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世代”:一个年轻群体的处境和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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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物课堂上有一个很初级的实验，把两根萝卜条，分别浸入盛有清水和盐水的烧杯里，观察它们发生的变化。一段时间后，清水里的萝卜条依然坚挺、硬脆，而盐水中的萝卜条则慢慢皱缩、瘫软。
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开始感知到一个事实：在我们身边，像盐水里的萝卜条一般绵软无力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他们慵懒，缺乏进取欲和意志力，对未来没有压力也没有想象，不工作或对任何工作都不上心，更谈不上任何理想主义激情。
在面对“软绵绵的年轻人”这一问题时，年代范畴更加无力。庸碌懒散者，在历史上任何年代都存在，只是在80后、90后、00后中，具有上述特性的人规模似乎突然间膨胀起来，以至于那些符合正统价值观的人们发现，在身边的新生代、亲戚、朋友、同学中，一伸手就能抓到几个。我们姑且称之为“软世代”。
“软世代”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在微博上做过一次问题征集――什么是“最让人焦虑的问题”，结果发现，呼声最高的那个答案竟然是：“不想工作怎么破？”他在节目中感叹：“太不可思议了，年轻人竟然不想工作。”
心理上不想工作，不等于实际上不从事任何工作，因为人都有生存压力和发展需求。
然而今天的许多年轻人，非但没有被温饱问题威胁的实际经历和心理体验，甚至就是未来的“遗产继承人”，至少也是父母纵然不是富人但也完全有能力让孩子免于饥寒的一代。
另一位对“年轻人不想工作”现象发表激烈意见的公众人物是企业家董明珠。2016年年底，在央视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中，董明珠有些激动地说，很多90后不愿意去实体经济工作，而喜欢开网店，一个月赚两三千元能生活下去就满足了，“这一代人对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隐患的”。
“开网店”本身也是一种工作、一种创业，但在这个“二八效应”体现得十分明显的领域里，绝大部分的“创业者”最终不得不面对仅能糊口的结局，而且时间的拉长并不能为个人发展提供资金、经验、技能、思想和创造力的积累。
开网店只是一个举例，在各领域里都存在一种工作状态，它孤立、重复、对人的提升没有要求，因而也就无法与人的发展需求对应起来。
综合一下，所^“软世代”，就是那些几乎没有生存压力和个人发展需求的年轻人。
大致上，他们有几个特征：1、年龄分布从80后到00后，地域分布从城市到乡村；2、已婚或未婚，可能有工作也可能没有，对任何一份工作都无法长时间坚持；3、多数人无法养活自己，需要父母补贴，父母对补贴不抗拒，少数人的收入仅够支应个人生活，无法尽到其在家庭角色中的责任；4、几乎不思考未来，偶尔异想天开；5、由于几乎不接受多少真实、有效的知识，对社会趋势和市场机会一无所见；6、不完全是“啃老族”，因为长辈已经没有被“啃”的痛感。
轻易生存的时代
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先发地区，机器人正在取代工人成为生产车间里的主角。劳动力紧缺、生产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生产效率提升的需要，是重要原因，但企业家们可能在公共媒体上不方便诉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已渐渐找不到合格的工人。
年轻的工人们要有空调、装WIFI，要管理者和颜悦色，但他们仍然会随时撂挑子。辞职早已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有些人是因为一点小小的不愉快，有些人则是周期性的，没有钱就入职，工作几个月有了一点积蓄就要“脱产花钱”，花完再入职，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坚持。
这些表现都让前辈们无法理解，但对于“软世代”而言，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优渥地活着、至少是轻而易举地生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那他们更愿意回家躺在床上。
生存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人们丧失奋斗动力，人们还有继续进行阶层跃升的欲望，以及物质享乐的欲望，但前提是，这些欲望是可以实现的。
实现这些欲望，曾经比较容易。举个例子，东莞虎门镇有密集的服装生产企业，其中一些人们熟悉的服装品牌的老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是流动摊贩。他们从外资加工企业拿出来一部分衣裤，晚上在如今的黄河时装城附近摆摊。
多年摆摊获得第一笔资金，用于租赁厂房、购置设备、雇佣人员，开始小规模生产，积累利润，再扩大生产，最终他们从“摊主”变成“董事长”。
在那个时代里，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人们要实现阶层爬升，只需要有足够的胆量、一定的眼光和不太坏的运气，往往就能成功。
今天中国所处的，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升级版本――资本经济时代，前后的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一个疯狂的工具――杠杆。加入了这一工具之后，财富创造的整个逻辑就都被颠覆了，“积累――投资――利润――再投资”变成了“对资本讲故事――获得投资――对消费者讲故事――生产产品――再融资”。
逻辑颠覆带来了角色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很多时候，资本决定一切，人的价值无下限地降低。创造力很关键，但与资本相遇更关键，而能否与资本相遇，几乎与个人的胆量、勇气无关，而与人的先天身份有关。
在资本经济时代，首先考验创业者的不是原始积累能力，而是资源调动能力，所以一个有强大能力的“爹”（也可能是其他关系），是最稀缺的资源。
当然，中国的社会流动放缓，是在相当一部分人获得阶层提升、绝大部分人得到物质处境明显改善之后的放缓，立足于接近“全面小康”的基础上。这就回到了“轻易生存”这一根本因素，再附加上“上升困难”这一现实条件，一部分年轻人的奋斗欲逐渐熄火才顺理成章。
杞人忧天？
资本经济时代的确让最好的那一部分机会成为了阶层特权，但它并不染指那些它瞧不上的领域，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时代的玩法彻底失效，“积累――投资――利润――再投资”的财富创造模式仍有空间。只不过，人们很难再“从摊主到董事长”，而是“在跑步机上运动”。
积累变得艰难。对于底层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在媒体调查社会底层群体的状况时，存钱开便利店、开理发店、开餐馆等是最常见的愿望，但城市生活成本提高让这种愿望实现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中产处理完住房、车辆、医疗保障、孩子的精英方向教育、符合阶层身份的生活方式等基本需求后，同样所剩无几……这些让奋斗的边际效益无限递减，从而消灭奋斗欲。
后方保底、前路迷茫、动力机制被剥夺，这些客观现实构成了浸泡萝卜的盐水，因此一些年轻人的“变软”，不是源于天生的意志缺陷，而是一种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理性选择。
几乎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有“沦陷”的倾向，就经验而言，“这一代人对我们国家经济是有隐患的”这种预测，都被历史证明为多虑，中外皆然。比如，机器人逐渐普及，未来的实体经济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资源配置者便可完成高效率的生产。而少量劳动便可创造巨大财富，这一趋势也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的理想状态。
问题的关键在于，涌流的财富怎样和每一个人相关？
摘编自2017年4期《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