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先读书,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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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止庵”是因为张爱玲的《小团圆》。2009年，内地出版《小团圆》，他是校订者。原稿复印件中遗漏了一个字，他给补了出来。
止庵写的《周作人传》，也在同年出版。此书“容有空白，却无造作”，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周氏研究者所作的传记，出版不久就重印了两次。
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年，止庵看过所有关于周作人和张爱玲的公开资料。而部分尚未出版的最新资料，此刻正躺在他的书房里。
他当过医生、记者，还当过外国公司的雇员、出版社副总编辑，最终却回归书斋。从读书到编书再到写书，他著作颇丰。媒体对止庵的评价很高，但这位“明显与其他研究者拉开了档次”的学者，似乎并不大愿意面对媒体。
望京的家中，客厅被他改造成了书房。他安静地读书，与世无争。
作文得分为什么总是“5-”？
高个儿、平头，戴着黑框眼镜，说话不疾不徐。见过止庵的人都说他身上有一种书卷气。
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母亲也是大家闺秀。1949年，父母从香港返回大陆，住在北京东城的西颂年胡同。小时候，他曾见过家里的藏书，“整柜整柜的，满屋都是”。
七岁时，“”爆发，家里的藏书几乎都被抄走，能看的只剩下了少数几种红色著作。“连辞典都找不到一本，只好去看《选集》文末的注释”。他还曾从同院的邻居那里借到一本《水浒传》，前后看了30多遍。
父亲在外地，每年只能回家一两次。在止庵的印象中，父亲慈祥、热情、“特别好玩儿”。
“”期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沙鸥先生就用两副算术棋改成一副麻将，一家人围成一桌，借以消遣。怕被邻居发现，窗户都用床单挡上，桌上铺着毛毯，以免发出声响。
胡同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门前又搭了个棚子种些扁豆丝瓜。小时候，止庵和他的哥哥姐姐们常在这里听父亲讲课。来听课的，还有沙鸥先生的朋友和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著名剧作家、话剧《鸟人》的编剧过士行。
读中学时，止庵的作文常常由父亲。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用红笔又圈又点，批上“好”或“很好”的字样，可所给的分数，却总是“5-”。他忍不住去问老师，老师说，“5-”已经是他能给的最高分了。
止庵的写作是从学习和模仿父亲开始的，最早也是写诗。“我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要经过他逐字逐句的修改。改完，他还专门给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修改。”止庵说。
开始写随笔，则是一个“偶然事件”：“有家报社的编辑约父亲写文章，父亲却把约稿信函转给了我，随笔作家止庵就这么诞生了。”
卡夫卡+庄子
1977年，止庵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口腔系。但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待他拿到录取通知书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学一周了。止庵当年的同学，大多是“老三届”。年龄最大的，比他大了整整一轮。
虽然读了医，但止庵对文学仍然心向往之。1978年5月，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新华书店送书到各个大学里卖，他当即买下了《安娜・卡列尼娜》、《鲁滨孙漂流记》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为了能够不断买到新书，他还和朋友一起从《社科新书目》、《上海新书目》上抄录新书信息，并据此来买书。此后，书单不断拉长。由国外而国内，由先秦而六朝、晚明、民国，他对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1982年大学毕业，止庵和一个比他大了12岁的同学一起分到了同一家医院，做了口腔科医生。后来又去一家报社做了五年的记者。
1989年，他进入一家外国公司工作，“经手的每一笔订单都有几十万美金”。这段时间虽然无趣，却奠定了他日后可以专心读书的经济基础。
1992年，止庵读到了卡夫卡的《地洞》，然后烧掉了自己之前所写的所有小说。“卡夫卡对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揭示得非常深刻，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能超过他”。
开始读《庄子》的时候，止庵还在报社工作。用四个月的时间，他把《庄子》通读了一遍。以后十年，他又看了一百多种《庄子》的注本。他的《樗下读庄》也由此成形。
“在思想上给我影响最大的是卡夫卡和庄子。我这方面就大致定型于这一西一中、一今一古的两个人的某种融合。”止庵说，“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权利。”
写《周作人传》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本书中提到：周作人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继续写作，“大概写文章也是‘山穷水尽’，无材料可写，只得抄抄亡友的来信卖钱了，其经济与精神的窘迫如此，是可叹的。”止庵对当时沦陷区的报刊逐一审核，发现自1944年下半年陆续停刊，周作人此时已无处发表文章，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卖钱”。
