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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讲述中国故事的《喜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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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改编成电影后在好莱坞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影片中,导演王颖改变了原有的叙事结构,化繁为简,把“喜福会”当作贯穿始终的核心场景,让女儿吴精美穿针引线,引导故事发展。在主题上,影片则保留了原著对母女关系及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关注,同时也刻画了姐妹情谊。此外,影片还借助声音和画面尽可能地再现了原著中东西方元素混杂的特色,让好莱坞的观众时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故事。

[关键词]《喜福会》;叙事结构;叙事主题;东西方元素;中国故事

出生于香港的旅美华裔导演王颖(Wayne Wang,1949―)算是美国主流电影圈中最成功的华人导演之一,曾多次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和英国电影学院奖等的提名,并在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因影片《烟》(Smoke,1995)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在此之前,王颖导演曾将华裔美国文学早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89)搬上银幕,并由其夫人骞人亲自出演女主角。1993年,他执导了《喜福会》,参演的有邬君梅、卢燕等知名华人女明星。其后,他还执导了《中国盒子》(Chinese Box,1997),由巩俐和张曼玉出演,《曼哈顿女佣》(Maid in Manhattan,2002)则由詹尼佛・洛佩兹出演女主角。

有趣的是,《喜福会》的作者谭恩美出生在加州奥克兰,而王颖导演也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奥克兰学习电影制作,这也算是两人在不同时空下的偶然交集。而在把《喜福会》搬上大银幕之后,两人的知名度都大幅提升。同为华裔,在美国长大并接受教育的谭恩美和在香港长大的王颖虽然视角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创作的出发点颇为一致,即关注东方元素,努力在好莱坞讲述中国故事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必然是一种再创作,只不过两者各有侧重。在影片中,王颖导演打破了原著中章回体的叙事结构,用“喜福会”中的一次聚会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场景,穿插着讲述母亲和女儿两代人各自的故事以及她们之间的交集。而从主题上看,影片保留了原著对母女关系及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关注,同时也刻画了姐妹情谊。至于影片和原著契合度最高的一点表现则是对东方元素的呈现。虽然电影由于受到时长限制,无法完全展示原著的所有细节,但还是借助声音和画面尽可能地再现了原著中东西方元素混杂的特色,让好莱坞的观众时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故事。

一、故事结构的调整

《喜福会》文本的结构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小说,全书共分为4个部分,每个部分有4 个小故事。16 个小故事各自既可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故事的叙述人和主体采用母亲辈和女儿辈交错的形式,具体内容如下:

一、千里鸿毛一片心 (母亲一辈的故事):吴精美:介绍各位母亲和故事背景/许安梅:伤疤的故事/龚琳达:红烛泪/映映・克莱尔:中秋之夜; 二、道道重门 (女儿自己以及与母亲的故事):薇弗莱・龚:棋盘上的较量/丽娜・圣克莱尔:凌迟之痛/许露丝:信仰和命运/吴精美:慈母心;三、美国游戏规则 (女儿自己以及与母亲的故事):丽娜・圣克莱尔:饭票丈夫/薇弗莱・龚:美国女婿拜见中国丈母娘/许露丝:离婚之痛/吴精美:哎哟妈妈;四、西天王母 (母亲一辈的故事):许安梅:姨太太的悲剧/映映・克莱尔:男人靠不住/龚琳达:在美国和中国间摇摆/吴精美:共同的母亲①

第一和第四部分是母亲们讲述她们自己以及与上一辈的故事。由于吴素云已经去世,她的故事由女儿吴精美通过回忆来完成。这其中,母亲一辈的故事又穿插着她们和自己母亲的种种纠缠,三代人的爱恨情仇因此混杂在一起。这种混杂的叙事结构也暗示着华裔家庭有的家庭关系:母女之间血浓于水,却因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而充满了冲突和矛盾。有研究者指出,“母亲与女儿的叙事遥相呼应,顺序的逆转显示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而在结构上如此精确的对应又显示出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默契和难以割舍”(程爱民、邵怡,63)。

