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安两市与关中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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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隋唐长安的繁荣，主要以关中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基础。关中水利的兴修，耕作技术的提高，官私手工业的兴盛，凡此种种，无疑皆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城市经济的繁荣，例如东西两市的商业繁荣加强了关中地区城乡交流，也刺激了附近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使其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关键词】 唐代长安；市场；关中地区

关于长安市场与关中经济的联系，前辈学者已做过较深入的研究，但大多数着眼于经济地理方面的内容。笔者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并以长安两市作为实际载体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出发点。

一、关中地区对长安市场的基础供给作用

第一，定都长安的统治者为政局稳定而发展关中的强本弱末政策，为关中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为都城，这虽是两代的新猷，却是西魏、北周的旧绩。”凡在长安建都的王朝，无一不努力充实关中地区的实力。隋唐两代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是其在长安立都的政治基础。所谓“关中本位政策”，是指创建关陇集团的宇文泰制定的以经营关中为根本，以居重驭轻、宰制全国为目的的基本国策。宇文泰以“关中本位政策”创建霸业，“隋唐因之，遂混一中国，为极盛之世。”由此可知，关中本位政策是关陇集团最基本的特征，也是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之所以能居于全国政治、文化及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政策原因所带来的关中地区的大力发展成为长安两市作为区域商业中心的强大后盾和坚实基础。

第二，关中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关中是隋唐两代都城的所在地。发达的农业自是建都的一个重要经济条件。关中地区以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好稼穑，植五谷”是关中人民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到了唐代，关中地区的农业产品种类繁多，地区分布合理，因而成为唐都长安坚实的支撑者。

唐都长安的粮食除来自关中地区外，漕运粮食入京也是长安粮食供应的重要途径。但是，唐代漕运粮食只能算是京都与三辅地区所需粮食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长安粮食需求主要还是靠关中地区的供给。漕粮主要是赈灾备荒，起一种调剂作用。史料记载，唐高祖、太宗、高宗时期，漕粮年运量不大，不过一二十万石。漕粮只能起到补给作用，长安城的粮食供给从根本上讲还需仰赖关中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达的农业，大部分官民还是依靠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来养活。这一时期，关中的农田水利事业也取得了突出成就。隋唐定都长安，故对关中平原水利灌溉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和扩展。唐朝时则进一步扩大水利灌溉的面积。此时，白渠已发展为南、北、中三支，称为“三白渠”。中渠在唐中叶又增设彭城堰，分疏四条渠。唐初还在今陕西韩城境内，自龙门引黄河水灌溉。[1]除了泾渭二川之外，还有沣、灞、涝等多条河流，当时导引这些水道的沟渠纵横罗列。就水利灌溉事业而言，唐中央设官有水部郎中、都水使者及渠堰使等名称。

粮食作物和蚕桑的广泛种植，水利的兴修，都是关中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关中地区有坚实的农业作原料基础，加上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能工巧匠辐辏于此，关中的纺织业、印染业、制瓷业、粮食加工业、酿酒业、刻板印刷业、金银制造业、建材业等行业都比前代有显著发展。长安商业的繁荣本就是说明关中手工业发展迅速的一个有力例证。长安能保持商业的高度发展，与关中地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关中地区的富庶，不仅为长安市场提供更多产品，同时也保证了有相应的购买力。除长安外，关中的许多地方也是有相当规模的商业活动的，如长安西边的歧州（今陕西凤翔）也是西通河陇，舟车辐辏，州内多豪族，对外引名商。

关中地区交通运输的发达，为长安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关中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同渭河及其支流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中平原的所有城市都坐落在渭河及其支流的沿岸，周秦汉隋唐都城都是在渭河沿岸或者不远的地方。国都所在的地方，既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所在，又必须得到全国财政经济力量的支持，。因此，渭河航运作为王朝对外联系的主要水路交通线也得到了开辟和发展。唐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人口众多，物质需求增大，全国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长安。渭河航运即被迅速开辟，使其成为对关东水路联系的主要通道。并且开凿了一条与渭河平行的漕渠以备运输。唐开元中，全国驿道有六七万里，长安仍为其中心点。但路线所经，大体因袭秦驰道，汉驿道。今日的铁路、公路干线，多数与唐驿道相去不远。由此可见关中地区的交通是四通八达的。

