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我国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防止金融危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我国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防止金融危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护我国经济安全,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经济安全; 应对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之一。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论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会给各国带来一定的冲击,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济全球化对其经济冲击的结果。[1]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参加经济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当然,这种代价一点不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太大,不能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超过自己从经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因此,对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不慎之又慎,也就是既要积极参与,又要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回避经济风险,实现经济安全。
一、 东南亚金融危机形成的深层原因
从表面上看,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外部大投机商索罗斯点燃的,实质上内部诱因早已在东南亚各国内部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危机产生于可以避免的决策失误”[2],因此,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
东南亚国家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经济增长较快。但东南亚各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对外贸易和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弊端。随着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制造成本的增加,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未能同步提高,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不高,无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以致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出口下降,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面对长期贸易逆差,各国政府不是通过积极主动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来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是采取低水平、盲目扩张,忽略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制造业等方面,出现了“规模效益递减”的状况。
(二) 投资政策导向失误,“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呆帐坏帐严重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是泡沫经济的主要载体。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体制上的缺陷和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政府对大量流入的外资缺乏正确的投资导向。各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使得大部分外资流向投机性强或是需求不足的非生产性用途领域,诸如房地产或股市。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又引来大量银行向房地产业的投资。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商业建筑严重供过于求,造成大量住宅、商业建筑被闲置。由于一些银行擅自放松向房地产业贷款的标准,结果导致大量资金因房地产过剩变成呆帐。银行的呆帐增加影响了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一些金融机构濒临破产。[3]
(三) 过多吸引外商投资,外债结构不合理
经济一体化增强了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大规模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4]以泰国为例,泰国经济起飞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资金短缺,二是通货膨胀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的利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汇率相对稳定,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泰国从中谋利。流入泰国的游资大部分是短期外债,1997年7月危机爆发前,泰国的外汇储备为320亿美元,但短期外债为400亿美元。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用外资力量的推动,但不能完全依赖外资。过分依赖海外市场资金,尤其是偏重短期游资的利用,必然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5]
(四) 资本市场开放过快,金融监管乏力,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是危机发生的突破口
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各国为了实现快速赶超型的发展战略目标,为了大量吸引外资,竞相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措施,急于使国内的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超越了自身经济和市场条件,在制度安排上难免存在漏洞。[6]东南亚各国虽然对发展本国金融市场颇为重视,却没有及时深入改革经济体制,以促进其充分的市场化。因此,各国的金融体系缺乏适应市场的高效率和稳健的风险管理,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单单强调金融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来吸引外来资金,而不注重金融体制改革和有足够的金融人才来监管金融体系运行,无疑是饮鸠止渴,最终难免出现危机。
基于上述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的深层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南亚金融危机“不过是当代全球化过程之深远影响及其表现的一部分”,[6]具体说就是资本全球化、制造业及其产品的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等等,给东南亚各国带来的负面的冲击。这次危机之所以没有发生在处于全球化更前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发生在处于前现代化时期的亚非欠发达国家,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对他们的冲击较小或是根本不存在。
二、我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保证经济安全,防止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1?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中国家应适时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把以“赶超”为主的战略转向以效益为主的战略,由重速度的发展转向重质量的发展,使经济增长由“数量推动”向“质量推动”转变。只有这样才会有整个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增加,科技水平的真正进步;才会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契机,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他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增强独立自主能力,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防御金融风险,维护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2?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国内市场的更加开放,有可能导致一些原来准备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改变其经营策略。过去外商为了进入我国市场,在转让技术方面做出部分让步。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强求外商必须转移其技术,由此,外商可能会做出“只卖产品不转移技术”的选择,从而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引资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利用外资领域,引进外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资金份额的重要手段。二战后,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以资源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70年代后期,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增长率达21%,占投资总额的38%,90年代达到40%以上。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部分跨国 公司开始从直接生产领域退出,转向输出专利技术、知识产权、品牌为主的委托生产加工,生产和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部分企业,开始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吸收外资与引进技术极不协调,吸收的外资总量己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外资带动产业技术进步的效应较差。面对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创新方式已对提高利用外资规模与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含量、质量形成新的制约。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创新入手,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提供更大的空间。