如此复杂的叙事结构很难在电影中再现,于是导演做了调整,用一种更为流畅的方式来讲述这个关于母女三代人的故事。首先,他把“喜福会”作为故事的核心场景,所有故事场景的转换及人物的出场都在这里完成。而刚刚失去母亲的吴精美则是影片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是出场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叙述者,整个故事由她引导着向前发展。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影片中四位母亲不同的故事之间的衔接和过渡非常自然,都是以母亲们各自对吴素云在战乱时抛弃了双胞胎这件事的看法联系到自己的过去,陷入回忆。

对于观众来说,影片中的叙事结构更为简洁清晰,不同时空之间的转换也相对自然。可以说,导演在讲故事时充分考虑到了观众的感受。而对原著的读者来说,在16个小故事之间随时转换视角,在母女三代人的故事中来回穿梭,难免会有混乱的感觉,一遍读下来可能很难理清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整体来说,和文本相比,电影在讲故事的手法上自然会更加灵活。除了对整体框架的调整,导演还对书中的一些细节做了改动,从而使故事的发展更为合理紧凑,一气呵成。

二、故事主题的一致

早在《喜福会》之前,王颖就曾拍摄过一部名为《点心》(Dim Sum:A Little Bit of Heart,1985)的喜剧片,这也是一部探讨华裔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影片。由此可见,华裔家庭及其母女关系是王颖导演擅长和关注的一个话题,这大概也是他把《喜福会》搬上大银幕的原因之一。但电影在呈现中国式母女关系时,也通过对一些细节的调整,突出了东西方家庭在这一点上的差异。比如在许露丝和特德的故事中,特德的母亲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婉转地表明了不接受儿子这个中国女友的态度。之后许露丝把这些话转述给特德,引起了他的暴怒,两人出于反叛和冒险的心理,变得更加如胶似漆。小说德并没有当面和母亲发生冲突,而电影中的他则这样怒斥自己的母亲:“我只知道你是个浑蛋,但今天第一次我以你为耻!”当许露丝绞尽脑汁想要博得母亲对自己婚姻的赞同,并因为她的打击而备感苦恼时,她的男友却丝毫不在意自己母亲的看法,对她的干涉表示愤怒。无论这种改动出于导演还是编剧之手,其意图都很明显:让观众更直接地感受到东方和西方家庭对“顺从”这一准则的不同理解。

除了母女关系,四位母亲之间和女儿们之间的姐妹情谊也体现出中国式人情模式和相处之道,电影中对这一部分也有所保留。在“喜福会”里,四位母亲借助打牌消遣和中国式饮食成为彼此的安慰。同时她们又会为女儿的教育和面子问题互相攀比,为厨艺的高下暗自较劲。姐妹们之间当面和气,背面说闲话。但当真正有需要时,她们又会瞬间结成同盟。平日斤斤计较牌桌上输赢的几个小钱,当素云去世后,三位姐妹不仅想尽办法联系上素云遗弃在大陆的双胞胎女儿,还集体凑钱让精美回内地探亲,以了却素云的心愿。同样,女儿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却也时常红脸。精美这样描述自己和薇弗莱的关系:“薇弗莱与我同年。我俩从小一起玩耍,就像姐妹一样,我们也吵架,也争夺过彩色蜡笔和洋娃娃。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太友好。我认为她太傲慢。”②(120)妇道人家的精打细算,姐妹间的你攀我比,爱面子的中国式心理,复杂微妙的姐妹情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和小说一样,影片的结局是喜庆的。素云的双胞胎女儿被人收留后健康成长,幸福地生活在内地,她们不仅原谅了曾抛弃自己的母亲,而且很乐意和同母异父的精美相认。精美则在这次内地旅程中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身上流淌着中国血脉:“我再一次细细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255)姐妹的相认,标志着儿女对母亲的认同;精美对中国血脉的渴望,意味着母女间的隔阂开始消除。无论是母女关系还是姐妹情谊都走向更深一步的交融,影片对主题的把握和小说保持一致。

