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与中国古代的音乐养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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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的音乐养生理论是以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本文在人体、人性、音乐与宇宙自然的宏大系统之中阐明其内在的关联，音房梢栽谧匀皇粜圆忝娴骼砣颂寤能，也可以在价值属性层面为人情、人性扶正祛邪。
关键词： 音乐 养生 阴阳五行
音乐是一种丰富而有序的听觉感性样式，其悦情悦性、悦志悦神的审美价值自不待言，然而，在中国古代音乐哲学那里，音乐具有独特的养生功能。不同于西方音乐养生学主客二分地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音乐的养生作用，中国古代音乐哲学在“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中，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将音乐与人体器官、道德伦理、宇宙自然融为一体，建构出一套天人感应模式的音乐理论，体现出独特的音乐养生智慧。
一、天人感应模式的音乐理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特征，除了“天人玄同”、“天人相通”、“天人相交”、“天人同体”、“天人一气”、“天人一理”等理论表述之外，在汉代以前，“天人合一”更多地表现为“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古代哲学家用“阴阳”描述相互对立的自然状态，进而将之抽象为自然和社会现象中两种对立力量之间变化消长的规律。“五行”刚开始指构造自然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元素：金、木、水、火、土，后来演变为从革、曲直、润下、炎上、稼穑等五种功能属性。战国后期，“阴阳”和“五行”说逐渐融合，《管子・四时》指出：“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将一年四季划分为阴阳四时，四时又带动了“五行”的生发和运行，例如：“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可见，管子初步构建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图式。而真正将此模式推向成熟的则是《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后被编入《礼记・月令》）。《十二月纪》认为，五行（木、火、土、金、水）与自然界中的五方（东、南、中、西、北）、五时（春、夏、长夏、秋、冬）、五音（角、徵、宫、商、羽）、五色（青、赤、黄、白、黑），并且与人的五脏（肝、心、脾、肺、肾）、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德（仁、礼、信、义、智）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运动的有机系统，从而将人的生理机体、社会属性与宇宙自然对应起来，天人感应模式的音乐理论由此成型。
天人感应模式音乐理论的总体思路是：“用‘阴阳’和‘五行’统一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用‘阴阳’和‘五行’解释音乐现象。”[1]48具体学理正如李泽厚所说：“如果去掉古代不可避免的神秘解释，关键就在：要把（一）音乐（及舞蹈、诗歌）的节律与（二）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和（三）人的身心情感和节奏韵律相对照呼应，以组织、构造一个相互感应的同构系统。”[2]235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医和就将阴阳、五行、音乐、人体联系起来，“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左传・昭公元年》）战国时期，《管子》指出：“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吕氏春秋》更是将五音与五时、十二律与十二月详细地对应起来，并指出：“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到了汉代，沟通天人的音乐理论更加明确地发展为两条支脉：一是人体、音乐与自然关系的系统化，如《淮南子・天文训》提出了“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的命题。二是人性、音乐与道德关系的系统化，如《礼记・乐记》提出了“乐者，通伦理者也”的命题。正是这两大命题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养生理论的两条基本原则。
二、人体、音乐与自然
成书于战国，丰富于汉代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充分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将天人感应模式的音乐理论应用于医疗和养生，体现出高超的音乐养生智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宝命全形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可见，《内经》将阴阳平衡、阴阳辩证统一定为防病和治病的根本原则。《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依据人体的形体、体质、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不同，将人划分为阴阳二十五种类型。《灵枢・五音五味》则将五音的二十五个变音与阴阳二十五种人体类型联系起来，尝试用音乐的阴阳属性调理和补救人体机能的阴阳失衡。
