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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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相互回避的人潮中，喧哗与躁动无情地淹没了大众之间的内在差异，同一街市上，我们仅凭人类的风格学、心理学、生理学的有限才识，难以断定谁更合适游走在那里，去代表和追求那些“崇高”，或者“庸俗”。

例如北京，例如上海

乡村，不是一个让我感到踏实、自在的地方，因为这是无法在此安全地隐藏、自己四处自由活动的地方，但城市是，尤其是那些由上千万人口组成巨型人流的地方，例如北京，例如上海。

正是在都市的人流中，我才会自在，所谓的大隐隐于市，倒并非在于隐居者的境界有多高，而是因为这里谁都不认识谁，我只是人群中的人，犹如一滴水消失于水流之中。而都市，也是一个比乡村远为安静的地方，当我想找一个地方坐下，读上一个小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时，崇文门边上的麦当劳显然比四合院内的天井更让我安心。在麦当劳的音乐和各种说话声混合成嗡嗡一片的背景噪音中，你听不到任何邻座的声音，也不会被任何邻桌听到，更不会有人来问你在读的是什么故事，而在一座四合院中，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把脑袋伸进来，跟你打招呼，防不胜防。

城市属于，属于城市

在北京租来的房间中，我可以在凌晨三点突然起身，跑到南锣鼓巷的酒吧和一个搞摄影的胖子碰头，也能在自己的屋子里招来各路牛鬼蛇神，边享用火锅边讨论媒体改革，而自始至终，在火锅的另一侧有一个瘦子在拍击着一面非洲长鼓。当中国的庞然人群都从乡村涌往城市时，除了工作的机会之外，城市的自由显然也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所在。那些进城青年在网络上不断控诉城市的冷漠时，却未见有多少人真正回到乡村的“温暖怀抱”中去，因为一定程度的冷漠，恰恰正是互不干涉、个人自由的表情。

陌生人群和由陌生而来的自由令一个北京客颇感快意，显然并不是做着与我同类工作的北京人所同样感受到的。在北京的三年间，我到人艺、798、草场地看了近百场参差不齐的小剧场演出，几乎每月都有几个晚上会在那些点着红灯笼的巷子或湖边（我不明白后海或南锣鼓巷为什么非要点亮红灯笼如红灯区）喝那些更像果汁的鸡尾酒。但是有着自己的产权房、建立了自己家庭的居民，显然失去不少城市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重心并不在于整座城市之间的游走，而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室内。

“脑叶切除术”与未来城堡

上海的城市生活有着它怀旧和追忆的一面，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开始一种抛向未来的某种生活，其代表便是陆家嘴突然耸立起来的建筑群和在玻璃幕墙背后的生活。

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的一天，一个拐弯之后，我眼前出现了两根闪闪发光的巨柱，我不知道它们的顶端是什么样子，因为顶端都消失在了缭绕的云雾之中。一秒钟之后，我从被催眠的状态中醒来，巨影便也恢复成了通常所提及和熟知的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

相比照片和图纸上的形象，眼前的环球金融中心显得出奇的庞大，似乎是一座独立而封闭的城中之城。事实上，绝大部分乘客都没有特别注意到自己正从这栋巨型建筑前经过，他们只是偶尔在眼角中撇到一眼，然后就转过头去。在这里，我所遭遇的并不是城市生活与城市观光的区别（所谓北京人不去故宫，上海人不去东方明珠），而是库哈斯所谓的超级都市“脑叶切除术”的问题。

换言之，当都市摩天大厦林立，摩天楼尽管各自形态夸张，似乎将自己的表情和生活都表现在了那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幕墙）上，但那些玻璃是无法穿透的，所有的摩天楼的外部形象与内部生活决然割裂。金茂和环球金融中心的形象从各个方向（从实物压倒性的空间体积上到电视到海报甚至居民们的记忆和梦境中）包围着上海的居住者和快客们，但与他们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除了某些快客会花上150元的观光费登上环球金融中心的观光走廊，去俯瞰尖顶林立的上海。而他们最兴奋的是，看到了金茂大厦的顶部，那是另一座城中之城的尖锐而多棱角的外部，一座刺激着野心勃勃的快客们前往攻占的未来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