3?协调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紧跟国际潮流,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要有所侧重,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同时,要正确处理好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发展传统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是我国加入WTO后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此,要加快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以提高传统产业的经营效率、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
(二)积极创造条件,稳妥地开放资本市场
忽视本国实际,急于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同样,消极地视资本账户开放为一个遥远的目标,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关键在于前提条件的具备。
1?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条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使低效、高成本的资本管制转变为高效的金融监管,乃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根本所在。只有完/！/善金融监管,才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为资本账户的开放保驾护航。反之,即使其他前提条件均具备,发生金融危机的灾难也很难避免。金融监管是以控制金融风险为主要内容的。随着放开资本账户,对已过时的管制措施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只是转移了管制的重心,由金融监管取而代之。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对我国至关重要。首先,我国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它的存在会使我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国外金融业在竞争上的优势,在经营制度和投资技术上的先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大且易变的情况,我国金融的环境变了,不再是过去那种缺乏竞争、规范和创新,金融机构业务单一,相对单纯、稳定的环境,如果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滞后,会造成金融风险的扩大和深化,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开放所获得的益处,都将被危机带来的成本抵消。其次,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内容,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既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也包括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市场化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关系,使资本账户开放更具复杂性。资本管制解除之后,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将主要依靠利率进行调节,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或不到位,那么,很可能造成资金价格信号的失真,使央行难以利用利率机制调控金融市场,极易引起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和资本外流。利率能否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又密切相关,因为市场化的利率信号是在货币市场形成的,这一信号的质量,就取决于货币市场的规模、运作的规范程度和效率,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等。不仅如此,完善的货币市场还有利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调控,通过提高利率(贴现率)或发行高利率的短期信用工具,将资金从外汇市场吸引到货币市场,减轻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压力。同时,在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可以吸收或减缓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造成的汇市振荡,对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汇市稳定很重要。
2?积极准备“条件”的政策思路
突破重点,兼顾一般。“重点”指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一般”指资本账户开放的其他诸多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无论在理念上、内容上和手段上,都在计划金融的惯性下运作,只为适应金融市场化的改革做了一些修补,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一方面监管过“严”,以牺牲效率与竞争力为代价,延缓了市场金融改革的进程;另一方面漏洞很多,诸如金融诈骗、违规资金流动和骗汇等屡禁不止,出现严重问题后,才采取补救措施,查处或关停一些违规金融机构,并没有有效降低金融风险。
我国加入WTO后,国外金融机构的进入,将带来金融创新工具和迅速扩展的业务,使金融监管的范围和难度大大增加,5年的过渡期我国必须做好准备,变被动为主动,按有关国际规则,以以下几个原则构建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
第一,成本———收益原则。即政府对金融监管计划、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以及被监管机构的执行和自行监管都应树立成本———收益的理念,力求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更有效的金融监管效果。近几年来,不少国家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监管成本问题。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就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督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收益大于成本。由法律规定对任何新的监管举措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帮助监管当局制定更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出现产生违反初衷效果的监管行为。
第二,安全和效率并重原则。金融安全历来是金融监管追求的主要目标,然而,这种目标的达成往往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美国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等都预示着各国金融监管在考虑金融安全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考虑金融业效率。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偏重安全性取向,忽视了金融业效率,为防范风险而采取的一些措施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创造力和竞争力,金融机构竞争力低下,则成为我国入世后的最大忧患之一。因此,完善金融监管应掌握好监管的“度”,在继续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多地给金融业公平竞争、注重效率的发展空间。
第三,前瞻性兼顾可操作性原则。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力求具有前瞻性,充分考虑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对金融业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监管方法和手段是必要的。但是,监管法规、规章的制定必须兼顾可操作性,考虑法规、规章运作的外部环境。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不论《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还是《证券法》,其可操作性都比较差,而且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法规和规章也没有真正起到补充基本法律之缺漏的作用,甚至与基本法律之间、相互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或直接抵触之处。结果,金融监管法律与现实存在很大冲突,造成了有法难依。
3?机制建设为主,行政控制为辅
