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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的行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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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行为表现会令我们感到不适:比如当我们看到有人在公园里攀折花木,或者发现宠物在公共场所随地便溺,再如遇见老弱病残乘坐已经满员的公交车而无人让座。

一些人在公共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会令我们感到厌恶甚至气愤,这并非我们为人太过挑剔苛责,而是作为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具有的正常态度,是一种在良知作用下的合理情绪反映。意即对此类现象,我们本应会表现出鄙夷和挑剔。

对于诸如此类的社会不良现象或行为,人们往往拥有相似的情绪体验,但是行为表现却大相径庭,比如有的人选择木然无视,有的人会选择蹙眉沉默,还有人会义正词严地进行规劝制止――过后,往往会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聊一聊,表达自己的愤懑与感慨,或者只字不提。崔久霞老师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当时沉默,过后感慨。

教师,首先是一个普通人,对所遭遇的社会不良现象或行为会产生上面情绪反映和行为抉择,但作为特定角色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或许还可以思考更多。

人们的“良知”或者“公德”意识从何而来,虽然有古代圣哲归之为人的“天性”,但更是后天的教育使然。在当代,学校教育承担了使人们获得这种公德意识的大部分任务。尤其是教师,作为职业要求,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角色。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道德教育不仅限于学校范围,也外延到社会生活当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也不仅限于学校范围,也外延到社会生活当中。

因此,我对崔老师的疑问是:她在自己的遭遇过程中,是否意识到作为教育者的角色职能了呢?我们可以尝试用假设来思考:

假设之一,如果脚扭伤的是另外一个同事,崔老师作为同伴,和他一起上车后,发现没有一个孩子让座,崔老师会怎么做呢?是无视、沉默,还是会对学生们说点什么呢?她是否会为了受伤的同事能安全乘车,而对学生们提出一些请求呢?作为一个施助者,我想崔老师会为受伤的同事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的。但毕竟受伤的是崔老师,她自身作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己而向学生表达一个请求呢?如果她表达了,那么,假设之二,崔老师因为身体不便而对那些挤身而坐的、低头不语的、偷瞥伤者或扭头面向窗外的学生们发出一个请求,学生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会不会至少有一个学生起身让座呢?我们宁愿相信这种可能的存在吧?更进一步,我们会更相信面对伤者的请求,会有更多的学生陆续起身让座。事实上,即便崔老师没说,但她因急刹车而尴尬地倾身而倒时,有一个小女生让座了。有鉴于此,

假设之三,当有人起身让座之后,崔老师可否抓住这个时机当即对这个女生表示感谢呢?是否可以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呢?当其他学生分享到教师的感谢与感激时,是否会心有触动呢?教师捕捉到这种心灵触动后,可否鼓励学生也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呢?如果崔老师适时说点什么,车上的尴尬气氛与学生的行为举止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以上三个假设,我都没有从崔老师提供的文字中看到。对于此种遭遇,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不良现象,或者一个缺乏社会公德的教育问题。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应有一种敏感:这个现象或者问题,其实是可以当作一个教育机会去表达出来、展示给学生的。

此种遭遇对常人而言,他们判断是社会不良现象,是公德问题无可厚非,对教师而言,其实它有变成教育机会的可能。沉默不语,让问题始终成为问题,而没有变成教育机会。所以崔老师感慨不已,随后依旧将这个“问题”与同事交流,“只有一个小女孩肯主动让座”让同事们感到很生气,并与崔老师一起继续感慨。

假设之四,崔老师如果将小女孩的表现与同事交流,并对该生的班主任传递感激之情,甚至将此情通过某种途径表达给她的家人以及更多的人,会怎样呢?这是一种必须吗?还是不必那么做呢?是否会有一些同事协同崔老师将这个亮点放大、触动更多人的心灵呢?在崔老师的遭遇中,她的感受有郁闷,也应该有感激,这二者都是可以当作感慨而去向他人抒发的吧?选择哪种感受去抒发呢?让同事或更多的人去分享哪种感慨更有意义?

崔老师在反思中,也谈到了文明礼仪教育,认为“孩子们都非常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而却极少有行动的勇气。”学生们的勇气可以被激发吗?激发勇气的教育环境在哪里?课堂、学校、崔老师与学生们尴尬相遇的校车上……是否有激发学生表达文明礼仪的勇气机会呢?

洛克说: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但是使他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通过崔老师的遭遇,我并不认为校车上的学生心中缺乏美德,也不认为他们在行为上缺乏表现良好文明礼仪的动机――毕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非常明白”这些了,他们或许缺乏表现的勇气,然而给他们这种勇气的,可以是谁呢?可以是崔老师吗?如果我们可以将一个教育问题看做一个教育机会的话,崔老师应该可以反思一下以上诸多疑问的。

问题即机会,生活即教育,校车即课堂。你我是常人,也是具有教育敏感性的教师,如何抉择?与您共勉。

(北京大兴教师进修学校德育研究室 韩景贵)