三、东西方元素的混杂

如同大多数华裔或华人电影一样,《喜福会》在好莱坞之所以引人注目,恐怕多少要归结于影片中神秘的东方元素。尽管由于篇幅及手段的局限,影片对东方元素的展现有所取舍,但借助妆容服饰的差异、语言的混杂以及一些惊悚细节的强化,通过中国式母亲和美国式女儿之间的反差,传统迷信守旧与新潮时尚之间的强烈对比,影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和好奇,从而成为在好莱坞上映的最为成功的东方故事之一。

影片中的女儿们身着时装,装扮时尚。母亲们则时常穿着“领子硬邦邦地竖着禁锢着头颈、前襟绣花的旗袍”(15),佩戴着各种翡翠或玉饰。同样的东方面孔,不同的审美追求。在饮食习惯上,母亲们也依然保持着旧日习惯。每次聚在一起除了打麻将,她们还要做各种传统吃食,例如包馄饨、炸春卷、做炒面,过年了则要蒸大闸蟹。对于母亲们在食物上的执拗,吃着薯条汉堡长大的美国式女儿们感到难以理解。不过衣着饮食上的差距只是表象,更难以弥合的是两代人精神和文化上的差异。母亲们对传统家庭准则的坚持及对女儿们严苛的管教,女儿们对婚姻家庭的不同态度和对自由独立的追求,无不让人意识到东方元素与西方元素的格格不入。

尽管有冲突,但母亲和女儿们都在寻求融合之道,母亲们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杂糅性,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半道移民美国的母亲们无法学会地道的英语,她们一方面说着支离破碎的中式英语,另一方面也常常在英语中夹杂着汉语,电影中保留了这一语言特色。不仅如此,影片中关于母亲在中国内地的故事部分都使用汉语对白,辅以英文字幕,但画面外的回忆者却用英语讲述。两种语言的交替甚至重叠使用虽然给观众观影造成了一定困难,但却突出了东西方元素的混杂,这一设计比原著中的手法更直观且更有力度。

除了语言的混搭,电影也保留了原著中颇具封建迷信色彩的一些细节,如许安梅的割肉救母、吴素云对方位的笃信、映映的特异功能及对风水五行等的执迷,此外还有母亲们对数字4的迷信、对阴阳均衡的追求和崇拜以及婚礼中的种种迷信做法等,这些都给影片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标识。对此导演王颖曾解释说,他无意像好莱坞的西方电影人那样,把唐人街刻画成一个神秘的东方符号,在影片中塑造刻板的东方人形象。他希望真实再现唐人街各阶层华人移民的生活,而包括语言在内的混杂正是唐人街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考虑到影片在好莱坞上映,以西方观众为主要受众,影片把个别可能引起西方观众反感的细节做了修改,例如小说中映映得知丈夫出轨之后,以堕胎作为报复。在电影中这个细节则改为映映在给孩子洗澡时,因精神恍惚而导致孩子溺亡。作为编剧之一,谭恩美本人虽然并不认同影片所有的细节改动,但她在故事结构等总体原则的把握上与导演一致。她指出在改编剧本时她所遵循的一点就是保留小说的内核,对形式进行适当调整。在导演和编剧的共同努力下,虽然影片不乏可诟病之处,例如人物表演的生硬、情节的夸张以及叙述声音的转换过于频繁等,《喜福会》仍旧算得上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好莱坞的中国故事。

注释:

① 此目录的中文译文出自程乃珊(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人的译本。

② 小说英文引文均出自Vintage Books的2013年版本,引文译文均出自程乃珊(2006,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人的译本。以下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不另加注,个别译文笔者有所改动。

[参考文献]

[1] Bloom Harold.Bloom’s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The Joy Luck Club[M].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2009.

[2] Tan Amy.The Joy Luck Club[M].London:Vintage Books,2013.

[3] 程爱民,邵怡.女性言说――论汤亭亭、谭恩美的叙事策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6(04).

[4] 谭恩美.喜福会[M].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 谭恩美.我的缪斯[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