资本账户开放,对开放国来说,最令其担忧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走过的历程,金融监管是以行政手段管理和控制为主的外部强压模式,由于受人为的影响很大,监管力度的“度”很难把握好,要么监管过“严”,压制了竞争,要么违法违规金融活动有机可乘,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转变金融监管模式是势在必行,强化金融风险管理将是新模式的核心,结合我国情况,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监管模式应以机制建设为主,行政控制为辅。金融监管在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上施以必要的监管,外部行政控制不应是监管的主旋律,而主要任务是激励金融机构强化内部风险管理,建立科学系统的风险评估和资本管理制度,同时激发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监管当局则要经常审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程序的设计和执行情况,并为充分发挥市场约束机制斩棘开道,促进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的发挥。
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需要,还 应建立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约束或缓冲机制。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外逃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旦国内金融和经济出现不利于资本的迹象,大量资本外逃在所难免,尤其是短期资本,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使资本流出防不胜防,“落井下石”的影响更加重了资本流出,甚至危机。90年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很好的例证。我国虽然至今仍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误差与遗漏”项数值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由于大量资本外逃是伴随着外资大量流入,而二者是并存的,所以对经济发展还没有造成明显的恶劣影响。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大量资本项目交易混入经常项目交易所致。可见,阻止资本外逃是很困难的事。相比之下,对资本流入的控制会更有效,可以考虑在制度创新上如何提高短期资本流入的成本,提高流入的短期资本进行大规模投机的交易成本,如何控制对外债的需求等等,一些国家采取对流入的短期资本实行无息准备金制,或通过税收抑制短期资本大规模的流入,都是比较有效的。此外,通过金融监管模式转化,如加强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借助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规范,发挥市场约束机制都是应该考虑的。
(三)注重国际储备规模及债务结构的优化
1?国际储备规模及债务结构
墨西哥官方储备在危机前(1994年)增长速度是较快的,其官方储备在1993年底达到最高峰250亿美元。但是,墨西哥政府和私人企业的短期负债很多,1994年墨西哥政府和银行的短期负债据估计至少为国际储备的4倍。这些短期负债的流动性非常大,只要受国内外经济影响,其中部分抽离墨西哥,则外汇储备就被耗尽。
中国从1995—1997年3年中官方储备增长也很快,1995年为735.97亿美元,1996年1050.29亿美元,1997年1398.90亿,1998年8月底已达到1400亿美元。同时中国外债结构中75%都是中长期债务,短期负债总额约占25%左右,这就把还债的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
2?汇率制度
墨西哥和东南亚诸国都实现了其货币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九十年代初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改革和自由化几乎排除了资本流动的任何限制,将国内资本市场向国际投资者开放。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政府将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在一个较窄的幅度内。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和资本市场缺乏控制产生了内在矛盾,当货币市场受到外部冲击时,政府必须用外汇储备维持汇率;而由于缺乏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导致资本的大量流出,对政府储备造成巨大压力。当危机发生时迫使政府放弃钉住汇率或者控制资本流动,造成汇市大幅震荡,国内经济动荡。中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实行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并且在经常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但汇率的波动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允许政府更灵活地控制汇率。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政府对资本账户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现在看来,人民币不能过早、过急的自由兑换应属明智之举,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使我国在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免于劫难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比较中看,尽管我国外汇市场目前并不存在构成金融风险的显形因素,但由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数额大、比例高;资本金严重不足,部分金融机构资不抵债;金融监管系统不完善,整个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国家财政基础还不十分雄厚,以及当前我们面对着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要千方百计增强我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能力。
3?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己达3000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它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空前增强,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我国抵御国际经济冲击的能力,是偿还外债的重要保证,是稳定汇率的物质基础。
但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长的背后存在着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从1997年各国对外经济状况的横向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为921,泰国为75,韩国为58,墨西哥为20,而国际警戒线为100,理想区间为100-500。外汇储备与债务总额的比重(%),中国为106.1,泰国为26.8,韩国为21.6,墨西哥为12.9,国际警戒线为30,理想区间为30。外债总额与GDP之比(%),中国为13.3,泰国为59.1,韩国为29.9,墨西哥为35.2,国际警戒线为50,理想区间为20-50。(资料来源JP MOCRGAN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我国1997年国际收支主要项目,经常项目顺差198.7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301亿美元,外汇储备139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452.57亿美元(资料来源《人民银行统计委报》1996-1997年)。根据资料显示,按照国际一般标准衡量我国外汇储备,存量偏大,我国各项对外经济指标远远高于国际警戒水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稳定国内经济,在开放中增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这种过度回避风险的倾向会降低本国资源使用效率,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许多负面影响。①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反映出外汇市场供大于求,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央行在外汇市场买入外汇同时,被迫投放大量基础货币,由于缺少充分的冲销手段,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冲击。②外汇储备过多,会导致外汇资源效益低下,甚至闲置。资料还显示,我国贸易和资本项目同时出现大幅度顺差。这违背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应该是经济项目基本平衡或略有逆差,而资本项目在较长一段时期保持顺差。在这种条件下,国际收支保持动态平衡,外汇储备实现稳定增长。另外,在资本项目增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1993—1997年每年比上年增幅分别为22?7%、12?80%、9?5%、8?4%。这就要求我国要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引导,防止这部分资金流到高风险投资领域和生产过剩的行业。
参考文献
[1]张宝珍.经济全球化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J],世界经济学,1998,(9)
[2]李罗力,唐杰等.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政策分析[N],开放导报,1997-11-5(2)
[3]潘乃巩.来势凶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J],国际展望,1997,(16)
[4]茶宏旺.东南亚金融危机论文需求引发的思考[J],世界经济学,1998,(12)
[5]谭雅玲.墨、泰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J], 望,1998,(10)
[6]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J],世界经济学,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