于是，止庵在《周作人传》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不起眼的话：“周作人继续写作，虽已无从刊布”。
容有空白，却无造作
在写作《史实与神话》之前，止庵几乎看遍了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所有资料。“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趋于两极，而我则希望用扎实的证据勾勒出一个真实的义和团。”
《周作人传》的写作经历与此类似。动笔前，他已经校订、整理了周作人的著、译作品近800万字。对传主的研究现状，他也已经了然于胸。他的原则是，“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宁可不说。”
止庵很信服胡适所说：“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他做历史研究和人物传记，力求避免“丐辞”。
在《周作人传》的自序中，止庵写道：“书中内容，容有空白，却无造作”。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既不是辩护者，也不是指控者”，“我当然自据立场，但我的立场并不能横亘在读者与事实之间”。
止庵认为，自己的这种态度多少与学医的经历有关。1977年参加高考，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根本不知道学什么好，只是遵从父亲的要求，不考文科而已。学医五年，毕业后只当了一年半的医生，未免白白浪费时间。但是多年以后，他倒体会到学医的一点好处了。
“最重要的在思维方式方面，”他说，“医生一要讲理性，二要靠实证，三要用逻辑。医学上不能预先设置前提，也就是不轻易接受既定前提。一切始于事实，加以逻辑分析，最终得出结论。”
《周作人传》出版后，有评论说他“以自己对周作人的理解为标准来解读周作人”。他看后不禁莞尔：若不以作者自己而以别人的相关理解为标准，则不仅难有“思考的进一步深入”，恐怕连“解读”乃至“思考”都谈不上了。
对话止庵：身份不同，依然故我
《中华儿女》：沙鸥先生对您的成长产生了哪些影响？
止庵：其实，我一生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长，加起来也不过三四年。但我的成长确实离不开父亲的指导。我记得，他在家的时候常给我们讲课，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写诗，写小说，特别重视古人所谓“文心”，即文章中那种特别的精微之处。我读书、写书，都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的。
《中华儿女》：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外企工作的那十几年？
止庵：我进外企是在1989年。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兴起了，北京一下子建起了好多高楼大厦。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当时的感觉是，时代变了。我在医院做过医生，也在报社做过记者。工作都很清闲，空闲时间很多。我当时想，自己不能一直这样活着，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就进了一家外企当雇员。
我在外企搞销售，但都是给人打工，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买卖。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很大。见了些世面，长了些见识。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也好了很多。最重要的，那些年的工作，让我不必再为生计问题所累。
《中华儿女》：从医学界到商界再到学界，您是如何完成这些身份的转变的？
止庵：其实不存在什么转变问题，或者说，身份不同，依然故我。我在医院和外企工作时，每天很忙，但总是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写作。每天晚上，周末，出差路上和在旅馆里，看的也是文学、历史或哲学方面的书。只是上班时专心工作就是了。一个人可以做完全不同的事，但不要在做这事儿的时候想着别的事，那样什么也干不好。
《中华儿女》：您对周作人和张爱玲的兴趣起于何时？
止庵：我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书是在1986年。之前看的都是一些比较煽情的书，突然看到一个能心平气和地说话的作家，觉得挺奇怪的，这对我是一种触动。周作人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写文章的态度。写文章有两种态度，有的人写文章如谈话，有的人如讲演。讲演要经常调动观众的情绪，要鼓动，要煽动，但周作人说写文章应该有如朋友之间的闲谈。
我接触张爱玲的书时间更早，是在1984年。她的小说、散文写得都很好，其中的见解也很深刻。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两个人，往下一层有三五个，再往下一层有十来个，最底下一层成百上千。有的人看书是从下往上看，还没看完底下那一层，时间和精力已经用完了，结果永远没接触最高的。我则是先看塔尖上的，看了周、张之后，好多作家的书就可以不看了。
《中华儿女》：近年来，对周、张二人的研究成为热点，据您的观察，有哪些原因？
止庵：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写得好，作品有价值，埋没不了。另外因为一直没人研究，多少造成空白，也就有天地可供学者有所作为。不过说老实话，目前对这两个人的研究总的来说水平还不能算很高，主要是材料不够，再就是观点受限，不能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