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研究的成就和今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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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传宝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公民教育引论》是当前公民教育研究中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对外国公民教育经验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中篇对我国公民教育历史做了简要梳理；下篇对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系统开展公民教育的目的、意义、内容、途径等做了全面阐述。应该说，下篇是该书最有理论创新价值的部分。这部分中关于公民教育概念和公民教育目标的论述，可视为近年来我国公民教育理论研究的高度概括；关于公民教育的重点内容和公民教育的实践策略的论述，可视为近年来我国公民教育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该书附录了六个文件，体现出该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我国中小学公民教育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成功申办奥运会，应该说，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教育背景，在此之后，公民教育在全国中小学校蓬勃发展起来。2006年5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了首届“北京青少年学生公民教育国际论坛”，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北京、香港、澳门的专家和教师，围绕青少年公民教育，从不同理论背景、不同研究视野、不同实践经验和面临的不同问题出发，交流了各自的观点和经验。这次论坛经充分讨论形成了一份名为“公民教育北京共识”的文件。“共识”有六点：第一，青少年学生公民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第二，教育工作者必须以身作则；第三，公民教育必须融入全部教学活动之中；第四，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形成密切合作关系；第五，积极应对互联网所带来的各种文化观念对青少年的影响；第六，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公民教育品质的必要途径。这六点“共识”集中道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公民教育是中国和全世界发达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重要教育内容；二是在教育途径和方法方面，各国具有共通性。2008年10月，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不久，北京市教委和北京教科院举办了第二届公民教育国际论坛。此次论坛的最后，收获了“六点行动建议”：第一，改进教学；第二，体验社会；第三，家校合作；第四，校园文化；第五，志愿服务；第六，国际交流。相比第一届论坛，第二届论坛强调了实践行动，强调了通过广泛吸取国际经验，丰富和促进本土化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式。2010年10月，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了第三届公民教育国际论坛，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丹麦、新加坡、日本、菲律宾、以色列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公民教育专家参加了会议，广泛交流了各自的研究和实践。

我国其他地区近年来也举办了一些公民教育国际论坛，如2009年10月，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次公民教育国际论坛，美国、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公民教育专家参加了论坛。至于以公民教育为主题的互访活动近年来就更多了。

北京三届公民教育论坛，在我国公民教育的推进实践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这些论坛虽然并没有直接带动起公民教育理论研究的高潮，也没有明显成为公民教育实践的巨大推力，但为中小学一线开展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开辟了广阔而宽松的环境，为公民教育的国际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丰富的条件。在公民教育的实践层面，组织方式的突破、交流频次的增加、价值认同的扩大，是这些论坛最重要的贡献。

这些论坛也向我们清楚地表达了三个方面意思：一是公民教育在世界各国中小学教育中都是重要教育内容之一；二是公民教育是一种实践行动；三是各国开展公民教育的方式都带有各国特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教师都从相互交流和参观访问中获得了收益。这反映出我国开展公民教育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我国中小学普遍开展公民教育是近十几年的事情；第二，我国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滞后于教学实践；第三，丰富的公民教育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三个特征在《公民教育引论》这本著作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书中对六个国家公民教育的介绍远远多于对我国实践的描述。而从附录六的文献索引中也可以看到，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只有12篇和11篇研究文献，2002年以后文献数量逐年上升，其中2007－2009三年的公民教育文献达到顶峰，或许与北京奥运会不无关系。

在北京奥运会筹办和举办期间，我国不仅修订了大量的陈旧法规文件，北京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还全面开展了奥林匹克教育。奥林匹克教育有四个重要概念，即：国际性、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人与环境的相互尊重。奥林匹克教育活动走过了从学习奥林匹克基本知识到参与体验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再到把奥林匹克精神进行本土化改造，融入学校日常的体育、德育和教学活动中的几个阶段。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教育内容也正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如“自信、尊重、宽容、友谊、拼搏、超越”；如“国际理解、地球环境、世界和平”；如“规则意识、社会责任、志愿服务”等。有学校把奥林匹克教育内容改造、归纳为19个道德和实践概念，在公民教育论坛上阐述了他们的理解和教学实践，受到各国专家的高度称赞。有学校结合课程改革开展了相应的“校本课程”的研究和实践。

《公民教育引论》这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为我们还留下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特别是以下两个课题值得特别重视。

一是“中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当下实践”。如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后，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效，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案例。有些成功的实践，已经在学校层面扎下了根基。有些随着潮流涌起的实践，在奥林匹克教育周期性消退时，一时找不到依托和支柱，处于迷茫状态。如何总结经验以指导实践向纵深发展，是公民教育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当下实践”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是“中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演变”。《公民教育引论》虽然以结构上1/3的篇幅阐述了“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变迁”，对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公民教育思想和相关教育制度做了很好的论述，但是，历史的研究是一项非常专门的研究，并且是一个学科建设的基础性研究，“简要”叙述不足以完成基础建设性的任务。对于公民教育历史的梳理，人物思想和教育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国家的课程设置、学校的课程选择、教师的课程教学、社会的相关组织等做出细致的梳理。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虽然不像学科教育的历史那么透亮，但却不能不认可自清末兴学以来，我国学校教育中的公民教育始终未曾间断这一事实，只是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挖掘那些被层层迷障掩盖着的公民教育的历史轨迹，能够为今天的公民教育实践提供可靠的基因图谱。“中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演变”应当成为公民教育研究的独立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