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东北大豆加工业兴衰原因的探讨(1890-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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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东北大豆加工业的兴衰原因具有半殖民地社会的鲜明时代特征。尽管近代东北大豆加工业随国际市场的拓展和近代生产技术的引进，曾经盛极一时。但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独立性，却始终是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力。

【关键词】东北；大豆；民族工业

东北大豆的生产和贸易在近代曾经辉煌一时，其出口量占世界市场总量的60%以上。伴随着近代东北地区农产品的外向型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该地区的大豆加工业也取得了突飞猛进地发展。目前国内学界的不少研究成果中均对近代东北大豆加工业的发展历程、规模数量、空间布局等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不过，对于其兴衰原因，以往研究中很少作系统性的专门探讨。

一、出口推动下的繁荣与内需不足

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东北大豆产品的输出开始面向国际化。特别是1890年以后，东北的豆饼开始在日本打开销路。当时， “豆饼之销路首推日本，该处将豆饼制为肥料”，此后日本长期作为东北豆饼的主要销售对象。而到了1908年以后东北的大豆产品又进一步在欧洲打开市场。此后20多年中，输送往欧洲的大豆、豆油数量一直持续增加，其在东北地区总输出量中的比重也随之水涨船高。到1931年，东北地区向欧洲输出的大豆数量达到150万吨，占总输出量的近65%。1929年输往欧洲的豆油数量更是达到10万吨，占到了豆油总输出量的90%。而输往日本的豆饼数量在1926年达到了1，55万吨，占总输出量的75%。

大豆及其加工品海外市场需求量的扩大促进了东北地区以油坊为主的大豆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随着牛庄1860年开港后东北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逐步深入，大豆的加工业也有了飞速发展。营口于1866年只有2家油坊，1896年则增加到已经有30多家。奉天（沈阳）1868年才开设了第一家油坊“利成源”，而到了1910年，共有油坊52家。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的榨油业中心从营口开始转移到了大连。1906年，大连还只有1家油坊；到了1919年，已经上升到60余家。随着油坊业的迅猛发展，东北地区的大豆产品的加工能力也随之日益提高。1930年东北地区有统计的油坊共有472家（其中大连59家、营口22家、安东26家、哈尔滨40家、东北北部其他各地28家、东北南部其他各地297家），一昼夜总计生产能力为569，921枚豆饼，2，819，610斤豆油。

与出口膨胀相对应的是，东北大豆加工品内销市场严重不足。根据对1927年至1932年间东北出产大豆去向的统计，46.82%的大豆被直接出口，35.82%的大豆被油坊加工后出口，内地消费的大豆数量仅17.36%。排除留作来年种子所需的部分，当地农村中所消费的豆饼和豆油量可谓寥寥无几。尽管作为肥料的豆饼和作为食材的豆油严重不足，逐步加深的贫苦化导致二者在当时东北农村的消费量始终极其有限。

二、生产技术相对进步与产业链层次偏低

生产技术在近代工业企业的竞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代东北的榨油业一开始就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紧紧跟随当时技术进步的脚步更新自身的生产设备。1895年，怡兴源、东生怡、东永茂等油坊就先后采用机械生产。到1908年，营口大部分的油坊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1920年，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萃取榨油（溶剂抽油）法刚刚问世，东北地区的一些油坊就将其引进到生产实践之中。从所应用的技术角度划分，当时东北的油坊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1.楔式油坊：凭借人力使用楔子榨油，为原始的小规模榨油方法。由于压力较小之关系，无法制造规格豆饼。出油率仅得7.5%～8.5%而已。此类油坊，因设备十分简单，无须过多资金，且操作容易，不需特别技术。但是由于出油率极低，并且由于加工之豆饼压榨率小，易碎。难于与其它油坊竞争。

2.螺旋式油坊：大都使用西式螺旋机械以代替楔子，压力较楔式为大，故出油率可达10%左右。其豆饼压榨率，可以达到94%。出油率和豆饼压榨率比较高。远胜楔式榨油法，但是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无法大规模供给海外需求。

3.水压式油坊：专利用水之压力以榨油，出油率一般在10%到12.5%之间，豆饼压榨率亦在83%～94%之间。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较前两者为大，生产费低廉。可以应付海外的大规模需求定货。不过工序较前两种油坊复杂，需要技术工人，制油时需要特殊资材。

4.溶剂抽油油坊：系利用化学试剂将豆油萃取出的先进榨油法。。榨油率和油的品质非常高。如抽油率为14%～16.5%，豆饼压榨率为74%～80%。但是对于技术和资本的要求都比较高，生产原料煤油和酒精不易获得且价格不菲。

可见，就所采用技术的先进性来说，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应为溶剂抽油法，其次依次为水压榨油法、螺旋机械榨油法和楔子榨油法。先进的榨油方法尽管对技术和资金要求比较高，但是由于产品产量大、质量高，其收益也多。落后的榨油方法不但收益少，而且生产率也低，实际上无法适应国际市场上对东北豆饼和豆油日益增长的需求。到1932年，传统的楔式油坊已经基本绝迹，而已经略显落后的螺旋式油坊也已经所剩不多（不足30%）。先进的水压式和溶剂抽油方式已经完全普及，其生产量占到了豆饼总产量的70%以上。可见技术进步性对东北榨油业的繁荣功不可没。

