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傀儡与文明的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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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秀才与刽子手》被冠以“黑色喜剧”而于2006年底上演，一上演便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今年又入围“纪念中国话剧诞辰百年暨第五届全国优秀剧目展演”，参加下一步的评选，可见其影响。这部话剧可圈可点的地方甚多，但我最看重它的还是其包孕的那个喜剧核，那个让人看后过目不忘的人物命运所传递的思想内涵。
中国的科举制度曾经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贡献，即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创了文官制度的国家，但这个制度到了1905年，已经落后腐朽，在追随世界进步的大潮中终于被朝廷废除。与此同时，被废除的还有酷刑制度，这个制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起过任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这两个制度的被废除本是一件历史进步的好事，然而，它却在具体的两个小人物身上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厄运：秀才徐圣喻和刽子手马快刀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职业，并且逼迫他们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处世准则和人生观念。这样一个结果，产生了很多令人发笑的人物行为，也产生了很多发人深省的哲学思考：为什么代表着历史进步的国家行为本来是解放民众的一个举措，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反而会使小人物们深受其害呢？不过，剧作家更关心的是这两个小人物在其中所发生的从绝望到近于死亡的喜剧命运，而我却要从黑色喜剧的命运中梳理出蕴含其中的思想内涵是怎样由喜剧核里释放出来的。如果说，马快刀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最小的零件，因而受到损害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徐圣喻分明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怎么也会受到足以影响他生存的损害呢？这是可以深究下去的哲学思考。
秀才徐圣喻在科举考场上奋斗了数十年，屡败屡考，颇有一种悲壮的情怀，以至他在连续的失败中将科举的目的――中状元，看得并不重要，而把能够参加科举考试当作了人生的唯一乐趣。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行为和心理，构成了这个人物的喜剧核。但这只是徐圣喻的表象，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对科举制度的吸毒上瘾式的行为和心理。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荒谬性。本来，徐圣喻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这是我们自“五四”以来形成的一个固定观念，按理说他最应该对废除科举制度举双手拥护。但他也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这是我们过去没有看到或者说故意回避的另一面：徐圣喻可以凭着秀才的身份得到朝廷的一份赖以维持生计的补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离开科举考试便无法生存的腐儒。于是，受害者是外人看到的事物实质，而受益者才是其本人体会到的实际好处。
刽子手马快刀也是人类文明制度下培育出来的畸形人物。这个人物凸现了人类文明制度的残酷一面。封建制度是人类的一种文明制度，它创造出的杀人酷刑却完全违背了人性，这正是文明的双刃：一方面创造了人，另一方面又毁灭了人。马快刀以此为职业，他剐人的刀法精湛，他腰斩的技艺绝伦，他已经不再仅仅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了，分明是在实施酷刑中得到了畸形的乐趣和。于是，当酷刑被废除之后，马快刀的刽子手职业没有受到威胁，但他却因为丧失了那种畸形的乐趣和而愤然辞职。由此，马快刀被一种文明制度培养出来的深层需求得不到满足，转而开肉铺在割猪肉的过程中寻求替代品。这个人物的形而上之意味恰恰在此体现出来。
于是，在天然的人性被塑造成文明的人性同时，人性也被文明强制性地戴上了一副难以脱下的面具，人性也因此而成了一个戴着面具的傀儡。本来，读书识字，这是个人趋向文明的一个标志，这正是刽子手马快刀崇拜徐圣喻的原因之一。但是，当这个读书识字和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文明后，它的命运就发生了质的改变。徐圣喻不再满足于能够读书识字，他要追求的是科举考试所带来的一切利益。文明的人性因此便和这种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这种文明腐朽死亡之时，人性便也显出了傀儡的两难：一方面，天然的人性要求人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徐圣喻失去了朝廷提供的补贴后必然要自己解决衣食问题；另一方面，文明的面具却一时难以脱下来，徐圣喻放不下身份也适应不了新的求生方法。他和戏里的那几个偶人，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性和互为喻体的关系，这使得戏中出现偶人以及真人戏与偶人共处一台有了合理性而和谐一致。徐圣喻和马快刀是戴上了看不见的文明面具，而偶人则是戴上了看得见的傀儡面具。
对于马快刀来说，刽子手的职业本来就具有非人性的色彩，他从一开始就是人性戴上了面具的傀儡。他也和戏里的那些偶人一样，平时将他的真实面目掩藏在刽子手的面具之后，一旦他与徐圣喻互换了角色之后，他从读书识字中得到了乐趣和，他人性的一面在令人发噱的实际生活中得到了释放。于是，当秀才被迫改行当上了屠夫，在割肉的生涯中释放出他的全部聪明才智，而刽子手却端起了唱本阅读，在咬文嚼字中满足着他的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的文明学习西方制度的共和制带来的人性复归和和谐，而是另一种人性的傀儡，畸变和不和谐是那么的刺目，这正是每一种人类文明的双刃性所致。他摧毁了一种不合理的约束人性健康自由发展的文明制度，同时它又带来了另一种不和谐的强迫人性改变其自由规律发展的文明制度。这大概就是《秀才与刽子手》给我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