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情 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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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6·26”医疗队在陇原》（以下简称《6·26》）在本刊8月文化版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反响。

《6·26》勾起了父辈们对以往落后医疗条件的回忆。甘肃地处边远，物资匮乏，医疗卫生发展受限极大，基层医疗状况更是苦不堪言，当地百姓常感叹：“百病缠身尸骨多，哭干眼泪无医药。”对于病痛的医治，很大程度上听天由命，诸如生育这类家家户户都要经历的医疗事件，也有“水缸边上跑马，跑过去就活着，跑不过去就死亡”的说法。至于药品，更是奇缺，刮破擦伤等都是就地取材的土办法，如依赖炕土、草灰等。

据史料记载，1949年解放时，甘肃省仅有医疗机构37个，病床80张，医务人员177人，并且都集中在少数城市中，农村无医、无药，广大农民群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如有疾病流行，往往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截止1966年，甘肃省各地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3089个，病床21021张，卫生技术员24394人。缺医少药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普通伤风感冒，没有或少药，就用花椒、白矾、姜片冲水服下。最惯用的就是搓热周身的肌肉、血脉，针刺十指，流出黑红色的血液，病灶就被解除了。或者寄托于迷信活动，企图克服病痛。兰州市拱星墩乡的老人们说：“我们感冒了，就去找尕四爷，他稍懂中医，多用土办法治疗常见的感冒病痛，头疼拔火罐，伤风喝姜汤，病灶严重了，就只能听天由命看造化了。”

女人生养后，为止血，将炕灰从炕洞里扒出来，细筛过后，缝绑在裤子里以止产后瘀血。条件稍差的，没有可以缝绑装灰的裤子，就坐在筛好的炕灰上，待干燥后，皮肤上都是黑褐色的干痂，撕扯时，疼痛异常。

甘肃地处祖国西部，山多水少，自然条件恶劣导致了村民生活的困苦，很多家庭都有孩子夭折的情况。如大脖子病无药医治，村民们就用木匠用的骨胶抹于黑布之上，粘住皮肤，晾干后尽力撕扯，意在拔出“大疙瘩”里的脓包，拔出的脓液令人触目惊心。此种医疗状况，使得人民群众生活惨淡，人均寿命很短。

据史料记载，北京下放到甘肃的医务人员共计1972人。1967～1977年，卫生部连续10年，每年向河西走廊选派400人的巡回医疗队，共计4000人。与此同时，驻甘部队各医院向农村派出大批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新建医院、创建科室、热忱服务、传授医技，填补了甘肃医疗史上的多项空白，为甘肃的医疗新技术开创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走访了部分与“6·26”医疗队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人员，一起回忆了他们亲历的关于“6·26”的往事。

《6·26》一文，令兰大二院病理科李晓鸣教授浮想联翩：“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我对‘6·26’的了解源于父亲的一些讲述。对‘6·26’事迹的重温，实实在在是对老一辈医务人员工作的肯定。医疗工作最终是要做到让老百姓有病可以医。‘6·26’医疗队赴甘，奋战在农村基层第一线，的确是为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甘肃老百姓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享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先进的医疗服务，老百姓是‘6·26’指示和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在当时极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们的到来，真的是久旱逢甘霖。”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他脸上洋溢着对前辈们无私奉献的敬佩之情。

李教授的父亲曾与“6·26”医疗队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有过共事的经历，北京医务人员敬业、勤奋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总是会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会默默地感染到其他人。话语不多、和蔼敬业是他们留给人们最深的记忆。李晓鸣教授讲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父亲蛀牙很严重，大部分牙都已坏了，去兰医一院看病。几个医生均建议将蛀牙直接拔掉，父亲很不甘心。这时，一位姓李的北京来的女医生走过来说：‘我来试试看，看能用多久就用多久。’于是，她耐心地将这颗缺损很多的牙补上，并且说：‘您先用着看，实在不行我再给您修。’几十年过去了，这颗牙一直用到现在，再未出现问题，足见其医德之高尚、医术之精湛。每每想到这些人，父亲总是很感慨。”

李教授还讲道：“医院工作具有高风险、高强度的特点，医务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对医院和医生的工作仍颇有微词，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误解，我国现有医护人员比例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病人看病难、排队时间长的同时，医务人员也在超负荷工作。如今的医疗技术并没有达到对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的地步，复杂的疾病状况使医生在看病的同时承担着极大的风险。我经常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就特别需要向‘6·26’医务工作者学习，放下自己的得失，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就这个角度来讲，‘6·26’是榜样，是精神，值得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学习。”

“6·26”事迹极大地鼓舞着如今的医务工作者。榆中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蒋建国主任在仔细阅读了《6·26》一文后，谈道：“北京来的医生们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崭新的医疗理念，这对于相对落后的甘肃来说，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帮助。那些专家们在北京等大城市，专业分科相对科学、细致，来到农村基层后，要经历一个‘从专到全’的过程，这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个人发展与人民群众利益之间取舍的问题。而这些专家们默默无闻地奉献，有些甚至一辈子扎根于甘肃农村，这样的举动真是可贵！”

诚然，很多医务工作者从自身发展来讲，都希望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在一些手术台都是临时搭建的村庄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诊断、手术完全靠医生的理论储备和经验积累，从医生个人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讲，会有落差存在。而当时，从北京、上海等地赴甘的医务人员，很多都是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来边远的甘肃服务，他们的个人牺牲促进了甘肃医疗事业的发展。

在甘肃，他们帮扶了大批当地的“赤脚医生”和青年医生，为医疗事业的后续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在甘肃省人民医院采访时，一位已退休多年的医师谈及当年“6·26”医疗队，他向我讲述了原甘肃省人民医院医务处主任、主任医师王章在甘肃医疗战线上奉献自己一生心血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