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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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中有一种说法，黄帝的史官仓颉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创造了文字。这似乎是唯一的无所依托的原创，以后的所谓创新，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所以，写字要从学习开始，我们现在的方法主要是临摹古代法帖。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先讲讲另一个现象：古人学字一般都从学习时人开始。

例如王羲之大约十岁左右跟他的叔叔王廙学习写字，后来他还学习过卫夫人的字。都是直接学习老师的字，而不是在老师指导下学古代书法。等到学习张芝、钟繇的时候，才是学习前代流传下来的字迹了，手段主要是临摹。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和胡昭跟随刘德升学习行书，也是直接学刘德升的字。梁鹄给师宜官买酒喝，把他灌醉后窃取了他的真迹，为什么？不是拿去卖钱，而是学习。再往前一些，学习篆书的人也是直接学时人，而不是跨越时代学李斯。邯郸淳篆书学曹喜，韦诞学习邯郸淳。张芝的弟弟张昶一定学习了张芝的草书，所以，文献中记载当时有许多所谓的张芝草书，其实是张昶写的。

当然，这些例子都是书法家们的个人行为。但是，早期的官方学校的学子们也是直接学习老师的字，而不是有其他的范本或者教材。《四体书势》中记载了一件事：“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也就是说梁鹄的弟子毛弘在官方学校担任大学老师，教学生学习八分书。那么他教学生学习谁的八分书呢？卫恒在此说了一句话：“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显然，毛弘教学生学习的就是他自己的字，而不是引导学生跨越时代学古人。钟繇有所谓“三体书”，其中之一叫做“章程书”。章程书是什么字体我们暂且不论，且说这一条下面也有一句注解：“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也就是说，钟繇的这种章程书就是用来教小学生的字。那么我们可以说，不论是小学生、大学生，还是社会上有名的书法家小时候的私家教育，都有学习当时人书法的经历，而且是启蒙就学时人字。

不仅官方的教育机构以时人字作为范本，官方在用字的时候，即使最严格的场合，也是用当时人的字。《四体书势》说魏初邯郸淳传古文，到了正始年，国家立的《三体石经》，其中的古文已经“转失淳法”。这就从侧面反映出就连这种具有示范意义的石经，也不追求古字，而是用时人字。

唐代以前，包括唐代在内是书法的古典时期，自五代以下可以视为变异期。我们会在下一章对这个看法做详细的说明。古典期书法史的主要内容是篆、草、隶、楷、行五体的发展完备和以晋、唐为代表的两种主流书风的形成。在古典时期，每一种书风的形成都和字体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在这个时期，习字人只要能在当时的流行风气中占得一席之地就是成功。这个时期重师承，所以口传亲授为主。变异期各种字体和主要书风流派完备、定型，万法具备。这时候启蒙阶段还可以师徒亲相授受，但是，到了一定程度，要开阔眼界，要追求更高的目标，就只有跨越近代追寻古代了。毕竟不是每一个时期都有钟、王、颜、柳。所以，跨越时空界限临摹古帖就成为一种高级的学习手段。

当然，亲授与临摹两种方式没有一个可以一刀两断、十分清晰的转换点，或者说，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两种情况并行的。这是因为，学习方式的存在是需要一些社会基础的。比如学习时人的字，一方面需要身边有写字的人，可资模仿、请教；另一方面，亲授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古代复制技术不普及，名家作品的摹本、拓本都是很不易置办的奢侈品，更不用说珍贵的真迹了。由亲受师传转化为临摹古帖，目的是想提高，而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是有帖可供临摹。当碑帖的复制非常容易的时候，临摹古帖便成为主要的学习方法。这个局面是什么时候最终形成的？我以为就是当代三十多年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以前，“黑老虎”是碑帖专家才有条件研究的，在习字人中间是难得一见的宝物。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习字一般也都模仿祖父辈的字或者当地名家的字。专心致力学习古代法帖，是很晚的事。当然也临摹，但是除了个别有家风家底的世家孩子。当时学校的写字课使用的“字帖”是什么？我的家乡叫做“影格”，就是散页的帖，当然是白纸黑字，套有方格或者米字格。除了颜、柳、欧、赵四家以外，还有简化字，那就是当时人写的了。即使学习当时人写的简化字的影格，也属于临摹，而不能算是学时人，因为你不认识人家，除了他写的影格见不到他别的字，而时人的影格也是印刷品，不是真迹。

学习时人字，可以躬亲授受，或者大量接触时人真迹，便于短时间内在笔墨、结体、篇章等各个方面快速提高，不用多久便可以基本成型。以前人的字迹不论艺术格调如何，是雅是俗，起码能够成形，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很主张在启蒙阶段随意模仿一些身边人的字，这样就能很快熟悉笔性。

当然，这种模仿要适可而止，不能持续年祀，养成习气。什么是习气？就是某一个人特有的习惯。特点有时候就是习气，但是好是坏、是否适当则视情况而定夺。什么时机由学习时人转入临摹古人？用笔熟练但未成习气的时候。如果你缺乏自我约束力，不能及时放弃学习时人，那你干脆不要学时人，直接进入临摹古人。

