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大城市规模将浪费人口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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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个国家总人口和最大城市规模的相关关系，来分析世界各国的城市规模，中国的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明显偏小。一亿多人口的日本，它的最大城市东京有3700万人口，5000万人口的韩国，其最大城市首尔有1000多万人口。作为十多亿人口国家的最大城市，北京和上海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应该至少按照5000万人口来规划，才能够把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违背规律，强行限制大城市的发展，会导致各种问题。

一、削弱了创新力和拖累经济

大城市的优势体现为集聚效应，更多的高素质人口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更旺盛的创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升效率。就像我们不应刻意阻止年轻人创业一样，也不应阻止年轻人去大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尤其需要创新来推动，而大城市则是最具有创新经济的引擎。如果户籍控制和高房价不断推升像华为、联想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的人力成本，那么中国的创新力将会被大幅削弱。现在中国几乎各个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方向。对三四线城市的投资收益已经越来越低；唯有对一二线城市的投资还有比较高的回报率，在这些城市，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拉动内需和消化产能的良药。

二、抬高了房价

严控城市规模只能暂时减少需求，但是，这种减少需求的方式是违背经济规律和不可持续的。相反，严控城市规模的政策使得很多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反而推高了房价。正确的政策是通过增加供应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实际上，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东都有充足的可开发的土地。北京和上海的建成区只有可开发面积的20%到30%。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大约是上海的1/10，人口却大约有上海的1/3，而且还是个花园城市。所以用北京和上海的土地做一个50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是绰绰有余的。

千万不要抱着地方割据式的“小农思维”来制定土地政策，在北京和上海留出耕地，反而去占用偏远地区的耕地大力开发中小城镇。从国家整体来看，这种做法严重浪费土地资源，降低土地使用效率。而且，由于一线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通常要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这种地方割据式的土地政策更是大量浪费我国的耕地资源。从实证分析来看，增加土地供应对抑制房价是有效果的。这两年，杭州和广州的土地供应比较充足（相对于深圳、南京等城市来说），就比较好地抑制了房价的上涨。

三、导致交通拥堵等城市病

严控大城市规模也体现在按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人口规模来规划城市。比如，北京的城市规划曾一度按照800万人口的规模来规划，道路、地铁、学校和医院等设施严重不足，导致拥堵等各种城市病。如果按照5000万人口规模来规划，交通会比现在好得多。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有利于环境和公共交通的高效利用，只要规划充足，“大城市病”完全可以解决。东京、纽约的中心地区的人口密度和规模都不亚于北京、上海，但这些城市很好地解决了城市的交通和环境问题。

四、减少了社会流动性，

加大了贫富差距

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地区和城乡之间。包括户籍政策在内的很多阻止人口流向大城市的政策，实际上加大了贫富差距。这样的政策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比如，把低技能人口都挡在城市以外，会推高城市里的各种服务成本。如果一个在华为的工程师都雇不起保姆，必须自己做各种家务，其工作生活的效率和质量就会下降，也更加生不起二胎。虽然职业没有贵贱之分，但经济收入有高低不同。如果保姆在城市里租不起房子，不得不回到农村，只会更穷。的确，让更多的人流入大城市会使得乡村和小城镇加速衰退，但是这正是减少贫富差距的必经之路。

五、资源投入不足，导致低生育率

世界上房价最高的东亚城市，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城市。大城市的各种生活成本原本就很高，不算房价，每年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就要花费几万元。如果算上房价，多一个10平米的房间给小孩，就可能需要再要投入几十万元。这让大城市的年轻人养不起更多的小孩。所以，除了通过大幅度扩大土地供给来抑制房价以外，政府还应该对多个小孩的家庭减税并且给予入托、入幼和入学上的便利。高企的房价和育儿成本使得中国的一线城市的生育率不到1.0（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不到一个小孩），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灾难。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要把这样的人口规模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把大城市建设成为规模最大、环境优良、交通便利，并且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人才聚集地。虽然这些大城市中的中心稀缺地段将是世界上最贵的，但是由于城市规模庞大，在很多城市的副中心和卫星城却还有比较合理的房价。到那时，这些城市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也将会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可以这么说，拥有适合生活和生养孩子的大城市是中国成为一个先进国家的前提条件。

（摘自新华网2016.4.11，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