尽管东北地区大豆加工业在榨油领域拥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和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其深加工领域的能力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探究外国进口大豆、豆饼及豆油的目的及其在国际市场中的位置，则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大部分的大豆制品在国外用作油脂工业 “深加工”的原材料。其中豆油的深加工品包括：油漆、人造液体燃料（重油、中油、轻油、可燃气体）、油、硬化油（猪脂代用品、牛酪代用品、蜡烛、肥皂）、甘油（火药原料、医药用、化妆用）、精制油（猪脂代用品、牛酪代用品）、灯用用油、烹调用油、减摩用油、蛋白纤维等，而豆饼的的深加工品包括：可塑体、干酪素、造纸、调味品（味精等）、营养素、流体涂料、酱油、豆乳、肥料、饲料等。而在当时的东北，大豆的深加工企业数量十分有限，且绝大多数集中在豆油和味精的制造上。根据1933年“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的统计调查，东北地区榨油作坊高达364所，生产额总计为7644万元，而东北地区的大豆硬化油深加工工厂却仅有日清制油工厂一家，生产额仅有41万元。

三、民族企业的发展及其对国外垄断资本的依附

从对油坊的投资额和生产能力上来说，东北地区的民族资本在该地区的油坊投资中占有绝对优势。现仅从1931年满铁对东北地区机械油坊投资额构成的统计数据来看，在近24746432元的投资总额中，民族资本共有19297730元，占总额的78%；而境外资本投资（其中绝大部分为日资）仅有5，443，752元，占总额的22%。从生产能力上来看，民族榨油企业亦丝毫不逊色于外资企业。1931年，外资榨油企业拥有水压式榨油机297台，螺旋式榨油机209台，平均每日可生产豆油215183斤，豆饼8250枚。而华资榨油企业则拥有水压式榨油机3737台，螺旋式榨油机5799台，平均每日可生产豆油2175.527斤，豆饼440370枚。相比外资企业，民资油坊工业显然拥有更“接地气”的便利。正如《奉天通志》记载：“作油坊业者，国人几占全部分。缘原料出自本境，各种豆类所含油成分多少，土人经验有素，故经营此业为最便”。东北沦陷前后，“全东北油坊一总有四百家，日人办的仅有三泰、三菱、日清、三菱第二及丰年等五家”。可见东北榨油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基本上是依靠民族资本自身的能力实现的。

然而，产品深加工能力的欠缺使得东北的大豆加工业仅能产品销售环节上依附于国外拥有深加工能力油料企业的国际垄断资本，不能通过自身力量为其产品开拓更广阔的贸易空间。例如在当时欧洲的油料市场，一些垄断资本通过把经营大豆的商人、铁路以及油脂工业等产业结合在一起，完全掌控了大豆在欧洲地区的销售以及大豆的市场价格。当时欧洲油料市场上对大豆贸易影响最大的垄断资本主要有三方：⑴尤尼雷巴・康采恩统制下的油坊垄断资本（其中最主要的却是英国和荷兰的资本）；⑵马盖尔协定下的德国油脂工业托拉斯（纳粹控制的国家垄断资本）；⑶亨扎・米尔中心的油坊组合（德国、日本的联合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的油坊业实际上被纳入了国际油料垄断资本的掌控体系之中，“或向国外揽货，或应国外的请求而发售”。一旦这一垄断内部的需求量减少，对缺少自身产品市场需求开拓能力的“浅层次”大豆加工业来说，势必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早在大豆经济最繁荣的1928年至1931年，大豆的加工企业也因此陷入困境，工场数量和生产能力骤减，进三分之一的油坊倒闭。在豆饼生产方面，在豆油出口上，由于欧洲的油料企业发现直接进口大豆原料比进口大豆加工品获利更大，在本国大量投资兴建榨油工业，转而直接进口大豆；再加上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东北的大豆加工品输出量在1928年以后开始萎缩，大豆的加工企业逐渐陷入困境。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其掠夺政策使得东北的农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豆等农产品的产量和输出量逐年减少。1944年东北地区大豆的种植面积已比较1931年减少了24%；总产量方面则比较1931年降低了35%。1943年大豆的输出量比1931年下降了近76%，豆饼下降了69.5%，豆油下降了近95%。在这种背景之下，东北地区的大豆加工工业在1949年以前一直一蹶不振。

四、结论

借助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拥有本土便利等诸多有利因素，促成了东北大豆加工业在1931年以前的繁荣。然而，严重依附于国际油料市场中的垄断资本、产品居于产业链低端、国内民众因贫苦而造成的需求不足等不利因素却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从总体上而言，近代东北大豆加工业仍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经济秩序的一部分，自身远远没有独立发展的道路，其兴衰原因，也被打上了当时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深烙印。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个颠之不破的真理：没有民族的独立，任何工业化的发展都是没有可能的。

作者简介：

王大任（1982―），男，辽宁鞍山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