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孩子坠楼事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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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一”前夕，宝山区月浦镇发生一起10岁孩子坠楼事件，孩子仅受了一点轻伤。由于治疗时发现孩子身上有几处老的伤痕，听说是被其养母打的，便有忿忿不平者向上海新闻媒体告发，结果一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有的报纸和电视称，孩子不堪忍受养母长期粗暴教育方式跳楼抗争。也有的报纸载文，对孩子在这个家庭生活下去提出质疑。孩子的遭遇引起了许许多多善良人们的同情，或上医院探望，或打电话、或寄钱予以关爱。同时，有媒体和看了报道的市民在谴责虐待行为时，要求将养母绳之以法。
然而，当我们静心展开深入调查时，发现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与事实出入甚大。
首先，错把坠楼当跳楼。这一字之差大相径庭，后者是一种能预料后果的行为，因为可能会出现严重后果，一般人不会轻易作如此选择，除非迫不得已。所以，把“坠”说成“跳”，况且还是个孩子，就足以激起受众的极大关注。当媒体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聚焦孩子的时候，那个孩子处于什么心态，平时是怎样的表现，大家浑然不知，凭他一会说“掉下去”，一会“跳下去”的表述和加上猜测，便判定为“跳楼”，实在欠妥。从调查情况来看，孩子确实不是跳楼。
5月17日上午，孩子因把米饭装在裤兜里还编造故事遭养母教训，随后，被反锁在6楼房间里做功课。中午时分，养母回来打开房门一看，孩子不见了，窗台下做功课用的桌子翻倒在地，她朝楼下张望，也不见人影，连忙下楼到新村管理办公室请人帮忙找孩子。后来，终于在他们楼前的小树林里找到神色慌张的孩子，当养母抱起他的时候，孩子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对不起你。”在医院里，人们问他怎么会从楼上摔下去的，孩子起先说爬出窗户掉下去的，后来又改口说跳下去的。后经公安机关查证分析，孩子并非像有些媒体炒作的受虐待而跳楼，而是背着书包想顺各家阳台晒衣竿逐级下楼，跑到同学家去，幼稚的想法导致失手掉在4楼和1楼雨棚上，滑到地面绿化带里。如是真是跳楼，恐怕性命难保。
其次，错把撒谎当兼优。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为了煽情，把孩子说成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主要表现在，老师夸奖他成绩好，还叫他担任少先队大队干部。别人看来，这么好的孩子，怎么还要挨打？再看到养母施以棍棒留下的伤疤，更引起了人们对养母的憎恨。其实，老师也不否认，在学校里孩子也有撒谎行为，只是为了迎合宣传的需要，没有如实反映。孩子的养母是山东人，禀性耿直，长期从事基础工程施工。她说，孩子撒谎一直是她的心病，现在改不了，将来长大了可不得了。她希望孩子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成为有用的人才。从她的内心来说，起码要对得起他死去的爹。孩子老是撒谎是品行问题，当然应注意教育方法，但养母对此不能容忍，别人也不会接受的。
再次，错把过失当虐待。关于养母与孩子的关系，在坠楼事件未发生前，周边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叔侄关系，更不知道孩子父亲已经病故、母亲改嫁，孩子无依无靠，2岁时就由有一个女儿的叔叔婶婶负责收养，就连孩子本人也不知道现在的父母就是自己的叔叔婶婶。8年时间里，这个特殊的家，男主人长期在外地做工，就靠女主人一边工作一边拉扯两个孩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今婶婶下岗在家，家庭收入大幅下降，而生活指数节节攀升，女儿上高中，侄子念小学，家庭负担很重。但作为母亲，自己节衣缩食，也要让孩子们过得舒舒服服。在侄子的房间里，有整洁的床铺、书橱、写字台、衣橱。主人房里有一张专门供侄子做功课的桌子。一台电视机、一台电脑放在客厅里，两个孩子都可以使用。而家庭用品相当节俭，饭桌是张简易台，有个圆凳粘上强力胶，锅把塞上小木棒，省钱做法处处可见。但是，一些媒体记者对养母的悉心操劳、养育之恩视而不见，反倒突出报道非亲生关系，抓住其教育方式欠妥、身上留下伤疤不放，概之以“虐待”二字，显然是片面的。难怪当事人女儿看到报道说“全在撒谎”。
从孩子坠楼事件的报道，可以引出沉重教训：
记者一定要坚持深入采访。许多记者到基层采访认为这就是深入，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深入，仅仅是人到了现场，而真正的深入应该是“神”到，对事件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拉到篮里就是菜，特别是涉及到法与非法的界限，尤其要慎重。像上述“坠”与“跳”一字之差，就有罪与非罪的区别。记者在还没有完全掌握真正的事实时，就凭别人的猜测和自己的判断，轻率地给当事人定性，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报道刊登或者播出后，如果当事人不依不饶，就很有可能引出诉讼，媒体的信誉受到影响，记者个人也要背上失实报道的包袱。因此，遇到此类新闻，采访还是要沉下去，再沉下去。
要正确对待家庭隐私。家庭隐私和个人隐私虽然没有具体的法规保护，但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应当慎重，不轻易地拉到场面上“亮相”。而坠楼事件的报道，向人们公开了当事人与孩子保密8年的收养关系，其实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家庭隐私。保密的目的，最主要是养父母想建立亲近关系，使家庭教育产生一定效果。有些媒体对此事件的大量炒作，人们担心会有一天孩子又不顺心，说出“我不是你们生的”绝情话，不打招呼地离家出走，从而惹出更多的麻烦，这也是记者不愿看到的吧。
要重视报道的负面效应。媒体对坠楼事件报道后，引起许多热心人的同情。有的说自己如何地富有，可以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有的留下电话、地址，要孩子不顺心时，可以去找他们；有的当场给钱或寄钱，言外之意不要过多依靠这样的家庭等等，似乎孩子不宜再在养母家庭生活下去，他们几乎没有帮助孩子从思想上去认识撒谎的危害性，认识养母8年的养育之恩，认识养母动武的本意。这样做，会给孩子带来什么？会不会种下更可悲的种子？会不会错误诱导其他孩子？现在还不能预料到。但是，孩子过了“六一”节正常上学以后，在学校里已失去往常的欢乐，整天心事重重，向老师和同学提出了“不要烦我”的要求，更不愿再谈起已经过去的往事。而家里几乎每天深夜要接到没有回话的骚扰电话，影响两个孩子的睡眠。坠楼报道的实际效果堪忧。所幸的是，当地政府和法律部门没有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尽管有时被个别记者逼得很紧，但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他们一家和风细雨的关心，让当事人认识自己的过失发展下去的严重性，以使这个社会细胞不至于破裂。
总之，记者的报道不仅要对自己供职的媒体负责，也要对自己报道的对象负责，对社会负责，这是当一名记者的最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