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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批判就没有文学。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写作,就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不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或者是诗歌,都含有批判的因素。假若一篇作品,从头到尾都是好听话,那么这篇作品,还不如听每年一度的工作总结来的过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是现代派,还是荒诞派;无论你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无论你是梦想者,还是黑色幽默,都会有批判的成分存在。
因此,从事写作和读书的人,也同样是批判的对象。只要你在作品里批判过生活,生活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你进行批判。因为批判是对等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居高临下的批判别人和生活,而拒绝别人批判。1800年前的罗马国王玛克斯.奥勒留说:在读书于写作上,在指点别人之前,先要接受别人的指点。
每一个写作的人,都习惯指点别人和生活,不习惯自己被别人指点,就是我们每一个写作者的共同疾病。过去说老虎屁股摸不得,那毕竟是老虎,而写作者在此时的生活状态,并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猪,可能是一只绵羊,也拒绝别人的批评,那就显得特别幼稚和可笑了。
中国的历史上,有过百家争鸣,其实就是百家互相批判,才把百家留了下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学术就进入了分析别人阐述别人的时代,就失去了一个民族独创精神。我们南阳的哲学家冯友兰,与其说是在写作哲学,不如说也是在阐释哲学。在阐释过程中加进了自己的观点,就成为了中国很伟大的哲学家。其实也是学术的悲哀。
五四之后,因为北洋政府疏于对于文学的管理,也因为有了鲁迅和鲁迅不相上下的学者和作家们的互相批判,才有了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星群。那个时代,鲁迅批判别人毫不客气,别人对于鲁迅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但是一旦回归生活,批判和被批判者还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之后,也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把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批判,无端的上升到一个游离于作品之外的叫骂的地步,也是不可取的。
文学批评变为文学表扬和文学棍子相结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事情。延泽民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表扬。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棍子。被表扬的沾沾自喜,而被棍子抡到的,却要遭殃。这样的文学批评,让人们对于文学批评望而怯步,也让批评者心有余悸。中有一个文学批评文章《走出彼得堡》,当时很是有名。写作者余秋雨住在上海康平路的革委会写作组里,算是走进了彼得堡,他却写文章让别人走出彼得堡。当时的作家艺术家一般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根本没有进入彼得堡,余秋雨还让他们走出彼得堡,简直是很无聊的御用文章。
其实中国的作家艺术家,除了极个别的人,根本就在彼得堡之外。就是在北京生活的作家,也没有达到进入彼得堡的水平。一个是经济上没有进入彼得堡,一个是个人艺术造诣上也没有进入彼得堡。假若非要有一个彼得堡,那么还是让作家先进入看看再走出来。不要把他们拒之门外,还要让他们走出彼得堡,那不就是一个悖论?
文学批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变得世俗了,庸俗了。根本没有批评之说,所有的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表扬前提下的溢美之词。特别是一些讨论会,专家学者一大群,没有一个是从事文学批评的,都是从事文学表扬的行家里手。把人们表扬得一愣一愣,本来一般的写作者,研讨会开后,自己就认为自己成了文学表扬家表扬的大师,自己就认为自己被研讨会拔苗助长了一次。本来是一棵幼苗,一下子变成了《白杨礼赞》里的白杨,高大挺拔起来。因此,文学的偏离了文学本身,远离了文学自身的价值。
不管文学批评如何变成文学表扬,文学的生存状态,不因为文学批评家夸张的表扬,存在的更好一些。在经济大潮席卷的前提下,文学已经很边缘化了,写作者也已经很边缘化了。只要你的书不是畅销书,你的作品被文艺界吹得云天雾地,作者自己还是过着很边缘化的生活。作者还是拿着一千字三二十块的稿酬,有的文学刊物因为经营不良,还开不出稿酬。比如喝咖啡,是外国作家很随意的一个状态,我们这些写作者,假若每天到歌德咖啡去喝一次,去吃一块牛排,你的经济承受得了吗?写作者被排除在主流生活之外,还要装出一个神圣的样子,那是欺骗谁啊?自欺欺人,就是写作者真实的生活状态。
文学的边缘化,写作的人肯定也被边缘化。你就是削尖脑袋,梦想钻进另一个群体里去,那个群体肯定不会多么欢迎你。我最讨厌的就是一个写作者在公开场合高叫我是作家,作家在英语词典里,是靠写作吃饭的人,我们谁能靠写作吃饭?一个写作者,首先要看清楚自己的生存状态,敢于对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批判,敢于承认自己是微不足道的生活者,才是我们写作者应该有的心灵状态。你是一个微不足道者,就不要说自己是生活的主体,你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就不要打肿脸冒充胖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生活脱离生活而存在。特别是写作者,处在一个自己写作不被社会注目的前提下,不被社会承认的前提下,我们总是自己找着被社会么承认,被朋友承认,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甚至我们的写作。已经到了不被下一代承认的前提下,或者是被下一作者诟病的前提下,还要自己表扬自己,我们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回到写作本身,一个省,写小说能装满一辆动车;写散文的,能装满一辆动车;写诗歌的,能装满一辆动车。我们坐在动车上前行,速度快的时候,被人遗忘的速度也快。而被人遗忘,的确是写作者的天敌,我们不能绕过自己的天敌,我们只有被遗忘,这就是写作者的现实。这么多人在写作,这么多人在被读者遗忘,这么多人在被自己遗忘,难道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
写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事业,很多人很多作品。一旦发表,就被遗忘了。就像某一年全世界的人们注目萨达姆,又很快忘了萨达姆;全世界的人们注目卡扎菲,又很快忘了卡扎菲。何况我们这些写作者简直就是宇宙间的一个微尘,谁愿意记住我们呢?国家编选一个选本,以一百年为限,选编100篇作品,你是写小说的,能选上一篇吗?你是写散文的,能选上一篇吗?你是写诗歌的,能选上一篇吗?写作者生活状态被边缘化,作品被人很快遗忘,所谓的精神追求被极端虚化,自己这样的写作状态,别人不批判,自己不批判,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写作就要出书,不畅销的书,一般都是自费出版,都要找钱。找钱的过程是人生最痛苦的过程,是人生最煎熬的过程。人家不写作,把钱给你让你出书,人家在内心里很看不起你。别看人家给你万儿八千,给你三千两千,你刚出门,人家就骂你是一个不值钱的家伙。当一个写作者把自己看的很大,社会却把你看得很小,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文学对于人类的进程有记录的作用,写作者却没有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每一篇文章都是没有意义的胡言乱语,那么写作者就会被社会抛弃,被自己抛弃,被曾经为数不多的读者抛弃。写作者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社会本身批判的力量。
一个写作者,在内心里批判自己,或许是自己对于自己的尊重。一个写作者,尊重别人的批判,就是对于别人的尊重。我尊重别人,所以对于别人的批判看的很重。我尊重自己,所以我经常在内心批判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过程。假若生命遗落在时间里,只要有一篇作品过了几十年,还能够被记忆,就是不简单的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写出一篇作品,被时间记忆,那么,我们写作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