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N9检验中国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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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的春天，SARS洪水猛兽般肆虐中国；十年后的花开时节，又一种新型病毒h7n9突袭而来。这不是纪念，而是一场检验。
人们感叹，病毒总是跑在人类的前头，它们能够通过细胞变异进化自身能力，武装成为我们完全陌生的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疫情，我们总是展露出条件反射式的紧张情绪，甚至恐慌，但这种对生命权益的敏感是人类的本性，无法苛责。
不过，越是这种危急关头，基于制度与行动的“安抚”才是最好的应对，如此才可以从容不迫，而非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坐以待毙。
庆幸，这一次我们没有像十年前那般手足无措，政府在信息公开、疫情监测、治疗手段、疫情控制和应急公关等多个环节，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进步。
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反映社会关切
截至4月23日，全国共报告H7N9禽流感108例，死亡22例，康复13人，病例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山东七个省市，并且有可能继续蔓延。虽然病例数几乎每天都在刷新，但公众的情绪显然已经没有最初那么紧张。
事实上，在上海市发现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后，有关政府是否延报疫情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十年前，SARS疫情被政府瞒报四个月的惨痛经历，让公众普遍意识到，只有盯紧政府才可能控制住疫情。
公众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公开信息显示，最早的一例H7N9禽流感病例于2月19日已经发病住院，并于3月4日经救治无效死亡。然而直到27天后的3月31日，国家疾控中心才消息称，发现人传染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
在患者被确诊为H7N9病例之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的发现者卢洪洲对此解释：“发现一个全新的病毒，需要经过至少两个P3级实验室共同确认，以及国家疾控中心的复核，才能最终确定。这其中的每一个流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种解释得到公众一定程度的认可，面对未知的致命性传染病毒，慎重处理是完全必要的。
但根据媒体报道，首个病例的确认并非一帆风顺。病毒样本从医院被送至闵行区疾控中心进行检测时未能发现新病毒的征兆，这导致疾控系统常规的逐级上报信息链条发生中断，病例样本脱离常规流程，以致首个病例完成样本采集后，经过了漫长的23天才上报到中国疾控中心。
好在，疫情并未被刻意隐瞒，这相较于十年前的SARS疫情，是一个巨大进步。SARS病毒爆发初期，政府长时间禁止媒体报道有关病情，疫情披露后，媒体又被要求不要渲染，以免引起民众恐慌，这导致疫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错过了疫病初期控制期。直到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将中国从SARS疫区中除名。
让人说真话，是我们从SARS遭遇战中得到的最重要教训。信息社会，只有透明与公开才能终止谣言和恐慌。也正是因此，国家卫计委于4月6日对公众承诺：“将做到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制度建设成效初显
国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将SARS一役称作“小米加步枪”的胜利。“胜利”之说尚有争议，但足可见当时全国上下的狼狈之态。如今，有了更为先进的医疗设备，更加完善的疾控体系，此次H7N9禽流感疫情中，官方的应对从一开始就比“非典”时期显得从容有序。
这正是“非典”的遗产：一是加强信息透明公开；二是加强制度和系统建设，使危机应对成为政府的一项常规工作。
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2002年就开始着手建立，但是在2003年SARS疫情爆发之前，疾控体系的基层网络建设尚未成型。此后的十年，全国疾控系统获得100多亿元的拨款，用于疾控体系的基础建设。
中国先建立了“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后又建立了“国家重大传染病监测系统”。这次安徽省确诊的一例病例，就是通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发现上报的；而上海市的两例患者则是发现于国家重大传染病监测系统。可以说，和十年前相比，我国目前拥有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传染病防控体系。
在这次H7N9禽流感疫情中，虽然一开始的确诊稍显缓慢，但从第一例病人开始，就引起卫生系统和疾控系统的高度注意，上海等地果断采取了隔离传染源的措施，而当时传染源和传染途径并不明确。
2003年，国务院出台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该《条例》规定，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要在全国范围内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启动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这一规定在此次H7N9禽流感疫情中也得到体现。4月2日，上海就全面启动流感流行应急预案III级响应。这一响应机制的启动，使卫生、农业、工商等多部门的联防联控得以开展。
4月3日，国家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人感染H7N9禽流感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人感染H7N9禽流感诊疗方案》，使国内有了防控H7N9禽流感疫情的指导性文件。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后，应当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网络直报制度也是在“非典”之后迅速建立的，它要求，临床医疗机构或疾控单位，在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时，尽快将病例信息上传至全国性监测网络，从而使各地入网的医院和疾控中心获知情况，进行有效监测。
考验依然存在
“非典”十年之后，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已日臻完善，但H7N9禽流感疫情尚未结束，未知和考验依然存在。
从开始分析病例样本至今已过两个月，分离出了病毒，批量生产了检测试剂。但是，对于传染病控制最为重要的传染源、传播途径等仍未有明确结论，特效药和疫苗方面更没有值得骄傲的成绩。
“我们发现检测出病毒的地方皆是活禽市场，而养殖基地并未检出H7N9。”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一位研究员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家禽是H7N9的传染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舒跃龙等人通过对H7N9基因序列分析，确认其由三种不同病毒重配而成，这三种病毒分别来自韩国的野鸟、浙江的鸭子和北京的燕雀。但他同时表示：“由于中国及周边邻国对于鸟类、猪及人患流感的监测有限，使得准确追溯传染源成为一个难题。”
上海和北京都已经产生家庭聚集性病例，这使“人传人”的担忧上升。研究者很担心H7N9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类似的基因突变，进而具备人际传播的能力。而H7N9的基因序列也确实表现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特性。
禽流感的防治是一项国际问题，单靠一国的研究不免乏力。正因此，在这次疫情中，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已将H7N9病毒毒株运往世界卫生组织其他4个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同时运往1个动物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以及香港大学和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
4月19日，向台湾提供的H7N9病毒株也启运，病毒株将主要用于评估现有H7N9禽流感感染检验方法是否正确，以便开发更新、更快的检验试剂。台疾管局副局长周志浩表示，这是两岸首次交换病毒检体。
病毒研究方面，已经做到国际协同和信息共享，但国内各部门和地区之间的防治手段难以同步。某些机构甚至基于部门利益盲目行动，引发“清明时节雨纷纷，全民服用板蓝根”的尴尬景象。
这种不一致在捕杀禽类时也有体现。上海在鸽子身上发现禽流感病毒后，很快便停止了全市的活禽交易。然而，同样在家禽体内发现禽流感病毒的杭州，只是将涉事商行暂停营业。而南京则在境内尚未检测出家禽身上有H7N9病毒的情形下暂停了活禽批发市场的交易活动。
农业部要求，扑杀禽类取决于其部门下动物防疫机构的病原学检测结果。然而，中国疫情监测工作，一直是人归卫生口负责，牲畜归农业口负责。即便疾控人员根据流行病学证据，认为有必要扑杀禽类以隔断传染源时，也没有权限。当出现共患病时，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就体现出来。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认为，此次应对H7N9“速度还不够快”，需要进一步完善“左右沟通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