《素问》中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五运行大论》、《五常政大论》等篇进一步将五行、五方、五时、五气、五音与人体的五脏、五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五窍（目、舌、口、鼻、耳）、五体（筋、脉、皮、肉、骨）、五声（呼、笑、歌、哭、呻）、五志（怒、喜、思、忧、恐）、五神（魂、神、意、魄、志）等人体器官和生理功能匹配起来，提出了著名的“五脏相音”和“五音疗疾”学说。所谓“五脏相音”，即角声入肝，徵声入心，宫声入脾，商音入肺，羽声入肾。所谓“五音疗疾”，即说五音各有特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王冰注曰：角谓木音，调而直也；徵谓火音，和而美也；宫谓土音，大而和也；商为金音，轻而劲也；羽为水音，沉而深也。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角、徵、宫、商、羽这五种音律也可以组合为角生徵、徵生宫、宫生商、商生羽和商克角、角克宫、宫克羽、羽克徵这两个相生相克的关系系统。随着五时的流转，肝、心、脾、肺、肾会受到怒、喜、思、忧、恐这五种情绪的困扰，五音根据各自特性及相生相克原理，就能够调节怒、喜、思、忧、恐这五种情绪，护理肝、心、脾、肺、肾这五大器官，从而起到阴平阳秘、调血理气、平衡机能、促进健康之疗效。
道教经典《太平经》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将人体、音乐与自然建构成一幅天人和谐的宇宙论图式。“乐声，正天地阴阳五行之语言也。听其音，知天地情，四时五行之气和，以不知尽矣”。（卷一三七至一五三）显然，音乐来自阴阳五行和天地之道，音乐可以沟通天人之际，音乐的谐和可以给人体、政治乃至天地万物带来和乐：“乐，小具小得其意者，以乐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乐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乐天地。”（卷一一三）在道教看来，只要五行、五时、五方、五音、五脏谐和一致，便可以免灾祛病、政治清明。例如，当乐得角之音，则物乐生，肝气无病，其恶悉除。“故得黄气宫音之和，亦宫音之善者亦悉来也，恶者悉消去。得商音之和，亦商音善者悉来也，恶者悉消去。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来也，恶者悉去”。（卷一一三）总之，只要音乐符合阴阳五行的宇宙运行模式，就可以获取天、地、人三方面的和乐，万物免除疾病，君臣也为之高兴。
三、人性、音乐与道德
如果说将人体、音乐与自然关系加以系统化的音乐养生理论主要受到道家哲学的影响的话，那么，将人性、音乐与道德关系加以系统化的音乐养生理论则主要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虽然两者都以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但是，前者理解的“天”主要是“自然之天”，“人”侧重于人的自然属性；后者理解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人”侧重于人的价值属性。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音乐养生理论从宏观上大致分为两条路径：一是调养“人体”，二是培育“人性”。
有学者指出，《乐记》区别于《吕氏春秋》、《太平经》、《淮南子》等著作的独到贡献在于，它更加明确地“以礼乐配天地，将礼乐与阴阳思想联系起来”[3]353，从而将人性、音乐、道德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加以系统化。“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汉书・礼乐志》则更加深入地阐明了人情、人性与天地阴阳之道的关联：“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所以，声音之道，不仅在于与政通，还在于调节人性、人情：“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礼记・乐记》）司马迁在《史记・乐书》指出，五音与人的品性修养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汉书・律历志》从五音、五行与五德的关系立论，对此做了学理上的阐释：“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正因为如此，音乐才会起到扶正人心、完善人性之功用：“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
建基于儒家伦理学说的礼乐理论非常崇尚“中和之美”，其原因在于天地阴阳五行之道本然自在、和乐有序，人性、人情、政治、伦理都应当以此为准则，音乐如果能够顺应天地阴阳五行之道，自然就会有助于养心、养性，此所谓“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郑国子大叔等人早就认为：“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秦国医和指出：“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声，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他们要强调的就是人性人情应当顺应天地之性，c其和谐一致，保持中和之乐，方可延年益寿、品行端正。此说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乐记》提出了“以道制欲”的观点：“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司马迁认为：“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史记・乐书》）
总之，中国古代的音乐养生理论是以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在人体、人性、音乐与宇宙自然的宏大系统之中阐明其内在的关联，音乐可以在自然属性层面调理人体机能，也可以在价值属性层面给人情、人性扶正祛邪。当然，这种天人感应模式的音乐养生理论有时被过度发挥，沦为谶纬迷信。而且过多地从哲学、政治、伦理、生理等角度论述音乐，导致偏离音乐本体研究，进而缺乏科学性的弊端。
参考文献：
[1]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