如果不经师授，纯粹的临摹古帖对于初学者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容易支离破碎，不能成字。但是，这不是不能临摹的问题，是临摹不得要领的问题。十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坚持练字两三年，觉得有点拿得出手了，约我去看看。事先我并不知道他在练习什么字体、什么帖。一到那儿，看到桌子上厚厚的一沓“临作”，我说了一句：“学《张迁》呢？”他高兴地对另一位朋友说：“看看，内行就是内行，一看就知道，不像你……”我赶忙解释：“对不起，我熟读碑文而已。”剩下的话便没好意思再说出来。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学时人的字并用它篡改了《张迁碑》的字风的。他不是不能用《张迁碑》改变自己，看那意思，他压根儿就没那么想过。

既然已经进入临摹，就要当做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就是不能老是想着以前如何如何。下过的功夫是不会白费的，即使你不惦记它。所以，一旦临摹，就要收起以前自己感觉很不错的经验，尽可能地向字帖靠近。古人说“尽弃其学而学之”，就是这个意思。

许多问题，在其他领域都不是个问题，但只要涉及书法，往往会纠缠不清，屡谈屡犯，屡犯屡谈。因为书法这个东西太“阴险”了，简单说无非是写字，但都是字，其间差别不啻霄壤，入不入流，神、妙、能的哪一品，等等，讲究太多了。所以说它“阴险”，阴险就阴险在入门要求与终极目标的差距太大了，大到何等地步？以前我说过：“从零到无穷大。”所以不入门没关系，入了门的没有不被包括其中，永远望不到边。不仅阴险，书法这东西还很“狡猾”。不论你多么恪守古帖，你一定会露出自己的痕迹；不论你多么想自成一格，你永远都写不出前无古人的一笔。

书法的任何一种字体、流派都有自己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有时看似不能言传，但懂行的人不用解释就明白，说明它是公认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体、哪一派，都有这一体一派的共性。你要想进入其中就要具备共性，要具备共性就得懂行，要懂行就得学习。学习别人的书法当然要看，但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照着写，这就是临摹。

从理论上说，书法中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继承前人的成就继续走下去，继承的主要手段就是临摹。这条道路很拥挤，为什么拥挤？因为前面有人成功了，所以大家都争着抢着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沿这条路勇往直前，为后来者拓宽了道路又成就了自己的人太多了。所以，虽然很拥挤还是往这儿挤。当然会有人想另辟蹊径，走第二条路，也确实成功了，但这类人至少和想走老路的人一样多，开辟出来的新路，只要有了标记也就变为老路。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老路都是曾经的新路，甚至是曾经的幻想之路。几千年下来，当我们只想自己独创一体，不想步人后尘的时候，到处都已经脚步凌乱，那是“前辈们”留下的痕迹，我们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后来者如果想在书法这条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只有脚步比前人更深，想寻找空白，那是瞎耽误功夫。不在共同体系中的书法风格是不存在的。《西游记》里的各路妖怪都在天上有户口，都有自己的履历。只有孙悟空是石头缝里出来的，最后还是在天上有了户口——斗战胜佛。什么圈子里的人，都会最终打上圈子的印记，除非你退出。

书法要不要临摹，至少在一些人群范围，就是一个说了跟没说一样的问题，不管听过多少场报告，不管是谁苦口婆心地规劝，每次还是有人要提出疑问，不是故意折腾人，而是真的被人折腾得困惑。

几年前的一位老熟人来看望我，不管我们谈到物价、交通等等什么琐事，他总能把话题绕回到书法上，最后又回到了临摹古人还是自己写的问题上。他说你们那儿的人就会“照着写”，我说是在临摹，但谈不上完全会。他又说“照着写”太多限制，什么都不考虑，写出来才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询问过他是否想过要写得更好，他说经常想。我说那你只会越写越糟糕。因为你写的越多，考虑的就越多，“限制”就越多。后来我们扯到《水浒传》里去了，因为我说武松大战飞云浦，枷锁和脚镣都没有锁住武松，反倒帮了他忙，后来的武行还产生了一套叫做“武松脱铐”的拳术。至于写字是否要临摹，最终也没个共识。临走时翻我桌上的书，看到了王羲之的《大道帖》，他拍案叫绝，我说这是米芾临写的。

写好诗文首先要熟悉前人优秀的作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文选》烂，秀才半”，都是这个意思。书法的道理和作文一样。

临摹古帖可以学习丰富的笔墨技巧，为有书法意义的书写作准备。如果要谈到创造自己的书法风格，则更需要。临摹到一定程度，心生感悟是必然的，师心自用是不会有结果的。历代法书之中有流派纷呈、取之不尽的技巧。从古帖中得来的技术是经过了历史检验的，是可靠的，成熟的。绝不依傍前人的纯粹创造几乎不存在，一些所谓的创新实际是见得太少。

临摹古人，丝毫不用担心没有自己，书法风格的丰富性是由人的复杂性决定的。任何人的临作都一定是他自己，不可能是重复前人。我们在史论研究的时候太多地赞美了神奇的毛笔，氤氲的纸墨，无奇不有的自然，唯独忘记了歌颂人自己。如果人的大脑只是个西瓜，双手只是木棒，则不论外在的自然多么纷繁，圆锥形的毛颖多么奇妙，也不会有书法的出现。

（选自 寇克让《书法没有秘密》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