二、两市商业繁荣加强关中地区城乡交流

繁华的都市历来都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人们向往大都市的生活，大都市物质的丰富能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精神生活也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唐长安就具备这样一种魅力。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民众争相辐辏，更汇集了世界各方人士来到这里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唐政府兼容开放的外交政策，更让长安在当时成为享誉世界的大都会。“十里笙歌，万家罗绮，身世疑在仙乡”，这种升平盛世景象更代表了长安富贵活跃的城市消费文化，上自宫掖、显宦，下及名流、文士、市侩、娼妓、武夫、走卒，都能参与进来。城市人口中从事工商业、服务业者比例加大，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逐渐增加，工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唐中期以后，有市井之徒，炫耀势力和财富，流连繁华场所，招摇过市，斗鸡走狗，无事生非，被称为“坊市恶少”、“闲子”，主要是一些商贾、膏粱、军将子弟。这种特殊人群的产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市中产生了一批依靠城市经济或依赖城市社会救济的人群。而市场作为商业发展的载体，市也就成为城市经济的一个缩影。

长安市场的兴旺说明长安商业的繁荣，商业的发达也给城市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城市的快速发展有一种向心力，会使地区向中心逐渐靠拢，经济的一体化使这一地区联系更为紧密。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必要场所，是城乡物资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地。实践证明，建一处市场，可以兴一批产业，富一方群众。长安两市是关中农业、手工业产品的最大集散地。唐前期，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纷纷向长安汇集。长安不仅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中心，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琳琅满目、品类纷繁的国内外货物，大致都能在东市或西市看到。城中的市场也成为日用品转运、批发、零售的集散地。长安市场上的商品品种相当丰富，比前代大为增加。薛平拴先生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对长安市场上经营的商品做过一次专门的考察分析，大致可分为23个大类，可见长安市场上的商品种类无所不有，相当丰富。在这些大的类别之下还有许多细分，比如生活用具中的盛器就有碗、盘、杯、壶、盅、瓶、罐、盏、碟、坛、钵、盂等等，加上质地的不同又有很多种类。纺织品、酒类等亦种类丰富。《长安志》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比东市兴旺，估计行数还要再稍多一些，可见长安东西两市的商品种类繁多，说明专业化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由此可见，长安两市的经营范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至少对于关中地区来说，这里是最大的商贸市场和商品集散地。

司马迁曾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2]处在生产最底层的原料的生产者利润是最低的，而商业利润则处在最顶端。因此，在唐代农民弃农从商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尤其是中小商人中不乏弃农从商者。薛平拴先生将隋唐长安的中小商人的来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城内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各种中小手工业作坊主、小手工业者；第二类是来自长安附近或更远地区的弃农经商者，他们完全脱离农村，不再经营农业，而以经商为业；第三类是来自长安郊区的半农半商型商人，他们尚未完全脱离农业，但经商活动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中小商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大多从事的都是日常用品的小本买卖，诸如各种水果蔬菜、柴薪、衣物等等商品，基本上属于自产自销型。白居易诗《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3]这是长安周边地区小商贩的典型写照。长安中小商人数量之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关中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关中地区农业手工业发达，农民或者手工业者将自己的生产的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来贩卖，而长安市场作为这个基地，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在长安与关中地区架起了一座桥梁，促进了城乡间以及城市间的交流。

【注 释】

[1] 廖幼华：史书所记唐代关中平原诸堰.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1999.

[2]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3274.

[3]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讽喻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79.

【参考文献】

[1] 史念海.长安与洛阳[C].唐史论丛第七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薛平拴.隋唐长安商业市场的繁荣及其原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3）.

[4] 葛承雍.唐京的恶少流氓与豪雄武侠[C].唐史论丛第七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 薛平拴.论隋唐长安的商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2）.

【作者简介】

芦 蕊（1984-）女，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史和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