。只要一提到摔跤,他马上精神焕发,特别是苏尼特摔跤手阿日奔珠日嘎的故事,他是百讲不烦,我和额尔敦也是百听不厌。最经典的一个故事是“倒劳毛”,说的是当年16岁的阿日奔珠日嘎代表王爷去摔跤,得胜后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口水井,准备饮马,却看到有7个牧人在井口忙着往出拽骆驼,怎么也拽不动。阿日奔珠日嘎走上前去看清情况后,让那7个人把绳子都给他,并让他们躲远一点儿,他把7根绳子揽在怀里,大吼一声,就把骆驼从井里拽了出来,并把井口的石头也给拽下了好几块,那7个人看得目瞪口呆,张大的嘴半天合不上。阿日奔珠日嘎饮完马要走时,7个人中一个胆大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非常藐视地说:“我叫‘倒劳毛’(蒙古语,意为笨蛋)。”

老爱德布一有时间就教我摔跤,由于他岁数大了,我从来没有与他正式交过手,后来在得知邻队的北京知青陈琳在体工队学过摔跤,我走了30多里路找到他,跟他学了几手。第二年,在红光大队里已经没有能摔倒我的人了,后来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那达慕大会摔跤比赛进入了前几名。

因为我放羊心不在焉,每天往马群跑,调生个子马时又踩断了几只羊的腿。浩特长对我很不满意,待到羊群走场去秋营盘时,我被解职了,回到了知青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短短的3个月,对我来说可是人生的转折点,为以后在牧区工作、生活打下了基础。我参加工作后,在卫生系统,一干就是30多年,经常下乡,与牧民的关系处得很融洽。现在退休回城了,还真想他们,也特别留恋那时无忧无虑的草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